龚秀枝丨三十五年前,我的那一场难忘的婚礼

最近我和丈夫去补照了结婚照,那天从化妆到照相用了一个多小时。我们换了八次服装,每种服装都要照几种姿式,共照了70多张。拍结婚照那天我的心情特别好,相片的效果也不错,有几张我笑得像朵花似的。看着一张张相片,我的思潮翻滚着,当年新婚的情景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80年乌盟师范毕业后,我和丈夫都分派到商都县范家村社中任教。1981年9月30号,是我们结婚的日子,昨天我们还都忙于工作。

结婚那天,天气格外好,阳光灿烂,晴空万里,风和日丽,今天是个好日子,我要嫁人了! 乡村的人们都忙于秋收。我家也不例外,爷爷大早就去了打谷场,忙于收拾庄稼。奶奶在家为我准备着出嫁的早餐,白白的大米饭,炒鸡蛋,绿色的葱花,金黄的鸡蛋满满一大盘是我新婚的美餐。我和丈夫还有一个同事(我们的宾公),我们吃完饭每人骑一辆自行车回婆家完婚。当时正是秋收的时候,亲戚们或打谷场、或田间地头,都忙着自家手头的活。 我的家没有一丝聘姑娘的迹象,我的新婚没有首饰,没有鲜花,没有祝福,没有亲人的送行,更没有花轿,我悄静地嫁人了。

清楚地记得,我一条灰色裤子,红色高领毛衣和一件花格外套,丈夫一条灰色裤子,是我们所有的新装,其他内衣等都是洗干净的旧衣服。我们三人骑着自行车,爬坡上梁,蹬呀蹬,一个多小时,到了十八倾乡三娃村——丈夫的家。

来的婆家,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门上那鲜红的门红。这是一个没有大门的陈旧的三间土屋的院落,斑驳、脱落的院墙。一堂两屋,东边那间窗户两块不大的玻璃,西边那间是几块小玻璃组成的窗户。看见我们回来了,一群陌生的面孔迎了出来,丈夫和同事顺利地进了家,我被挡在了门外。我从窗户望着屋里的丈夫,请求他出来领我。筋疲力尽的我 说完一屁股坐在院里的一条凳子上 。丈夫出来了,连拉带扯把我带进了家。

我们的婚礼没有任何仪式,婆婆做了油炸糕,五六个菜,坐了一土炕的农村亲戚,没有任何表示,吃完饭,抹抹嘴,跳下炕走人。丈夫的两个同学,送给我们一个大花茶盘,一个很喜庆的脸盆。脸盆红边,底部是两个红色鸳鸯和一个大红喜字,盆壁的里边是八个喜字和八个好看的图案,交替排列着,外边是一圈连在一起的红色花儿。这是我们新婚收到的所以礼品。我非常喜欢这两件礼物。它象征着同学的友谊,也包含了他们诸多的祝愿。在生活中使用的时候我小心翼翼,生怕碰着。有心的同学袁为我们带来了相机,拍下了唯一的结婚照。如今结婚照不知流落谁家,袁也早早地走了,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他是丈夫和我高中最好的同窗,每当看到那个脸盆就会想起袁,眼睛就会湿润,永别和思念是令人痛苦的。

下午公婆忙着去干活,我在家里缝被单。晚上,婆婆做了面条,希望我们以后的日子长长久久。饭后没有人闹洞房,我们悄没声息地睡了。10岁的小姑和我们睡在婆婆平时住的屋里,小姑就睡在我的身边,家里其他人睡在西的间杂房。

早晨起来穿衣服时 ,发现我绿色的纯毛裤上,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大个虱子,看着熟睡的像一头狮子一样的小姑,我哭笑不得,只好叫丈夫来处理这件令人龌龊的事情。我和他的家人共同生活了一天,第三天我们就重返工作岗位。这就是我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

在现在人和富人的意识里,新郎新娘结婚那天,必须全身穿崭新的衣服。婚礼的场面尽量气派,规模宏大。这样一对新人以后的日子就会日渐富裕,幸福无比。我认为二者没有必然联系。我们当年的婚礼是寒酸的,但我们日后的光景越过越富裕,并没有比别人差。而今,我们在当地住进了新楼,我的儿子也在大上海有了自己的楼房。

我觉得人最重要的是品德好,心态好,心地善良,生活勤劳节俭,夫妻同心同德,公平对人、对事,天公才会作美。

作 者 简 介

龚秀枝,女,1956年出生在内蒙古偏僻的农村。80年毕业于乌盟师范语文班,参加工作一直从事小学语文教学。2012年退休,喜欢写记事散文、游记等,系中国著名行走散文作家联盟成员,自媒体《行参菩提》签约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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