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河星空丨三个“爷”的故事/陈社英
俊杰爷
直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解放前几十年，我们村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当过土匪。我心目中的土匪，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但是我们村据说是土匪的人，解放后几乎整日在村里劳动，有的还有一技之长，他们说话和蔼，一点看不到匪气。比如门前有一个碾子的庚信伯，说话甚至还有些腼腆，对自己的孩子也很少高声过，更不要说打家劫舍。我甚至觉得，说他是土匪都是抬举他，好像故意给他这样一个唯唯诺诺的人增添传奇色彩一样。
土匪最终的目的是抢财物，因而不抢穷的叮当响的人家，绝大部分专找富人家的茬。他们撬门扭锁，跳墙挖暗道，先暗偷，被人发现了再变成明抢。因而小偷小摸与土匪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界限。有些人偷人钱财被发现失去羞耻感，往前再走一步就当了土匪。土匪最怕的就是在别人家墙根挖了一个仅能钻进一人的小洞，头刚钻进去，就被人在下巴底下支一块砖，进也进不来，退也退不出，只好束手就擒，所以直到现在，灞桥一带还有“给人下巴底下支砖”这个俗语，说的就是故意给人造难堪，使人进退两难。
土匪进村往往走后门，我们村只有一条街道，所以南北两边人家后墙之外各有一个城壕，人们把它的土拉走，挖成一条壕沟，据说原来还积有几尺深的水，所以后墙显得高不可攀，令很多土匪望而生畏。后来虽然没有积水，但是城壕里长着半人高的蒿草，连贪玩的男孩也很少到那里去。
据说土匪心狠手辣，他们最狠的一招叫“点天灯”，就是将家里的扫帚堆在一起，泼上汽油，将所抢的这户人家的主事人捆绑在扫帚上，再点着扫帚，将人活活烧死。不过，土匪是为了抢钱而不是为了要命，他们主要是用这种残忍的手段威胁这家人，让他们拿出家里藏的所有钱财，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点着这把火的。
土匪还有一个手段，叫做“大头娃戴枷”，就是将人的两只手背在脑后，用细绳子把他的两个大拇指相对绑在一起，趁人不注意往后一拉，人就疼的喊爹叫吗。其实，差不多的人宁愿被烧死也不愿受这样的活罪。人们往往用”钱财是身外之物“等话来说服自己，与土匪妥协保个平安。因而我们这个一马平川，并不适合土匪躲藏的地方，却村村有土匪，他们虽然“不吃窝边草”，但是却造成你害我我害你的局面，一直祸害十里八乡，差不多相当于“易子而食”的残忍。
据说，我们村的谭俊杰就当过土匪，他身材很高大，说话也声音很大，他的老婆不像我们当地女人，脑袋后梳一个圆形的发髻，用黑色的丝络网住，而是把花白的头发，用一个黑花卡子往上别着，卡子上面裸露着许多头发茬子。按辈分我把他们叫爷叫婆，解放后，他们在村里劳动，抱养了一个孩子，将他养大成人后，又给他娶了媳妇，生了好几个孩子。
改革开放后，俊杰爷第一个在我们村子西头西韩公路西边临街开了一个“谭家牛羊肉泡摸馆”，他总是亲自抄刀，生意很是红火。上世纪80年代，我们每个月工资几十块钱时，他就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几乎相当于我们一辈子所挣的工资。
每天晚上，他要熬大半夜来煮羊肉汤，累的腰都有些弯了，只好喝一包头疼粉或者一片止疼片，打起精神继续做。他开玩笑说：钱里面有火，烧的人睡不着。我们村里，很长一个时期，止疼片成为必备的一种药，不是为了治病，而是为了支撑。
我到现在都在想：当了十几年土匪的人回到陈家村，生活平静安宁，终身不再为害乡里，而且还给村里人办了许多好事；他的儿子养了奶牛，挤奶时总是给人多挤一些，这是不是陈家村的一个奇迹？小小的陈家村，是不是理想社会的一个缩影？
得运爷
我们陈家村人经常为自己村几乎没有杂姓人而自豪，为自己村街道整齐厕所都建在后院而自豪，可是很长一个时期，附近几个村子的人却戏称我们村是“三光村”，糟蹋一下我们的傲气，也为自己村子找一点优势。据说这“三光”的第一光，就是我们村的三个队长都是清一色的光头，他们不是剃光了头，而是小时候头上长期有疮，一片一片的癞疮疤过后，到最后头上“寸草不生”。他们整日带个帽子，冬天戴棉帽，夏天戴草帽，秋冬戴布帽，用来遮掩光头的丑陋；有的干脆什么也不戴，肩膀上扛着光脑袋晃来晃去，人称“电光头”，大概取其光光的头像那时候才通电的电灯泡一样亮吧！
我们村的第一光是队长房德运，我叫他得运爷，他和我父亲差不多年纪，生于一九三五年前后。得运爷和别的光头不一样，他几乎整年出外都戴一顶草帽，晴天挡太阳，雨天挡雨水，到了冬天就用来挡寒气，如果在家，他就什么也不戴，任凭那一颗光脑袋亮亮的闪光。他不姓陈，祖上也不是陕西人，解放前随母亲逃难到这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他的母亲有七十多岁，头发灰白，满脸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笑起来像核桃皮；嘴里几乎没有牙，难看的向里瘪着。她面容慈祥，经常坐在炕上用尽气力包住嘴唇嚼东西吃，说话一串一串的，可惜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他们一家就住在我家大门以外靠近街道的三间庵间房里，村里人说那里原来是我们家的门房，解放时分给他们家，现在那座房子大门没有动，中间一间是厅房，两边隔墙上各有一个门，里面住人，这就是关中房屋最常见的格局，俗称为“一明两暗”。
解放以前，他给地主家扛长工，因此，他会赶大车，木匠铁匠泥水匠所做的活也略知一二，正经干可能不行，修修补补是一点问题也没有的。他干农活更是一把好手，割麦子、种谷子、养牲口等更是他的拿手活。他了解我们村绝大部分土地的特性，哪一片土地有多少亩，种什么庄稼收成好，都长在他的肚子里。后来很长一个时期，他当队长，村里的土地各得其所，一连好几年收成不错，很是让周边几个村的人羡慕嫉妒。
农历五月，麦子熟了，大地一片金黄，金黄的麦穗沉甸甸的，随风漾起一层层金色的波浪，空气中弥漫着麦子诱人的气息。割麦子的人大多是女人，她们弯着腰，一会直立起来透透风，这满地的麦子，顿时成为女人飘飘的衣裙。这几天最怕刮大风，一夜大风，麦粒落地，就会颗粒无收，所以称做“龙口夺食”。这时，德运爷最紧张，他嘴里念着“蚕老一时，麦黄一晌”，每天下午都要到地里去转一转看一看。我们村有田地近五百亩，村子周围东西南北都种有麦子，但是，那一天派多少人收割那一片地，他都心中有数。
那时起得最早的是割豌豆麦，因为要趁早上露水未干就把它割完拉回到场里，不然，太阳一出来，人收割时用镰刀一碰一割，豌豆角炸开，落在地上，收成就会大大减少，一季辛劳几乎打了水漂。
天还没有亮，启明星还在头上闪着寒光，德运爷就拿着话筒，从东头喊到西头，他沙哑的声音夸张的喊着，直到声嘶力竭。不一会儿，晨光朦胧中，人们影影绰绰，打着哈欠，努力撑开睡眠不足的肿眼皮，一溜烟的去割豌豆麦，一搭镰，豌豆就“铃铃”“琅琅”响个不停，刚刚还迷糊的人们，顿时清醒。
割豌豆麦起得早，有时还很寒冷，没有夹袄的村里男人，光着身子穿着棉袄去割麦子，一会儿割热了，太阳也慢慢出来了，就脱了棉袄光着身子割麦，身上就会被麦子剌出一道道红印子，男人就会一边割麦子，一边诅咒，不知道是诅咒麦子，还是诅咒太阳，然而细细想来，太阳与麦子这两样东西（有些不敬）近乎神灵，是一样也不敢怠慢的。
可惜，社教运动他被划为“四不清”干部，撤了队长的职，还退赔了几百块钱。那是我父亲大学毕业整整一年不吃不喝的工资，农村人挣工分分钱，对于这个钱数，连想也不敢想。从此，他们一家人生活陷入艰难境地。他老婆几乎整年沉默不语，他抱着头在地上蹲了很久，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也没有人想知道他在想什么。
再后来文革结束，他又当了短时间的队长，但是他的胆略勇气再也没有恢复，我们村的土地，种在他的肚子里，再也没有开出花来。
再后来包产到户，再也不用队长村长喊人干活了，他们仿佛失了业。他经常催人干活在村头皂角树下敲的大钟，喊话用的铁皮喇叭，也不知所终。
坤爷院落
“陈家大村大社的，容不得你胡来！”“看人家笑话咱，人家不拿嘴笑，拿尻子笑哩！”这是陈家村人教育娃时常说的话，说明陈家村人很看重德行乡性，陈家村人很看重舆论的力量和道德的自律，坤爷就是陈家村人，他大名陈坤山，因为他家辈分高，人老几辈都排不过来。所以全村人老老小小，几乎都叫他坤爷。人常说：人穷辈分高，想来坤爷祖上也很贫穷，但到了坤爷这一辈，靠他的聪明，勤奋，钻研而得来的才学还有魄力，硬是把一个不起眼的小家过成了较早进入小康的颇有文化气息的家庭，这是村里人都羡慕的，同时，也是读书人比较理想的家庭境界。
坤爷以一己之力，曾让父亲安享晚年，让母亲在半瘫之中度过了八年有医药有侍奉的生活；几个妹妹也以他为依靠；他的外甥也深受他文化的濡染，谈吐之中露出从他家文脉中流出的气韵。
特别是他的两儿一女，喜欢思考，喜欢写作，在失利时淡定，在获得时谨慎。在有了一官半职时从不到处题字留念；仍喜欢吃包谷珍，吃哨子面，他们喜欢回到坤爷生前居住与喜欢的院子里，对着坤爷生前栽种的竹子思考反省。或许，有新的构想，也未可知，我们只是约略感觉到，坤爷的气质由内而外，又由家庭辐射到我们陈家村，我们这些晚辈也就有幸吐纳这样一种富含文化的空气。
作 者 简 介
陈社英，1956年出生，陕西西安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年考入蒲城师范，后来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进修学习。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曾在《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女友》等多种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作品。作品收入《青年散文一千家》等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特别点评。曾担任《青少年文萃》编委；全国青少年作家作文大赛评委；《古都文萃》杂志副主编。2015年出版散文集《美丽而疼痛的村庄记忆》，始终认为文学与教育是自己放飞理想的双翼，是慰藉心灵救赎自我最初与最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