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国忠：鲁迅的业余爱好六题

鲁迅一生非常珍惜时间，把别人用来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了为时代和人民鼓与呼的文学事业上，把自己的“专业”做到了极致。但他又是个极具生活情趣的人，有许多与常人差不多的业余爱好。他在这些业余爱好上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许多“专业选手”。本文介绍了鲁迅在篆刻、绘画、集邮、电影、灯谜、花卉等六方面的业余爱好。

一、鲁迅与篆刻

鲁迅很喜欢篆刻，对印章非常讲究。现在保存下来的鲁迅印章有57方之多，其中原印49方，印鉴8方，分别珍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存的鲁迅印章中，有“周”、“周氏”、“周树”、“周树人印”、“周豫才”、“鲁迅”、“迅”、“迅翁”、“旅隼” 、“洛文”等姓氏印、名印、别号印和笔名印；“会稽周氏藏本”、“会稽周氏收藏”、“周树所藏”等收藏印和“莽原社”等社团印；还有判别古籍使用的“完”、“伪”、“善”、“翻”等朱文单字印，“只有梅花是知己”等闲文印；另外，还有“随喜”、“周信”等两字专用印章。其实，鲁迅生前收藏和使用过的印章的实际数比现存数还要多得多，除早年部分印章遗失外，1941年又丢失了10余方印章。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1941年12月，母亲（指许广平）遭日本宪兵队逮捕以后，父亲的手稿、日记和图章，都被当作'罪证’而抄没。待母亲获释，东西发还时，才发现丢失了十几个图章。这十几个图章，连同1922年父亲的一册亲笔日记，虽经母亲当面追寻，但均杳如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鲁迅的印章以石质者居多，另有水晶、牙角、玉和木质的。印章的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圆形、椭圆形、长方形、四方形、自然形，等等。印文有楷、草、隶、篆诸体，其中篆体占大多数。这些印章，有的是鲁迅请人刻的，也有的是别人主动赠送的，大多是当时一些篆刻名家的作品。我国著名文史专家、掌故家郑逸梅先生回忆说：“鲁迅常用名章，委西泠印社代刻，什九出于顿立夫之手。”此外，陈师曾、张越丞、刘淑度、乔大壮、吴德光、陶寿伯等著名篆刻家都曾为鲁迅刻过印章。鲁迅生前非常喜欢两方印，一方是白文“鲁迅”，一方是朱文“旅隼”。鲁迅曾在书信中提到过乃是请一位刘小姐所刻。这位刘小姐就是齐白石得意弟子、著名篆刻家刘淑度，当时她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这两方印是她受著名作家郑振铎之托，选择洁白上等的寿山石，精心为鲁迅刻制的。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与当时的美术教育家和书画篆刻家陈师曾交往颇多，情谊深厚。陈师曾的篆刻，师法吴昌硕，布局新奇，刻笔刚劲，气魄雄浑，充满金石韵味，一向为鲁迅所喜爱。现存的鲁迅57方印章中有6、7方出自他的手，鲁迅日记中有颇详的记载。如：1915年6月14日日记：“师曾遗小铜印一枚，文曰'周’。”同年9月3日：“托师曾刻印，报以十银。”同年9月8日：“陈师曾刻收藏印成，文六，曰：'会稽周氏收藏’。”同年9月29日：“陈师曾为刻名印成。”1916年4月26日：“陈师曾赠印一枚，'周树所藏’四字。”同年11月30日：“陈师曾贻印章一方。”1919年1月4日：“陈师曾为刻一印，文曰：'会稽周氏’。”1916年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部里有人要排挤他，他还叫师曾刻过一方“俟堂”印，取《尚书》中“君子居易以俟命也”之意，并以此为室名，表达对反动官僚的蔑视，鲁迅特有之幽默，也体现在这一方印章中。

鲁迅遗印中有个独特的印章，木质，长方形，印面为3.7×１厘米，印文楷书“生病”朱文两字。周海婴在《重回上海忆童年》中写道：“这一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当时，他已病得很重。据《日记》，从1936年6月5日——6月30日，就'艰于起坐’，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写了，因而也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在回执条上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再着急催促。这也是父亲对识与不识朋友的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生病”印章现存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鲁迅自己也曾刻过印章，虽刻印不多，却具备了较高的水平，有的至今仍幸存于世。他少年时代，因叔父周芹侯研究篆刻，耳濡目染的他也学会了刻印的本领。其早年刻的印章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了。值得庆幸的是，1899年鲁迅在南京求学，由江南水师学堂转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读书时，曾刻下了“文章误我”、“戛剑生”、“戎马书生”三印，表达自己投笔从戎、献身祖国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这三方印章，“文章误我”和“戛剑生”两印已佚，“戎马书生”这一朱文印却保存了下来。在鲁迅遗印中，还有一方“迅”单字白文印，长方形。据许广平生前回忆，也是鲁迅自己亲手刻的。这方印印文为草书体，线条自然，刻笔酣畅，表现出鲁迅书法和刻印方面的深厚功底。

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西泠印社成立八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开幕词》中说：“大文学家鲁迅先生平日讲究印章，写过印谱序，编入全集中。”这里的“印谱序”即《〈蜕龛印存〉序》，是鲁迅唯一论述篆刻艺术的文章，也是我国印学宝库中难得的理论之作。杜兆霖（1876年——1933），字泽卿，号蜕龛，浙江绍兴上虞籍篆刻家，奏刀遒劲，篆法古雅。1916年漂泊杭州时，他将中年时期的篆刻作品编成《蜕龛印存》出版，并约请鲁迅兄弟作序。序文原由周作人草成，后由鲁迅润色后经周作人转交，以“鲁迅”笔名发表。在序中，鲁迅针对旧时传说中印章的来由是蛟龙或凤凰授给圣明天子的邪说，科学地概述了印章的起源和变化，很有卓见地说明了印章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对杜兆霖的篆刻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他“用心出手，并追汉制，神与古会，盖粹然艺术之正宗。”

二、鲁迅与绘画

鲁迅从童年时起就喜欢绘画，技艺很不一般。

早在绍兴三味书屋里读书时，他趁着先生不注意，悄悄在底下画画儿，用一种叫“荆川纸”的透明薄纸蒙在小说绣像上，描下图像来。读的书多了，画儿也多了，积成一大本，后来“因缺钱用”还卖给了一个同窗。大约，鲁迅的素描功底就是那时打下的吧。那画儿居然能换钱，想必是有一定水平的。

1909年在杭州两级师范学校教书的时候，鲁迅就曾在自己一本备课笔记封面的右上角，亲手画了一只小小的猫头鹰作为装饰。这只猫头鹰，体态丰满，神情稚憨，惹人喜爱。虽是鲁迅课余随意的画作，但已可见他娴熟的技巧和不凡的功底。现在，那本笔记本还珍藏在北京图书馆。

据许广平生前回忆，在北京寓所的院子里，她与鲁迅曾经捉到两只小刺猬，时常拿出来玩。手一碰，它们就缩作一团，像两个大毛栗子；走起路来，细手细脚的，十分可爱。后来，不知怎么给跑掉了，再也没有找到。此后的一个下雨天，许广平撑伞去鲁迅寓所，被鲁迅看见。不久，许广平收到的鲁迅的信中，附了一张纸，打开一看，是一副画：一个小刺猬正拿着伞走，非常神气。许广平曾十分珍惜地把它保存起来，可惜后来丢失了。

20世纪三十年代，鲁迅曾从北京琉璃厂买到几件唐代文物，是河南洛阳北郊唐墓中出土的，为了研究它们，鲁迅为它们—一画了像。其中有两幅陶俑素描像我们现在还能见到，其一是“独角人面兽身”像，即鲁迅所说的“辟邪”，亦称镇墓兽。在素描像的上下，有两段类似题跋的说明文字，左上方的是：“此公样子讨厌，不必示别人也。”下方说明文字为：“莫名其妙之物一，亦土制，曾擦过红色，今已剥落。独角有翼，高约一尺，疑所以辟邪者，如现在之泰山石敢当及瓦将军也，与此相类者尚甚多，有首如龙者，有羊身一角（无须）者，均不知何用。此须翘起，如洋鬼子，亦奇。今与我对面而坐于桌上矣。”其二为一唐代女俑像，像旁也有一段文字：“偶人像一，圆领，披风而小袖，其裙之襞系红色颜料所绘，尚可辨，高约八寸。其眉目经我描而略增美。” 从绘画角度去看，这两幅画的线描功夫虽不是很老练，但形象基本准确，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做到了“传神”。你看那个穿着红裙子的唐代少女，丰满而不臃肿，弯弯的眉毛，眼睑略垂，小嘴微闭，面呈羞涩之态。这是多么的传神！特别是画旁的文字，诙谐有趣，说明到位，传达出鲁迅对画意的精确把握。

出于节省出版成本、保证书刊质量的考虑，鲁迅还多次亲手“操刀”，为自己的书刊设计封面，也为自己的文章绘制插图。1927年3月，鲁迅的第一本杂文集《坟》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他曾亲自设计了一幅封面画，在“鲁迅”、“坟”字样的花框右上角，赫然蹲踞着一只灵气透纸的猫头鹰，它歪着头，双目一睁一闭，颇为新颖别致，引人注目。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初版本中有四幅插图，其中有“活无常”一幅，为鲁迅亲手所画。画面中的无常表情诙谐，举止活泼，形象生动，“鬼趣”十足，是鲁迅根据小时候看过的绍兴民间社戏中的“跳无常”形象创作的，生活气息十分浓郁。

三、鲁迅与集邮

据鲁迅夫人许广平生前回忆，鲁迅早年并无集邮的爱好。但他非常关注和支持集邮活动，对喜欢集邮的人，总是给予热心帮助。他平时常常留心收集各类邮票，送给朋友、同事、学生中的集邮爱好者。季天复就是常常得到他帮助的一位。一次，鲁迅到南通会馆去看望季天复，带去十多枚日本邮票送给他。对同乡、好友许寿裳，鲁迅所赠邮票则更多。先生的日记及书信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如1932年9月28日致许寿裳信：“现将《淑姿的信》一本，另行寄上，内附邮票一批，日本居多，满邮只一枚……此外各国邮票当随时留心。”1932年10月25日致许寿裳信：“日尔曼邮票三枚，并附赠。”1932年11月3日致许寿裳信：“邮票已托内山夫人再存下，信中寄呈。顷得满邮一枚，便以附上。”1933年3月2日致许寿裳信：“集得旧邮票六枚，并附赠。”1933年5月27日鲁迅日记“上午季市(即许寿裳)来，留之午餐，并赠以旧邮票十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鲁迅五次给许寿裳附寄邮票，不但时间快速，而且品种也比较丰富，足见鲁迅待友之诚。

鲁迅在世的最后几年，由于受到儿子周海婴的影响，也喜欢上了集邮，并注意收集各类邮票。鲁迅搜集邮票的面比较广，不但收集国内的邮票，也注意搜集国外的邮票。他与外国友人来往较多，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内山完造、增田涉等，他常常把来信信封上的邮票收集起来。他当时正提倡木刻运动，因此从寄木刻图片的包裹纸上，也剪到不少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的邮票。他对当时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更充满了热情，所以对苏联邮票特别喜爱，常常委托在苏联留学的作家萧三、曹靖华等，代为收集社会主义苏联的邮票。鲁迅把收集到的中外邮票都放在爱子海婴那本小小的集邮册里，供海婴欣赏。可惜的是，1941年12月，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鲁迅的手稿、日记和图章，都被当作“罪证”而抄没，那本装满邮票的小小集邮册也被抄去。待许广平获释，东西发还时，邮册和其他许多珍贵的物品都被毁坏、丢失了。

四、鲁迅与电影

电影在20世纪初就传入我国了。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鲁迅并不感兴趣。从能够查到的资料看，1924年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时，才头一次被许广平等学生拉着到北京的开明影院去看电影。这一年，鲁迅43岁。鲁迅日记1924年4月19日：“晴，晨往女师校讲课，午后往开明戏园观非洲探险影片。”鲁迅日记1924年11月30日：“往真光观电影。”这两条，是能够找到的鲁迅进电影院的最早记载。当时每逢假日，开明、真光等电影院相继为学生开早场，票价优惠，鲁迅是被他的学生们拉着进电影院的。

此后，鲁迅日记中才有了更多有关电影的记载。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期间，于1月20日、22日、23日、24日，以及3月20日、21日、23日的鲁迅日记中，接连有“夜观电影”的记载。但影片内容很煞风景。如1月24日观电影《诗人挖目记》，在鲁迅日记里评曰：“浅妄极矣！”据许广平回忆，“因为内容荒唐所以没看完就走了”。鲁迅由此写了《略论中国人的脸》一文，他从西洋人和东洋人的眼光中评论中国人的脸相，特别是对广州所见国产电影上表现的，予以辛辣的讽刺。虽然他并非专论电影，而是再一次剖析“国民性”，但也可看出，鲁迅对于当时国产电影不能正确反映中国人的真实形象，抱着厌烦和憎恶的态度。

在鲁迅的后半生中，去影院的次数比较多。进入30年代直到鲁迅55岁去世，他看了100多场电影：其中1934年37场，1935年36场，1936年秋季病危前19场。根据鲁迅日记，他后期（46岁--55岁）在上海生活的9年内，共观看电影142场，其中从1933年4月迁居上海虹口施高塔路（今山阴路）大陆新村直到病危之前的3年内，鲁迅看电影的次数明显增多，达到95场次。1936年3月18日，他在给欧阳山、草明的信中说：“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鲁迅晚年迷恋电影的程度，实在不下于他的书瘾和烟瘾。

鲁迅晚年，特别是1934－1936年间喜欢经常光顾电影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为了带着幼儿海婴一同去观赏好看的影片。1929年9月27日，海婴在上海出生。周岁照片上鲁迅题辞：“一岁与五十”。1934年2月22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何太太携碧山往虹口大戏院观电影。”此后，鲁迅日记中几乎每月一、两次，总共三十多次载有“同广平携海婴”看电影，直到病故前9天。《鲁迅书信集》里也留下了相关记录，如1936年5月7日鲁迅致母亲的信中写道：“海婴很好，每日上学，不大赖学了。但新添了一样花头，是礼拜天要看电影。”

鲁迅涉猎极广，对电影片种不拘一格，但特别讲究电影的品位。他看不惯那些“香艳色情”和“打斗格杀”的“巨片”，其电影价值取向首先在于革命的功利主义和爱国主义，然后从中见智见识，愉悦身心。在国外引进的电影里面，鲁迅最爱观看的是一些思想健康、内涵丰富的进步电影和大自然丛林草莽的野兽影片。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介绍给人去看电影：《夏伯阳》，《复仇艳遇》……其余的如《人猿泰山》……或者非洲的怪兽这一类的影片，也常介绍给人的。”

鲁迅对前苏联的早期革命电影情有独钟，如《夏伯阳》、《复仇艳遇》等。许广平曾回忆说：“至于苏联的片子，鲁迅是每部都不肯错过的，任何影院不管远近，我们都到的，着重在片子。”虽然，在当时很难看到这些影片，鲁迅还是想尽办法看了10余部。尤其在他逝世前10天，观看了由普希金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的《复仇艳遇》，鲁迅把它视为“最大慰藉、最深喜爱、最足纪念的临死前的快意”影片，并向友人推荐“不可不看”。鲁迅日记 1936年10月10日：“午后同广平携海婴并邀玛理（侄女）往上海大戏院观《Dubrovsky》”当夜，鲁迅即兴奋地挥毫致书友人，分享观影之乐，给黎烈文信中说：“午后至上海大戏院观《复仇艳遇》（Dubrovsky by Pushkin）以为甚佳，不可不看也。”同一夜致黄源的信中又说：“今日往上海大戏院观普式庚之Dubrovsky（华名《复仇艳遇》，闻系检查官所改），觉得很好，快去看一看罢。”许广平和萧红等人的回忆录也证实，这是鲁迅最欣赏的电影。但这一夜，距离鲁迅病逝只有9天了！

对美国电影，鲁迅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欣赏。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波及到世界各个影院，充斥着驳杂斑斓的美国文化特点。而对传入中国的美国电影，鲁迅虽时而流露出不满和激愤，但更多的还是成了他考察美国文化和作为文化娱乐的重要途径。据统计，鲁迅在1927—1936年的10年间，共观看了142部影片，其中美国片就有121部。鲁迅对好莱坞的探险片、喜剧片、侦探片、歌舞片都作了公允的评价，特别对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城市之光》给以热烈的赞赏。他看得最多的是美国纪录片学派实地拍摄的探险片，计有37部之多，如《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等，有的不止看了一遍。对一些反动腐朽的片子，鲁迅则予以抨击和揭露。

鲁迅给予国产影片很大的关注。他热情扶持中国的“左翼”电影事业，在《准风月谈·后记》、《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中，他毫不畏惧地痛斥了蓝衣社特务用法西斯手段捣毁艺华影业公司，禁演田汉、夏衍等编写的早期进步电影的罪恶行径。特别是对早期进步演员阮玲玉的自杀和“左翼剧联”盟员艾霞之死，鲁迅写下了怒不可遏的檄文《论人言可畏》。他痛心国产影片的质量低劣，在《电影的教训》、《小童挡驾》、《略论中国人的脸》和《我要骗人》等文章中，一再批评当时的国产电影。随着上海的电影竞夸“风情、浪漫、香艳、肉感、滑稽、恋爱、热情、冒险、勇壮、武侠、神怪……”之风日长，鲁迅对国产的片子也兴趣索然。针对无聊的片子，鲁迅曾当头棒喝：“现在的中国电影，还在深受着'才子加流氓’式的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也都是油头滑脑的，和一些住惯了上海，晓得怎样'拆梢’、'揩油’、'吊膀子’的滑头少年一样。看了之后，令人觉得现在倘要做英雄，做好人，也必须是流氓。”

鲁迅一生节俭，但看电影时却特别讲究，舍得花费。他总是进头等电影院，买头等电影票，坐在楼上最佳的位置。当时上海开设的现代化影院共有40多家，其中如“ISIS（上海大戏院）”、“卡尔登”、“大光明”、“国泰”、“大上海”等都具有世界第一流设施，鲁迅足迹几乎遍于上海的头等影院。许广平在《记鲁迅先生的娱乐》中说，“如果作为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华的生活怕是坐汽车、看电影”了。鲁迅看电影，还经常上率领家小、呼亲唤友，数人打出租车同去。经常跟鲁迅一同搭乘出租车去观看电影的，是他的亲属许广平、海婴，三弟周建人夫妇及其子女。此外还有鲁迅的好友，如茅盾、郑振铎、柔石、内山完造夫妇、黎烈文、黄源等。1936年春，萧军、萧红也曾有三次（3月28日、4月11日和13日）随同鲁迅去看电影。

鲁迅还常常把一些经典可用的电影镜头写到自己的文章里。《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最后有一段话：“抓到一面旗帜，就自以为出人头地，摆出奴隶总管的架子，以鸣鞭为唯一的业绩——是无药可医，于中国也不但毫无用处，而且还有害处的。”其中的“奴隶总管”和“鸣鞭”的典故，就出自电影《亡命者》。查阅鲁迅日记1934年4月15日（星期天）载：“夜与广平往上海大戏院观《亡命者》。”影片里那个“奴隶总管”的业绩只有“鸣鞭”。奴隶们偷偷休息一下，“奴隶总管”的鞭子自然要打过来；但即使奴隶们不停地干活，“总管”的鞭子仍旧不放手。因为“总管”的职责是打人，不打人便是他没有业绩，所以不论奴隶们在不在工作，工作好或不好，“总管”就只有不停地挥舞着鞭子以示号令，即所谓“鸣鞭”来表示他的业绩。这些电影镜头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就在文章和通信中多次使用“奴隶总管”和“鸣鞭”的比喻，使之成为著名的典故。

五、鲁迅与灯谜

鲁迅提倡“从活人的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谜语,正是在“活人的嘴上”广泛流传的一种“有生命的词汇”，一种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形式。鲁迅一生与灯谜结缘。他不仅把灯谜运用到文学创作之中，而且还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鲁迅自幼就喜爱猜谜。小时候，每到夏夜，他总喜欢躺在家门口一株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由祖母摇着芭蕉扇，教他猜谜语。后来，他到绍兴乡下外婆家，结识了一帮少年朋友，常和他们一起游戏、猜谜。事隔30年后，他在《长命灯》里把儿时猜谜的乐事描绘了一番，并留下了儿时有记载的唯一一条谜语：“白篷船，红划楫，摇到对岸歇一歇，点心吃一些，戏文唱一出。”谜底是什么呢？女孩猜不出，男孩也猜不出，但鲁迅猜出了——鹅。鲁迅曾在《自言自语》一文中深情回忆:“水村的夏夜,摇着大芭蕉扇,在大树下乘凉,是一件极舒服的事。男女都谈些闲天,说些故事。孩子是唱歌的唱歌,猜谜语的猜谜语。”鲁迅在《狗·猫·鼠》、《论雷峰塔的倒掉》等文章中，也有关于桂花明堂和桂花树下乘凉、猜谜、听故事的生动回忆。鲁迅童年在三味书屋念私塾，三味书屋匾额的下方有一幅画，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一棵很古朴的松树下。这是中国画的经典题材“松下伏鹿”图，常被挂在厅堂，表示长寿、多福——松为不老松；伏鹿的谐音就是隐“福禄”二字。后来某天，老先生给同学们讲《完璧归赵》，鲁迅灵机一动编了一个谜语：冒充和氏璧，打《红楼梦》一人物。谜底自然是贾（假）宝玉，老先生因此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鲁迅还常幽默地将谜语运用在日常的通信中。一次，在写给钱玄同的信中，他用了“鲜苍载”一词，并加了书名号。显然，这是一本书，但是谁也没有听说过。后来人们在编辑《鲁迅全集》时绞尽脑汁才破译了这个秘密。原来，这是鲁迅运用“分扣法”制作的一则谜语。“鲜”扣“新”（新鲜），“苍”扣“青”（青色，包括蓝、绿），“载”扣“年”（成语里有“一年半载”）。《鲜苍载》者，《新青年》也。1933年6月20日夜，鲁迅在致林语堂的信中写道：“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这里的“虫二”就是一则有趣的谜语。相传，清代乾隆皇帝下江南，饱览了西湖美景之后，信笔题上“虫二”两个大字，暗隐“风月无边”。鲁迅借 “虫二——风月无边” 的谜语，来讽刺林语堂编的《论语》里只有谈风月的无聊小品文。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鲁迅有不少作品与谜语有关。 鲁迅1912年写了《哭范爱农》一诗，许寿裳《怀旧》中说道：“先兄读了，很赞美它；我尤其爱'狐狸方去穴,’的两句，因为他在那时已经看出袁世凯要玩把戏了。”诗中“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场”用的就是隐射的手法。杂文集《热风》的内容多是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和旧礼教、旧文化，主张思想解放，提倡新文化，都是有感而发、有为而作的。鲁迅对社会上一些弊病和一切不合理现象，一向予以激烈的深刻的批判和讽刺，以促醒人们去改革社会。但是，时弊并没有马上就消灭，他“觉得周围的空气太寒冽了，我自说我的话”，所以反而自称之为《热风》，乃热讽也，用的是谜语中常用的谐音。《且介亭杂文》所收的杂文是鲁迅于1934年至1936年间撰写的。这段时间鲁迅正好住在上海的“半租界”，鲁迅就风趣地信手拈来把它作为谜面。“半租界”就是“租界”的一半，把两个字各取一半，则为“且介”二字，用的是灯谜的半妆格。鲁迅特意把“且介亭”作为书名，其用意有二：其一是暗示撰写这些文章时所在的地点；其二是表示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愤慨和国民党当局软弱的无情讽刺。鲁迅在另一部作品《药》中，也有同样的谜趣。文章中的主人公“华老栓”和“夏瑜”是取“华”、“夏”两姓，暗示都是“华夏子孙”之意。同时“夏瑜”还隐指“秋瑾”，即将“夏”对“秋”，“瑜”对“瑾” ，用的是灯谜中的遥对格。 用这种隐讳的手法，体现出鲁迅在血雨腥风中的战斗智慧。后来，鲁迅为瞿秋白所编的《海上述林》译文集，其出版社取名为“诸夏怀霜社” “瞿霜”是瞿秋白的原名，“诸夏怀霜”四字用的是灯谜会意的手法，其意思就是中国人民永远怀念瞿秋白，以此表达他对已故知己朋友的情谊，也体现了鲁迅的独具匠心和斗争策略。

鲁迅用过的一百几十个笔名，其中不少是用谜语的形式取的，而且取得生动有趣，令人击掌称绝。如“华圉”，“华”指中国，“圉”是监狱，连在一起就是“中国是个大监狱”的意思，以此抨击黑暗的旧中国。如“莫朕”，“莫”通“暮”，“朕”是“朕兆”，连在一起是隐喻当时社会的“黑暗之兆”。如“丰之渝”，是“封建之余孽”的缩写谐音。1930年，国民党通缉“堕落文人鲁迅”，鲁迅毫不惧怕，采用传统灯谜中亥豕格的方法，为自己取“隋洛文”、“洛文”、“乐雯”等灯谜化的笔名来嘲讽国民党当局。鲁迅还用过一个奇怪的笔名：“宴之敖者”，其背后隐藏的苦楚是：1919年底，鲁迅全家搬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四合院，准备和母亲、兄弟同享天伦之乐，然而因为周作人的日本妻子治家挥霍无度，月月亏空，家庭间矛盾日益激烈，最后导致反目成仇，鲁迅在家里竟连饭也吃不到，只得自备饭菜。对此后来鲁迅解释说：“宴从宀（家），从日，从女；敖从出，从放；我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赶出来的。”其中所包含的心酸和无奈令人感叹。

灯谜，仅是鲁迅文学创作之余事，却融知识性与趣味性于一炉，让我们看到了他丰富的生活情趣和深厚的文化素养。

六、鲁迅与花卉

鲁迅从小喜爱花草，至老不衰。据有关资料统计，鲁迅一生中亲手培植过的花卉有30余种之多，杜鹃花、水仙、石竹、万年青、黄杨、平地木、佛拳、巧角荷花、雨过天晴、芸香花、大金黄、蝴蝶花、吉祥草、郁李、碧桃、刺梅、榆梅、龙舌兰、紫白丁香、兰花、月季等均是他感兴趣的对象。鲁迅种养花卉很投入，对每一种花都要弄清其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并在花盆里插上竹签，写上名称，进行经常仔细的观察。

鲁迅对有关花卉的书籍很感兴趣。少年时期，他就搜集、阅读了《兰惠同心录》、《南方花草状》、《广群芳谱》、《花镜》、《释草小记》等花谱花书。有些书籍一时找不到，他就常常跑到爱种花草的亲朋好友家去抄。他常把从书籍中学到的知识用到自己的种花实践中，并且以自己的实践来验证或者修正书本知识。例如，<<花镜>>上有“若欲移植家园，须以本土雍始活”的记载，意思是说杜鹃花要带土移栽，方能成活。鲁迅在亲自体验和、研究了杜鹃花的这一习性后，却完全用家园土把它种活了。于是，他在《花镜》“杜鹃花”条目内亲笔作了批注：“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土栽亦活。”对《花镜》中的错误进行了改正。

留学日本期间，鲁迅也以爱花在朋友间出名。他常常利用空暇种花，特别种了各种各样的牵牛花。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院学堂教书时，他经常带领学生到西湖附近的山上去采集花草，制作植物标本。1912年5月迁居北京八道湾11号后，他亲手在前院种了两株丁香和一株青杨，以后迁到西二条21号，他还特地请了花匠在院内种了丁香、碧桃、花轿、刺梅等，装点小小的庭院。他还常常去城南的法源寺，观看美丽的丁香和海棠花。这一时期，他还写过一首《莲蓬人》的七律诗，借花喻人，咏物抒情，用以自励，诗曰：“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鹜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鲁迅的一生也证明，这正是他纯洁高尚的品质和坚毅不拔的性格的真实写照。

鲁迅非常喜爱丁香花和木槿花。1923年，鲁迅居住在北京西三条胡同一个四合院，就种了好几株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夏秋之夜，每当夜深人静，他独自徘徊在花下，闻着略带苦涩的香气，以求解除疲劳。1924年秋天，鲁迅在西安讲学时，下榻处窗外有一丛盛开的白木槿花，他对花凝视良久，想构思一部《杨贵妃》的剧本。1926年，鲁迅离开北京，先到风光如画的厦门，后又转赴广州。在厦门时，他看到厦门大学附近的野外遍地丛生着龙舌兰，鲁迅对这种奇异的植物甚为赞赏，称它壮美、坚韧。他说，厦门大学只有一件值得骄傲的，就是在它周围有这么多丰富的宝物。他在离开厦门前，还特地请来“中国照相馆”的老板郭先生，替自己照了一张照片，鲁迅身在龙舌兰丛中，坐在许姓祖坟的祭桌上，背后靠着荒冢。在广州时，鲁迅的书桌上经常放着一盆青葱可爱的“水横枝”，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此地没有霜雪,然而菊花也开着，山里还开着石榴花。”鲁迅还曾在1927年的春节前夕游览过广州一年一度的花市。由于时局的动荡，1927年鲁迅迁往上海，但他对花卉仍一往情深。

鲁迅一生与兰花结下不解之缘。他出生于养兰世家。其曾祖、祖父和父亲都养过兰花。少年时代的他还曾与三弟周建人等一起到会稽山上采兰，据周建人先生晚年回忆，那次，他们还采到了兰花名品“一叶兰”。辛亥革命后的二十多年里，鲁迅辗转于北京、厦门、上海等地，但他始终没有停止过养兰。每当立春时节，去其寓所的人便会问到阵阵扑鼻而来的兰香，沁人心脾。鲁迅先生不仅种兰，而且也写兰，托兰喻志。1931年初春，国民党政府镇压“左联”作家，柔石、殷夫等二十三位作家被捕。期间，鲁迅先生曾写下一首七绝: “椒焚桂折佳人老，独托幽岩展素心。岂惜芳馨遗元者，故乡如醉有荆律。”这首诗是赠友人小原荣次郎携兰东归的。诗中借兰咏贤，将革命者的英勇比作兰花的“独托幽岩展素心”，并认为不论环境如何险恶，革命者的精神将长存不息。

到了晚年，鲁迅对花草的兴趣仍不减当年。他定居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时，特地在前院种上了夹竹桃、石榴、紫荆、桃花等花木。对花草的浓厚兴趣也影响到了他一生的写作。1930年，他还翻译了日本的《药用植物》一书。他的作品中，不仅有许多用花草作比喻，描述心绪的文字，而且还有一些用花草直接作题目的文章，如由10篇回忆性散文结成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即使在严肃的杂文中也有用花草作题目的文章，如《无花的蔷薇》之一、之二、之三。1935年2月，鲁迅应邀参加作家郑振铎的家庭聚会，看到郑家的水仙正竞相开放，他忍不住地与大家谈起水仙的话题。临别时，郑振铎送了他几棵含苞待放的水仙和一本《清人杂剧》，从不轻易受人礼物的鲁迅破例欣喜地接受了。

主要参考文献

1、《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鲁迅的写作与生活——许广平忆鲁迅精编》，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7月版

3、周建人著《回忆鲁迅》，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9月版

4、周遐寿著《鲁迅的故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9月版

5、彭定安  马蹄疾编著《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7月版

6、绍兴鲁迅研究会  绍兴鲁迅纪念馆编《故乡人士论鲁迅》，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7、裘士雄著《鲁海拾贝》，大连出版社2000年8月版

8、娄国忠  裘士雄编著《鲁迅与科普》，西泠印社出版社2011年7月版

9，娄国忠著《绍兴文史琐话》，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3月版

10，娄国忠编《许寿裳文选》，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13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