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徳华 | 论忽必烈征大理
1253年，忽必烈率领蒙古军队攻灭大理国，是继灭西辽、西夏、金、吐蕃等政权之后的又一壮举。这次军事行动无论在蒙古史上、元朝史上，还是在云南地方史上都是一个重大事件，值得很好研究。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前辈多有研究，取得丰硕成果，[1]本文拟在前辈研究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尤其是忽必烈征大理这一壮举的意义及与本次出征相关的一些史实还有待于考证和论述之处，作一些粗浅的补充，以就教于专家同好。
蒙古与大理最早发生关系是1244年的九和之战，结果蒙古军遭到大理政权的抵抗，受创而退，大理方面，公子高和战死。南宋于“淳祐五年（1245年）因遣属官谢图南出边，得于招马官所报，始知大理告急，……直至谢济自大理回，经涉两年，又得一信，始知敌与大理九和之战，公子和之死，此外俱无闻。”[2]关于九和之战，云南地方史书也有记载：“（大理国）道隆六年（1244年），元兵至九禾，命高禾（和）率三品人迎战，杀败。……九年，宋遣使同来，致新经书，赐银百两，祭文一通，为禾（和）拒元兵战亡也。”[3]南宋之所以于1249年派使悼念高和，他们的考虑是“大理之臣知慕中国，……万一敌再窥南，则恐大理之信未可与绝。”[4]这次攻打大理的大概是蒙古征宋西路军阔端的军队，这一仗并非事先周密计划，而应属于临吋性的抢掠或作试探性的进攻，未必受命于蒙古最高统治者。
第二次摩擦是1247年，蒙古“捨九和熟路而取青羌”，这个消息到1248年（戊申）冬才传到南宋，“复传敌兵向吐蕃境内相近南诏”，“初不经四川地分”。1247年这一次进攻大理，大概也是由于“连为蕃蛮所沮”之故而未得手。[6]有了1244年和1247年这两次摩擦的经验和教训，便为1253年忽必烈灭大理奠定了基础。
壬子岁（1252年），忽必烈以皇弟身份，受其兄蒙哥汗之命远征大理，九月出师，1253年12月打到大理城下，12月15日，进入大理城，“旬时云南率定”。[7]从受命之日起至攻灭大理国，历时一年半，灭大理后，留兀良哈台经略云南，继续招降未附诸部落，忽必烈“振旅而还”。[8]这一仗打得如此漂亮，较之灭夏灭金长时间的拉锯战，可谓速战速决。这一仗也确实够忽必烈骄傲的了，因为云南是忽必烈亲自拿下的，所以他当皇帝以后，至元十一年（1274）命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时，还不无自豪地说：“云南朕尝亲临，”所以必须派“谨厚”的赛典赤去治滇。[9]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说：“昔从太祖饮水黑河者，至今泽及其子若孙，其从征大理者，亦朕之黑河也，安可不录其劳？”[10]众所周知，成吉思汗在创业之初，被克烈部王罕打得大败，曾与十九名随从人员同饮班朱尼河水，发誓同甘苦“克定大业”，[11]这在蒙古史上一直传为美谈，凡祖先参与此役者，其后人无不引以为荣。忽必烈在这里将征大理与成吉思汗饮水黑河相提并论，足见征大理对于忽必烈有多么重要了。
征大理是非常艰苦的，他们“经吐蕃曼沱，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归由来途，前行者雪行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徒行，有远至千里外者，比饮至略畔，最诸军亡失马几四十万匹。”[12]作为皇弟的忽必烈本人，前此也未曾亲自独挡一面，率军打过如此艰苦的仗，这对他本人的意志、才干无疑是一次锻炼。据史料记载，忽必烈在行军途中，有时是让人背着走的。[13]忽必烈的高级幕僚之一的姚枢，放弃了教忽必烈子真金读书的任务从军随行，“公惟一马，瘠不可乘之，则牵之，襟谷数州，时摇木盂以饲。”[14]这次出征的路线多为荒凉不毛之地，蒙古军人马死伤较多，董文炳“率义士四十六骑以行，人马道死殆尽。及至吐蕃，止两人能从，两人者挟文炳徒行，踯躅道路，取死马肉续食，日行不能三二十里。”[15]
蒙古军远征大理，遇到了大理国的抵抗，“天定三年癸丑，天军南下，师保忠义，与高通同艰苦。”[16]大理曾派出高通率军阻击，该碑主人白善长曾参与抵抗。忽必烈的另一高级幕僚身穿僧衣的刘秉忠也说，“万里又征南诏国”，[17]因“稠林夹路”，只能“彪骑单行”，而且还要“小心防暗箭”，[18]他把这次出征比喻为“履薄临深，”只要大理国在其关津之处设防，便会“赳赳一夫当入路，萧萧万马倒征鞍。”[19]从他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衰朽的大理国，军事力量十分弱，在蒙古军看来，“龙尾关前”的抵抗是“儿作戏”，而且大理国还使用了象战，但最后仍归于失败，“南诏江山皆我有，新民日月再光辉。”[20]当大理灭后，“履薄临深”的紧张心情已解除，“一川风物撩诗兴”[21]，儒释兼通的刘秉忠，在大理地区写下了若干首诗。
忽必烈在当皇帝前，领导过两次最重要的战役，一次是1253年灭大理，一次是1259年国攻鄂州，这就是他后来赖以和其弟阿里不哥争位并取胜的政治资本。忽必烈亲率大军灭大理国，不仅以其艰苦锻炼了他自己，使他在以后的为政中知艰识难，而且还为他后来灭南宋统一全国积累了足资借鉴的经验。元人把忽必烈和成吉思汗相提并论说：“太祖皇帝肇造区夏，世祖皇帝混一海宇。”[22]征大理就是忽必烈混一海宇的有机组成部分。
忽必烈率军征大理，遇到了一些在北方遇不到也想象不到的情况，必须由他和他的部下们想亦法解决，如乘革囊渡金沙江就是一个创造。涌现出一批作战勇敢、富于谋略的人物，为开国作了人才方面的准备。石柱征大理有功，至元二十年，官至四川行省参知政事。[23]征大理途经藏族地区，忽必烈招其酋赵阿哥潘为己所用，“命摄元帅，城益昌，”这为入元后有效地管理西藏地区奠定了基础，赵阿哥潘之子重喜“从世祖征哈剌章，数有功”，中统四年后，为临洮府达鲁花赤，后又升为巩昌二十四处宣慰使。[24]安琬“从征大理，讨李壇，皆有功”，“后授大同等处万户”。[25]解诚“善水战，……又从下大理国，以功赐金虎符。”[26]阿术“宪宗时，从其父征西南夷，率精兵为候骑，所向摧陷，莫敢当其锋。至平大理，克诸部，降交趾，无不在行。”这个阿术，是兀良合台之子，在后来的灭南宋，下临安的战争中成为统帅，这与他参加征大理得到锻炼是分不开的，中统三年，拜征南都元帅，至元二十三年死，追封河南王。[27]蒙古逊都思人阿塔海“从大师兀良哈台征云南，身先行阵”，至元九年，拜中书右丞，行枢密院事，二十三年，行江西中书省事。[28]
有几个从征大理的汉人，其对于开国和开国后的作用是不可小视的，如刘秉忠，中统元年世祖即位，即问以治天下之大经，养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之旧典，参与古制宜于今者，条列以闻，于是下诏建元纪岁，立中书省、宣抚司，主持筑开平城即后来的上都，至元四年（1267）又主持筑中都城，即大都（北京），八年（1271），奏建国号曰大元，[29]他对元朝的开国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可以说，如果没有刘秉忠，元朝或许就不叫“元”朝了。《史集》云：大理“意即大国”。元朝之“元”，也是“大”的意思，除《易经》“大哉乾元”是一个依据外，恐怕还受了“大理”的启示吧。姚枢，世祖即位时，立十道宣抚使，就让他出使东平，至元十年拜昭文馆大学士，十三年拜翰林学士承旨。[30]张文谦，.“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书左丞”，至元七年，拜大司农卿，主管全国农业。[31]贺仁杰，“从世祖，南征云南，北征乃颜，皆著劳绩。……帝深爱重之”，特授正议大夫、上都留守，兼本路总管、开平府尹。[32]董文用，至元十九年为兵部尚书，二十二年拜江淮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董文忠，“世祖即位，置符宝局，以文忠为郎，授奉训大夫，居益近密，”至元十八年“升典瑞局为监，郎为卿，仍以文忠为之。[33]董文炳，中统元年，命其宣慰燕南诸道，至元十一年，拜参知政事。[34]
除蒙古人、汉人、女真人外，参加征大理的还有北方其他少数民族，他们的头面人物，入元后都做了官。如钦察人班都察，率钦察百人从世祖征大理，其子土土哈，在成宗大德元年（1297）官至同知枢密院事。[35]畏兀儿人叶仙鼐，“从征吐蕃、大理，常为前驱，”由于他“素熟夷情”，所以元初就为吐蕃宣慰使，“为宣慰使历二十四年”，后又迁云南行省平章政事。[36]这与他从征吐蕃、大理肯定是有关系的。据此可以看出，一大批从征大理的精兵强将、幕僚谋士，开国后都成了元朝从中央到地方的管理人才。
蒙古人征服世界的过程中，惯用的是除战争的一手外，还有派使招降的一手。这次征大理，也派使者先行招降，“先遣使大理招之，道阻而还，”后又“再使招之，至其国遇害，”派往大理的使者是玉律术、王君侯、王鉴三人，忽必烈到大理，说“城破我使不出，计必死矣，”命姚枢等访图籍，“乃得三使尸。”[37]三使赴大理的目的是提前到达告诉大理人蒙古兵将至，若放下武器投降，“许不杀掠，”结果，“彼认为诳，磔其尸于树。”蒙古军兵临大理城，大理国相高祥登墙而望，见蒙古军威极盛，方知不是对手，“骇愕口张不收”，旋即逃跑。蒙古人寻找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渔者网之，无所得，”[38]三使为蒙古征大理而捐驱，忽必烈没有忘记他们，“赐其家人数十户，”对其子女家属作了妥善安排。至元元年（1264）十二月，“以王鉴昔使大理没于王事，其子天赦不能自存，忧恤之。”[39]至元十二年（1275）八月“授故奉使大理王君侯子如珪正八品官。”[40]忽必烈的招降政策是沿用其祖先的老办法，用之于大理失败了，而在大理地区采取的止杀政策却是成功的一次尝试。
成吉思汗时，全真道领袖丘处机曾亲赴中亚为其讲说长生之术，并劝其止杀，但收效甚微，以后虽有不少汉人劝蒙古统治者少杀人，但实际上仍滥杀，直到忽必烈时，此种局面才得以改观，这应归功于这次征大理，在征大理中形成、实践了止杀政策，并为以后的围鄂，平李璮之乱及灭宋积累了经验。
至元十一年（1274），元军大举伐宋，攻南宋的统帅伯颜向忽必烈辞行时，“世祖谕之曰：'昔曹彬以不嗜杀平江南，汝其体朕心，为吾曹彬可也。’”[41]曹彬何许人，有何事迹值得元帝如此推崇？据《宋史》载：曹彬在宋太祖赵匡胤实攻南唐，“彬每缓师，冀煜归服，”又假装生病，说“余之疾非药石所能愈，惟须诸公诚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杀一人，则自愈矣。”[42] 1244年，忽必烈在潜邸时，就有汉人士大夫李冶为其讲曹彬不妄杀的故事。在忽必烈受命率军征大理时，又有汉人姚枢为其讲此故事，“壬子夏入觐，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脑儿，夜宴群下，公（姚枢）为陈宋祖遣曹彬取南唐勅兀效潘美伐蜀嗜杀及克金陵未尝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归。明日早行，上据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杀者，吾能为之，吾能为之’，公马上贺曰'圣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国之福也’。”[43] 此时再次谈论曹彬事，决不是茶余饭后谈谈而已，对大理人民来说是性命关天的大事，他们哪里知道，远在曲先脑儿的宴会上正在决定着他们的命运，忽必烈“吾能为之”的两声高呼，决定了在大理的不杀政策，无疑是大理人的福音，这是用历史故事来影响忽必烈。姚枢之外，还有一些汉人向忽必烈进言止杀，如刘秉忠，“从世祖征大理，……每赞以天地之好生，王者之神武不杀，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44] 因他出身和尚，还引用佛教理论为止杀作根据：“佛氏以慈悲济物为心，方便救护。”[45] 这是用佛家思想来影响忽必烈。蒙古军至大理，由于大理杀使，“世祖怒，将屠其城”，曲先脑儿的许诺眼看要被推翻，张文谦与刘秉忠、姚枢共同进谏：“杀使拒命高祥尔，非民之罪，请宥之，”“由是大理之民赖以全活。”[46] 这是面对现实开导忽必烈。徐世隆被忽必烈召见于日月山，“时方图征云南，以问世隆，对曰：'孟子有言，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杀人，天下可定，况最尔之西南夷乎？’世祖曰：'诚如卿言，吾事济矣’。”[47] 这是用儒家学说来影响忽必烈。忽必烈不杀大理人，是要做“能一之”的“君人者”，他在大理的克制态度可以说已开始具备了为人君的品质，所以我们说征大理对于他是日后成为开国皇帝的关键一役，这也算一个论据吧。可以说，大理之免于屠城，功在汉人士大夫对忽必烈的影响，同时也说明征大理的过程也是他进一步“汉化”的过程，对其后来当皇帝行“汉法”无疑起着一定作用。征大理止杀取得很大成果，对元初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后来的攻鄂，平李壇之乱、灭宋，同样使用了在征大理中形成的止杀政策，大理行止杀，可以说是蒙古统治者在战争中从滥杀到不滥杀的一个转折点。
1259年（己未岁），蒙哥又派忽必烈攻一军事重镇鄂州（今武汉），当时刘秉忠从行，“复以云南所言力赞于上，所至全活不可胜计。”[48]“民皆壶箪以迎”[49]。把在云南取得的经验用之于武汉，同样收到好的效果，我们姑且称它为“云南经验”吧。“既入宋境，分命诸将勿妄杀，毋焚人室庐，所获生口悉纵之”[50]，在大理还掠人口北去，到武汉又出了一条“所获生口悉纵之”，这都是“云南经验”的延伸。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掌权不久，于中统三年（1262）爆发了“李璮之乱”，李璮于济南叛乱，曾参加征大理的董文炳，被派去平叛，“文炳命诸军围之，……璮兵有浙（沂），涟二万余人，勇而善战，主将怒其与贼，配诸军，使阴杀之，文炳当杀二千人，言于主将曰'彼为壇所胁耳，杀之恐乖天子仁圣之意，向天子伐南诏，或妄杀人，虽大将亦罪之，是不宜杀也’，主将从之。”[51] 这又是把云南经验用之于山东的明证，而且还为我们挑明了云南经验的其中一条“或妄杀人，虽大将亦罪之。”在1274年大规模灭宋战争开始时，姚枢又拿出云南经验来向忽必烈进言，他说好生恶死是人之常情，宋之不敢轻降，是怕“止杀之信不坚”，所以“宜申遣公干官专辅伯颜宣布止杀之诏，有违令者必诛无赦。”[52]忽必烈采纳了，召见伯颜，要伯颜作他的曹彬，当南宋降元军进入临安时，没有烧杀抢掠，云南经验又推广到了江南。这一系列的止杀政策，都可以看做是继承了征大理时的政策。这个政策对于云南的历史发展也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这时忽必烈已死十年，距忽必烈征大理已半个世纪，但任云南平章政事的也速答儿还不无感慨地说：“先皇帝天戈一麾，无思不服，今其民衣被皇明，同于方夏，幼长少老，怡怡熙熙，皆自忘其往陋，非神武不杀之恩不及此。”[53]这里说的是，云南地区之所以一入元不久，就在经济文化等方面赶上中原，即“同于方夏”改变了过去那种割据落后的面貌，是因为忽必烈征大理时有“神武不杀之恩，”没有大肆破坏该地区生产力的缘故。当然，云南地区经济在元代得以迅速发展，首先是云南各族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忽必烈的止杀败策确也起到一定作用，应予充分肯定。
由于蒙古军打到大理国都城后，采取了止杀政策，“裂橐帛为帜，书止杀之令，号令街陌，……军士无一敢取一钱直者”，“民人各得安家住”，这个做法是深得民心的，尽管大理国王、宰相弃城逃跑，各阶层人士却纷纷向蒙古统治者投顺归附，出现了“箪食壶浆迎马首”[54]的动人场面，刘秉忠诗中颂道：“伐罪令行元不杀，远蛮归附感仁声。”[55]
首先是地主阶级的归附，最早投拜的大理人是杨公，当时“理之王公士民，逃亡四散，”杨公“独自一身，最先投拜”杨公不仅最先投拜，而且还协助蒙古人安顿秩序，供给蒙古人“凡百资用”。凭着他最先投拜的面子，还能把那些被蒙古抢掠作为驱口的熟人一一赎出。[56]他能拥有赎出众多人的财力，绝非普通劳动人民。归附的人中，如杨庆良，能“供僧数万指”[57]，说明此人在忽必烈征大理时或稍后，是一个财力足以供数千僧人的大地主。张泰因“领众归附”，蒙古人便“赐□敕田一百余倾”[58]。元普安路理阳寨长官司案牍段琏墓铭中，将其祖观音智携其父观音正投拜蒙古人的经历，当作一段光荣的家史而刻在墓碑上。[59]甚至有五代以后的子孙还要追记祖先当年这一不同凡响的举动，由于有一个祖先于忽必烈征大理时投靠蒙古，不仅其祖先本人获得了“名职”，“其子孙累代皆蒙国用。”[60]
宗教界人士的归附，元碑也有记载，赵泰与释功等四僧，投靠蒙古，得到了兀良合台的重用，元朝建立，“选泰为大理僧官，四众悦服。”[61]这块碑还能看出，赵泰并非赵道宗的直系祖先，仅是“同族”祖先，即同碑云“赵之祖先，故泰同族。”只因赵泰当年忽必烈征大理时有那段投靠的光荣历史，后人便拼命把他拉来做自己的祖先，即碑云“祖曰泰。”这说明忽必烈征大理国这一事件对大理地区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大理国王室的归附稍晚一些。当时大理国“国主段兴智柔暗，权臣高祥方谋篡弑，及大兵至，兴智走匿昆泽，追及善郸获之，世祖入其城，秋毫不犯。”[62]抓到段兴智后，仍“以兴智主国事，”这里的“主国事”当理解为管理大理也区，蒙古“以刘时中为宣抚使，与段氏同安辑大理。”[63]后兴智入觐蒙哥汗，蒙哥赐金符，使归云南，后又献地图，请悉平诸郡，并条奏治民立赋之法。可见，大理国末代国王段兴智这时已成为元朝统治者的一员，并为元统治积极地出谋划策，蒙哥赐兴智名摩诃罗嵯（大王之意）。
综上所述，“云南自八世纪中叶南诏割据以来，历五百年，至此才真正与祖国内陆复归于统一。这对我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对云南地区经济文化的进步，都有重大的积极意义。”[64]
第一、忽必烈征大理出发的时间，地点及“师次临洮”：《元史·宪宗纪》云，蒙哥二年（1252）“秋七月，命忽必烈征大理，”“八月，忽必烈次临洮，”而《元史·世祖纪》载：岁壬子（1252）“夏六月，入觐宪宗于曲先脑儿之地，奉命帅师征云南，秋七月丙午，祃马西行”，岁癸丑（1253）“秋八月，师次临洮。”这里关于忽必烈接受征大理的命令，一是六月，一是七月，相差一月，姑且置之不论，而忽必烈到达临洮的时间，“宪宗纪”和“世祖纪”却整整相差一年，很明显这是属于“一事再书”的情况，这就牵涉到忽必烈征大理出发的时间和地点，搞清楚这个问题，“师次临洮”究为何年便不言自明了。忽必烈征大理前，其潜邸在桓（今内蒙古正兰旗西北）抚（今河北省张北）之间，他于1252年6月“入觐宪宗于曲先脑儿之地，奉命率师征云南”，当是从这里北去入觐的，曲先脑儿在乌兰巴托正南。1253年“岁癸丑，受京兆分地。”到京兆（今陕西西安）后，为了解決军粮，他“奏割河东解州盐池以供军食，立从宜府于京兆，屯田凤翔，募民受盐入粟，转漕嘉陵”，“又立交钞提举司，以佐经用。”[65]这些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才于1253年“秋七月丙午，祃马西行”，从京兆动身西行。《元史·世祖纪》将祃马西行”系之于壬子岁（1252）地点在曲先脑儿，疑误。其理由是：若忽必烈于入觐地曲先脑儿出发，不当云“西行”，而是南行，再有1253年“秋八月，师次临洮，“临洮正好在京兆之西，“七月丙午”是月底（若按壬子岁，七月癸未朔，丙午为二十四日，若按癸丑岁，七月丁丑朔，丙午则三十日）。以其相隔途程论，八月至临洮是合乎情理的。即1253年七月从京兆出发，八月“师次临洮”。
第二、关于忽必烈征大理的军队人数《元史》没有明确记载，《多桑蒙古史》云：“发兵五十万”，[66]盖多桑书转引拉施德《史集》，而《史集》在第一卷所载为“十万人”[67]第二卷云“八十万”，[68]关于这些数字孰对孰错呢？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在谈到与忽必烈征大理同时的旭烈兀西征时说：蒙哥“委托他征服西部地方。一如忽必烈出征的情况，他从东、西大军中毎十人抽二人拨归旭烈兀。”[69]这就是说忽必烈征大理时，是从蒙古东道诸王和西道诸王军队中抽调了十分之二的兵力，若以抽出攻大理之军队为八十万，则当时蒙古应有四百万军队，这是不可能的，只能将蒙古军队看成是八十万，则征大理的军队是八十万的百分之二十（即十分抽二），当有十六万左右。汉文史料《牧庵集》也为这个数字提供了了个佐证：“万里而至大理，……比饮至略畔，最诸军亡失马几四十万匹。”[70]蒙古人打仗，不是一人只有一匹马，习惯于每人带二三匹从马备用，这些“亡失”的马加上没有亡失的大约应在五十万匹左右，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蒙古征大理军人数在十六万左右，或许多桑说的“发兵五十万”即指马五十万也未可知。
第三、屠寄《蒙兀儿史记·马亨传》误删《元史》一字不可取。《元史·马亨传》云：“癸丑，从世祖征云南，留亨为京兆榷课所长官。”《蒙兀儿史记·马亨传》云：“岁癸丑忽必烈汗征云南，留亨为京兆榷课所长官。”两相对照，《元史》有一“从”字，而《蒙兀儿史记》则删了这个“从”字。中华书局版《元史》校勘记（第3839页注〔12〕）云：“此句有'从’字不文，当有衍误。《蒙史》删'从’。”笔者认为，这个“从”字不可删，因为马亨为“邢州南和人”，庚戍（1250）忽必烈“召见潜邸”，这时忽必烈的潜邸还不在京兆，1251年在爪忽都之地，1252年驻桓抚间（参《元史》卷四世祖一），到1252年，忽必烈受命征云南，1253年“受京兆分地”，马亨应是从桓抚间跟随忽必烈到曲先脑儿，受命征大理后，又跟随忽必烈到京兆，这时才被留下作“京兆榷课所长官”的。因为马亨被留下是从征人理这一过程中，中途被留下的，所以《元史》仍书其“从”征，有一“从”字，则马亨从征大理事迹昭然在史册，此修《元史》者以“从”字在前，“留”字在后之苦心也。马亨虽未达大理，曾经“从”征大理则是事实。
第四、《史集》中关于征大理记载的失误波斯文史书《史集》作为治蒙元史的权威史料，是早有公论的，但《史集》中有些记载则不尽确切可靠，关于忽必烈征大理的某些记载便是这样。如说征大理是“虎年〔1254年〕”，“并派出札剌亦儿部落的木华黎国王同他一起去”，“途中派遣急使〔奏告说〕：……到哈剌章地区去”等，首先该书把1252年征大理说是1254年，这时该战役早已结束，其次木华黎国王早在1223年已死，不可能参加攻大理，此为兀良合台之误，再次，忽必烈征大理是受蒙哥之成命，而非忽必烈于“途中派遣急使奏告”后才改变路线来征大理的，这一点，《元史》及其它汉文史料多次提到。
五十年前，杨志玖先生在《关于赛典赤》一文中提出：“是否可以设想，赛典赤在世祖征云南时与之同在军中。”[71]杨先生的设想为我们打开了思路，他所根据的是《多桑蒙古史》第三卷第三章的一个注：“据剌失德书，蒙哥在位时代，忽必烈将兵入哈剌章吋，赛典赤时为其地长官，……”[72]查阅汉文版《史集》与多桑书相应的一段内容，《史集》并未作如是说，但《史集》写道：“当忽必烈奉蒙哥之命前往那些地区而他的军队正处于饥饿和无衣之时，他〔赛典赤〕来到了，并且履行职礼如仪”，[73]这条史料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即当蒙古军打仗时，赛典赤是作为搞后勤军需的一个人物，在《元史》本传，恰好能找到与之相应的史料：“帝（指蒙哥——引者）伐蜀，赛典赤主馈饷，供亿未尝缺乏。”[74]《史集》和《元史》说的大概是同一件事，只是《史集》把蒙哥伐蜀安在了忽必烈征大理的头上，多桑书“时为其地长官”之语，是毫无根据的，所以，忽必烈征大理时，赛典赤没有从征，他参加的是1257-1259年蒙哥伐蜀的战争，并担任军需官。《史集》于蒙哥攻蜀时不载此事，而系于忽必烈征大理，这是拉施德的失误。
第五，忽必烈对大理人口、财物的掠夺。忽必烈征大理，实行止杀政策，对保持大理地区乃至云南生产力有很大作用，但由于他终究是草原游牧贵族，富于掠夺之心，对大理地区的人口和财物还是进行了掠夺，这些人口无疑地是作为驱口，如失剌拔都儿“从世祖至哈剌章之地，战数胜，兀里羊合台以其功闻，赐所俘人一口赏之。”[75]这个赏给他的人口仅有一人，只能看作是供其役使的家务奴婢，更多的人口是掠至北方从事生产，如世祖征大理时所遣三使，“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蛮口数十于州，俟其子壮，付之。”[76]这些在大理掠获的人口，其中这一部分大概是在秦州（今甘肃天水一带）从事耕作吧。
忽必烈的厨师（宝儿赤）畏吾人八丹，也得到“男女各一人、金一铤，及银甕等物”[77]的尝赐。尝赐大理国人口及所掠实物，大概就是“哈剌章平，以功论赏”[78]的内容吧。其掠夺人口的情况，可从下述史料窥其一斑：孛儿速在“世祖时直宿卫，扈驾征哈剌章还，帝驻跸高阜，见河北有驾舟而来者，谓左右曰：'是贼也，奈何？’孛儿速进曰：'臣请御之’。即解衣径渡，挥戈刺死舟尾三人，拏其舟就岸，舟中之人仓惶失措，帝命左右悉擒之。”[79]这是征大理回师途中掠夺人口的情况。大理素以“文献名邦”著称，忽必烈攻下大理后，还“命姚枢等搜访图籍”，[80]此次攻大理，除掠夺人口外，还掠夺大理地区的财物（如金、银甕）以及图籍。所以，在充分肯定忽必烈止杀政策的前提下，还必须指出，忽必烈征大理仍有其破坏性的一面。
注释：
[1] 杜玉亭《忽必烈平大理国是否引起泰族大量南迁》，见《历史研究》19784第2期；方龄贵《忽必烈征大理史事新证》，见《思想战线》1987年第4期。
[2][4][6] 《可斋杂稿〉卷十七“帅广条陈五策”
[3] 《南诏野史》
[7] 元碑《大理路兴举学校记》，见王云、方龄贵：《大理五华楼新出元碑选录并注释》，1986年4月昆明铅印本，以下所引元碑均据此，怒不一一注出。
[8] 《元文类》卷二十三“平云南碑”
[9][74] 《元史》卷一百二十五“赛典赤赡思丁传”
[10][12][70] 《牧庵集》卷十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
[11] 《元史》卷一百二十“札八儿火者传”
[13] 《元史》卷一百五十四“郑鼎传”
[14][38][[43][52] 《元文类》卷六十“中书左丞姚文献公神道碑”
[15][34][51] 《元史》卷一百五十六“董文炳传”
[16] 元碑《故大师白氏墓碑铭并序》，按：癸丑为天定二年，碑误。
[17] 《藏春集》卷一“南诏”
[18]《藏春集》卷一“乌蛮道中”
[19]《藏春集》卷一“过白蛮”
[20]《藏春集》卷一“下南诏”
[21] 《藏春集》卷一“鹤州南川”
[22][62] 《元文类》卷四十一“征伐”
[23]《元史》卷一百六十五“完颜石柱传”
[24]《元史》卷一百二十三“赵阿哥潘传”
[25]《元史》巻一百四十九“石天应传”
[26]《元史》巻一百六十五“解诚传”
[27]《元史》卷一百二十八“阿术传”
[28]《元史》卷一百二十九“阿塔海传”
[29][44][48]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刘秉忠传”
[30]《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姚枢传”
[31]《元文类》卷五十八“中书左丞张公神道碑”
[32] 《元史》卷一百六十九“贺仁杰传”
[33] 《元史》卷一百四十八“董俊传”
[35] 《元史》卷一百二十八“土土哈传”
[36] 《元史》卷一百三十三“叶仙鼐传”
[37][53] 《元文类》卷二十三“平云南碑”
[39] 《元史》卷五“世祖二”
[40] 《元史》卷八“世祖五”
[41] 《元史》卷一百二十七“伯颜传”；卷八“世祖五”。
[42] 《宋史》卷二百五十八“曹彬传”
[45][49] 《藏春集》卷六附录“故光禄大夫太保赠太傅仪同三司谥文真刘公行状”
[46][50] 《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张文谦传”
[47] 《元史》卷一百六十“徐世隆传”
[54] 《藏春集》卷一“峡西”
[55] 《藏春集》卷一“过鹤州”
[56] 元碑《故大理□□氏躬节仁义道济大师基碑铭并序》
[57] 元碑《追为亡人杨庆良神识》
[58] 元碑《故父张照磨墓志》
[59] 元碑《故理阳寨长官司案牍段琏墓铭并序》
[60] 元碑《追为亡人张踰城端神道（残碑）》
[61] 元碑《故神功梵德大阿左梨赵道宗墓碑》
[63][65][80] 《元史》卷四“世祖一”
[64] 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笫187页。
[66] 《多桑蒙古史》第二卷第7章注引拉施德《史集·兀良合部》
[67] 《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余大钧汉译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60页。
[68] 《史集》第二卷，余大钧、周建奇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88页。
[69] 《世界征服者史》下册，何高济汉译本，内藏古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724页。
[71] 杨志玖著《元史三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73页。
[72] 《多桑蒙古史》冯承钧中译本上册，第339页，1939年版。
[73] 《史集》第二卷，余大钧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340页。
[75] 《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失剌拔都儿传”
[76] 《牧庵集》卷十八“提举太原盐使司徐君神道碑”
[77] 《元史》卷一百三十四“小云石脱忽怜传”
[78][79] 《元史》卷一百三十五“孛儿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