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落的大家 | 宁斋吴子复先生书法首次网帖大集结
吴子复先生·引 言·说起吴子复，如今熟悉他的人已经不多了。但生活在广州的人，都能看到很多他题写的匾额。吴子复是近现代杰出的油画家、美术理论家，后来转向书法研究与创作，其隶书雄辉古拙，当为粤地一代大家，承上启下。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很难集中看到他的书法作品，而且网络流传的书作图片里又存在大量仿制伪作（甚至专业期刊亦有），此次特意集结吴老作品展示，以便艺术爱好者和研究者研究与欣赏。特别鸣谢吴子复之子吴瑾先生进行審定。
左起：麦华三、朱庸斋、商承祚、胡根天、吴子复、秦咢生、李曲斋、莫铁。1973年吴子复(1899-1979)，名琬，号伏叟。书画印兼善，为易孺之后的又一艺术奇才。近现代中国社会激变，国门洞开，西学东渐。身处特定激变的时代，骨子里却充满了对传统的执着，这对当代的书人来说，是一个需要反思的问题。吴子复油画别具风韵，融汇了东方艺术之情趣，色彩明快，造型简练，形成稚拙单纯的风格。吴子复在勤攻画艺的同时，爱好书法。受岭南隶书名家林直勉启发，专注隶书研究，旁及篆刻。在他的《野意楼印赏》中，极少数自用印体现出慵懒的情调，一些肖形印不拘常规，可以看成受西方思潮影响的结果。吴子复一生致力汉碑，对《好大王碑》、《礼器碑》、《祀三公山碑》用功尤深，有“吴隶”之称。看上去并无惊人之貌，其实古风犹存，凝练瘦硬、秀劲古雅，耐人寻味。这里所看到的两件临作，一《礼器》，一《张迁》，临《礼器》更见神采。所临《张迁碑》结体近原碑，用笔则不同，以《礼器》写《张迁》，观点画形态可知所用毛笔一致。——薛元明
吴子复的隶书正是在广东深厚的碑学基础上孕育出来的。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都堪称现代广东书坛最主要的碑学传承者。与那些曾经拜师学艺的书法家不同，吴子复在书法上属于无师自通者，但深受广东隶书名家林直勉的启迪。20世纪20年代初，林直勉寓居广州，每周在其寓所举行“临池会”雅集活动。当时吴子复也去参加，耳濡目染，接受了林直勉以《礼器碑》为宗的艺术思想和实践的熏陶，对他自己书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翁泽文
吴子复于1931年所书广州中山纪念堂《总理遗嘱》（图1）是他较早遗留的名碑。该碑曾一度被认为是国民党元老、民国四大书家（谭延闽楷书、于右任行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之一的胡汉民所书。胡汉民是孙中山主要助手之一，他曾于1928年以隶书曹全体书南京中山陵《总理遗嘱》。因此，《曹全》体书写的中山纪念堂《总理遗嘱》自然被认为是胡汉民所书。然而，经吴子复之子吴瑾先生考证，中山纪念堂《总理遗嘱》当为青年吴子复书作。——王祥
吴子复最爱的是《好大王》，一生留下来的临作很多，相类似而以篆书意味统摄的还有《石门颂》《杨淮表》和《大开通》等。但《好大王》不在吴氏所强调的“六站”之内。“六站”分别指“《礼器碑》《张迁碑》《西狭颂》、《石门颂》《郙阁颂》《校官碑》”，都搜集到对临之作或集字联。——薛元明
·对联作品·
吴子复对此深有会心，1930年他在《画室呓语》中就对“稚拙化”的美感作了简明的阐述。而在实践中最好地贯彻“稚拙化”的审美取向，则是他于1970年以后对《好大王碑》所作的精彩挖掘和演绎。他在八十岁时集“好大王碑”字作自寿联：“暮年还复稚年乐，今世相知后世人，’，就寄寓了他对自己所追求的“稚拙之美”的自信和孤独。他的这一演绎，对《好大王碑》有发潜德幽光之效；对“生拙”的审美概念，则有深化延展之功。这是隶书艺术的一个新高峰，它与关良的戏剧人物画中的稚拙之美，可谓殊途同归，巅峰相聚。朱屺瞻有这样的感悟：稚拙之美“天真无框框，无矫揉造作之态。年老了，愈爱天真之美，爱其自然不伪，爱其简单朴素。说到底，简单朴素，正是大家之风，古典之美”。（见《癖斯居画谭》）——罗韬
“质”和“文”无疑是评价吴子复书法的两个关键点，他的创作和临摹就是一码事。“质”表明他的书法强调保留原生态的美，自然质朴。吴子复取法汉碑，要的就是这个“质”。……具有野逸之美的书作，就书家主体而言，多为文人。吴子复虽无此名而有此心。无论是达还是穷，都渴望心灵的自由。可以想象一下，古代文人士子挣扎在名利场中，常为“物役”所迁累，难免有诸多痛苦。若不能脱身尘事之外，就要寻求山野田林之乐，将身心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以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如庄子所言：“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一旦书家有野逸之心，便可从字里行间读出野逸之情。吴子复极其反对“未达而奇之亟”。他的“野”是在苦练的基础上，把古人的“质”提炼出来和自己的个性相结合的结果。他主要针对篆刻方面表达出来：“如果篆刻缺乏作者之思想情感，个性、人格，纵使刻得如何工巧，只不过是一种技术，而不可能成为艺术品。”虽然是谈刻印，但书印之理相通，都是个人审美意识主导的结果。可以看出，吴子复一直强调书画印中一定要融入作者的思想情感，思想先行，思想为主导。这正是他成功的原因所在。——薛元明
吴子复在其一生中，一直以隶书为专攻，始终不离碑学要旨。将汉隶作为“一盘棋”来考虑，按照一定的步骤来付诸实践，无疑更加理性。一般说来，书家临摹某种碑帖，总不免有兴之所至的成分，某段时间对于某种碑帖感兴趣，就加以临摹，而后过一段时间，又有了新的感悟、新的选择，或者重新拿起来，复杂多变。也就是说，选择碑帖一般无需预设，即使就个人风格而言，也是无法预设的。所以，这种思路是非常理性的，但并不一定适合任何人。因为经验可以参照，但也可能无效，要结合自身的实践。就“六站论”而言，依照吴子复所列的顺序，这之外还有如《曹全碑》《孔宙碑》等，对他影响最大的就是《好大王碑》。《好大王碑》亦篆亦隶亦楷，风格十分奇特，楷有二三，篆隶六七，有诏版之韵，夸张恣肆，书风温和醇厚，遒古朴茂，多用圆笔，藏锋逆入，古厚沉着，气静神怡，质朴率真，自然天成，故而十分对吴子复的胃口。吴学之而得“疏秀”之境。“疏”即疏朗、宽绰，“秀”主要是指灵秀、飘逸，将二者合二为一，极端不易。宽绰容易松散，灵秀容易麋弱，吴子复能够在保留原碑字形体势的情况下参差错落，稚拙天真，穷极而变，新意异态呈现。由此也可以看出吴子复的思路，注重的循序渐进，但从未忘了兼收并蓄。——薛元明
观伏叟（吴子复号伏叟）所作隶书，字之长短、疏密、大小、斜正，天然不齐，如汉人书韵，置于历来隶体书家之中，气味不同，其貌可立辨仙凡，此能明源流之得也。古碑之荒坠也久，然先生运笔方圆互用，犹阴阳互藏，字法皆了然于胸，如此，似古手写新篇，助今人续观古法，此能谙法度之得也。《衍极》：“自秦以来，知书者不少，知造书之妙者为独少，无他，由师法之不传也。”故而书家必追“字字出古”，首传字法，次传笔法，书之义大矣哉。伏叟先生之书作呈现此中真意，赘言数语以明示不察而漫学者。——郑伯象
本次刊选作品选自《吴子复书画集》
不过在吴氏书迹中，也不乏行书，如1942年致画家胡根天（1892-1985年）的信札便是件行书小品，反映出他淡逸而潇洒的小行书风格。这类作品因其实用性反映其书风的另一面，也即率真、平实而敦和的风格。但作为独立而非实用性的书法成品，吴子复的行书还是不多见的。其他书体也是如此。——朱万章·题签选刊·
广州“吴隶”碑匾分布整理 / 王祥地 址题字内容时间中山纪念堂“总理遗嘱”碑文1931越秀山镇海楼横匾：“镇海楼”、长联：万千劫危楼尚存，问谁摘斗摩霄目空今古；五百年故侯安在，使我倚栏看剑泪洒英雄。1952广州人民博物馆广州人民博物馆1952李研山“石谿壶馆”石谿壶馆1953越秀山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1954东风东路（广州师范学院前身）广州师范专科学校1956流花路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馆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1956花县洪秀全纪念碑（已毁）“花县洪秀全纪念碑”碑文1959解放广州纪念像（已毁）“解放广州纪念像”款识1959中山纪念堂广州中山纪念堂重修碑记1963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朝人民血谊亭”碑阴1964广州起义烈士陵园“中苏人民血谊亭”碑文1964流花公园西苑西苑1964人民北路友谊剧院友谊剧院1965广州园林管理处江山如此多娇1971前进路南园酒家“南园饭店”、“友谊”等七个厅房名1973广州织金彩瓷厂广州织金彩瓷工艺厂1973广州绢麻纺织厂广州绢麻纺织厂1973新大新百货公司（前身）中山五路百货商店1970年代广州出现如此之多“吴隶”牌匾，除了吴子复高超的书法成就，与其深厚的书学资历也有密切关系。早在1920年代，吴子复即为我国最早的公立美术学校一一广州市立美术学校中的佼佼者。他擅长艺术评论，其早期名字“吴琬”和尖锐的文风频繁地出现在广州的报纸、杂志专栏。抗日时期，他担任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美术科主任，为抗战培养宣传骨干，带领学生“美术救国”。1960年代，他执教于广东文史馆夜学院，培养了大批书法人才。他担任过广东省书法篆刻研究会（广东省书协前身）副主任，郭沫若对他颇为推崇，广东宿贤胡根天、侯过、容庚、商承祚、秦号生等人都与他交谊颇深。如此艺术经历，可谓德高望重，享誉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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