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付“逃兵”，中国古人有办法

在我国古代，被派上战场的士兵都是被朝廷强行征召的老百姓。在绝大多数的封建王朝中，当兵并不是什么光荣的事，也不能给小卒带来地位上、利益上的好处。

中国礼教有“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兵违背孝道的风险极大。常年冲锋陷阵身体难免会遭到毁伤，在古人看来这是一种不孝的行为。所以，为让麾下小兵能心甘情愿地卖命，统治者只能出台一系列严惩逃兵的政策，用鞭子赶着他们上战场。

针对逃兵所制定的军法，最早可追溯到秦朝。

在秦人所著的《军爵律》中，总共有两条关于处置逃兵的规定：一条是每五个士兵被编入名为“伍”的作战单位，只要有士兵逃跑，那么他所属的“伍”中的其余四人，都要受到株连，服两年的苦役。想要免于株连，那就得在战场上砍下一颗敌军的脑袋，用军功来抵罪。这种连坐的制度，让士兵之间失去了信任感，为了自身安全的考虑，士兵们不得不相互监督，举报那些有可能逃跑的战友。

至于除秦国之外，其他的诸侯国是否使用了相同或类似的军法，我们不得而知。在《军爵律》中，另一条关于处置逃兵的规定是这样的：如果士兵在战场上莫名其妙的失踪，军队按照死亡处理，并对其家人发放抚恤金。不过，如果失踪者如果没有战死沙场，而是临阵脱逃隐姓埋名，被查出后军队会将他抓回来，充作奴隶，并剥夺此前给予失踪者家庭的一切优待。

在商鞅变法后，秦朝的军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人头革命”。想要建功立业？那就拎着敌人的脑袋换军功章。只要砍下一名敌军的首级，就能换到一级爵位，及若干土地。除此之外，杀敌建功的战士，国家还会给予其生活、法律上的种种优待。

所以，秦国的士兵比其他国家的士兵士气更足，堪称战国时代最强的军队。正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秦国拥有当时最完善的军功体制，在秦国当兵远比在其他诸侯国当兵待遇更好。所以，秦国的逃兵数量应该不多，处罚也不算严重。

唐朝时期，朝廷出台了《捕亡律》，其中明确地将逃亡者的情况划分为两大类：

一是临阵脱逃；

二是在驻防时逃跑。

在军队开拔的情况下，士兵只要逃跑被抓，逃跑一天判处徒刑一年，两天两年，以此类推。逃亡超过半个月的逃兵，则直接判处绞刑。在交战期间，不论士兵逃亡多久，被抓回来一律问斩。驻防期间，士兵逃跑一天杖责八十，三天加一等，最高可判处流放三千里。

五代时期，关于处置逃兵的军令更加严格。朱温下令，在每个士兵的脸上刺上编号，在全国各地设立哨卡，但凡发现脸上刺字的逃兵，定斩不饶。朱温的军令迅速在中原各地推行，各大军阀开始采用这种办法解决逃兵的问题。

到了宋朝，这项军令被沿用。所以说，在宋朝不但囚犯的脸上会被刺字，连士兵的脸上也会被刺字。到了宋仁宗时期，这一军令被修改为逃亡满三日斩首，王安石变法时又改为逃亡满七日斩首。

明朝对逃兵的态度相对宽容，明律沿用自唐律，所以对逃兵判定也被分成两种情况。不过，明朝的军令在处置逃兵时并不考量逃兵逃跑的日期，而是根据次数来量刑。根据明朝《兵律》的记载，上战场的士兵初次逃亡的，打一百大板，然后继续随军出征，再犯的才会被处以绞刑。对于那些驻防的士兵，则更加宽松，初犯者打八十大板，继续驻防；再犯者打一百大板，发配到边疆驻防；三犯处以绞刑。

由于清朝是异族统治，所以绝大多数军令都沿用自明朝。只不过，清朝统治者放宽了绞刑，改为“绞监候”，相当于现在的死缓，待到秋审时再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判处逃兵死刑。随着清朝军法的改革，关于逃兵的处置办法越来越重，到了后来，清代例律中不再将逃兵逃亡的情况划分为驻防和出征，只要是在营的将士逃跑，一律斩立决。斩立决与斩监候不同，前者无需秋后重审，立即执行死刑。

不过，清朝却在军令中加入这样一条，若逃兵在战争结束前自首，可免于死刑，在战后被发配到各地八旗为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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