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干部太难,谁应该来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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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工作者难,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他们究竟难在何处?又因何而难?最近,笔者通过对赤壁市某社区深入调研,发现了社区工作者面临的一些难言之隐。
(一)“过度留痕”之难。

在对社区书记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社区工作者的一大难点,即过度留痕。“痕迹管理”比较普遍,检查考核科目名目繁多、频率过高。

据访谈获悉,仅在疫情期间,社区工作人员除常规工作外,还要打印抗击疫情的留痕材料。在抗击疫情的高压环境及高强度工作量下,留痕材料的准备与打印极其消耗社区工作人员的精力,无疑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的负担。

除此之外,还有社区人学习笔记的检查,不仅会上要认认真真学,会后补笔记已经成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常态。学习笔记并非检验学习成果的主要方法,真正检验学习成果的方法是要看社区工作人员是否将社区治理好,居民是否满意。

过度留痕,消耗了社区工作者的时间和精力,也使得社区工作者难以将有限的精力,投入无限的服务居民和社区治理之中。

(二)“居民无理”之难。

很多时候,社区工作者承受着太多的委屈,但也只能忍气吞声,打破眼泪往肚子里咽。

在调查中发现,有居民半夜三点多给社区打电话提出问题与需求。还有一位居民所在楼下有个早餐店,早餐店烧柴冒烟问题影响其生活。这位居民就找到社区反映问题,在相关部门介入后,早餐店便不再烧柴。但是,这位居民坚持认为楼下早餐店仍在烧柴,要求社区工作人员完全解决烧柴问题。

现实中,有的居民不仅不理解社区工作者得难处,还胡搅蛮缠、无理取闹,甚至公然辱骂攻击社区工作人员。这些琐碎事烦心事闹心事,真的让社区工作者无言以对。类似这样的小事枚不胜举。

(三)“额外负担”之难。

在社区工作之中,他们常常承担着社区职责范围之外的事情,令人哭笑不得、啼笑皆非。

访谈中发现,在关于某厂房搬迁问题中,由于甲方的合同尚未到期,但场地已经卖给乙方,上级组织要求社区与甲方对接,要求甲方搬离且上级组织未提供资金支持。

其实,此事并非在社区的职责范围之内,且解决难度很大,社区无权亦无能力解决此事。但对方却不管那一套,死缠烂打着社区必须出面协调解决。

诸如此类额外的超常规工作,无疑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工作难度,也极大地消磨社区工作者的耐心、信心和斗志。

那么,造成社区工作难的原因何在呢?通过这次调研,我们感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区定位不准。

社区常常被当作一个“小政府”,承担过多的行政事务,但实际上社区并非行政机构。社区的行政职能多了,自然就削弱了居委会的自治能力,无形之中增加了社区工作人员的压力。

比如上述甲方搬迁的问题,这事本应由上级组织负责,但是上级机关往往不讲条件、不讲要求,通常都是派无权且无能力的社区管辖和处理,你让社区情何以堪?

(二)督导问责泛化。

督导问责作为一把利器,用的好可以监督工作人员,从而有效促进社区全面建设。

但实际情况中,问责不规范的情况时有发生。责任层层“甩锅”,问责泛化简单化。一些地方让基层社区签“责任状”,甚至把问责作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问责成了上级的遮羞布,出了问题就将责任归于基层工作人员。

同时,一票否决作为考核方法易被滥用,工作人员一旦被否决,其他方面做得再好也无济于事。社区工作人员为应付检查避免被一票否决,往往只能过度留痕,过于形式主义,这也是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

(三)社区能力欠缺。

社区工作者所学专业,往往与其工作中所需的素养不够匹配。因此,当面对较为专业且复杂的问题时,有些社区工作人员通常无法也无力解决。

调查中有件事,一位居民将维修工人的梯子从楼上抛下,导致楼下垃圾桶被砸坏,周围居民小孩受到惊吓。社区工作人员一般都是采取教育和警告的方法,但却不足以让居民认识到自己的问题。

后来,在寻求相关司法部门介入后,居民不仅认识到了自己行为的危害性,还主动进行了检讨和赔偿。 由此可见,社区工作者还缺乏相关法律知识,调解矛盾的能力不足,手段也比较单一。

社区工作中的诸多难点,无疑导致了基层工作效率降低,也极大影响了居民对社区服务的满意度。如何有针对性地解决这些难点和痛点,亟待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关注和落实,从而让城乡社区工作者轻装上阵,真正回归到服务居民的本真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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