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囧妈》，知道为什么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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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一，疫情不容乐观。但年还是要过，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因为有疫情，珠海增加到了10例，所以只能在家待着，吃了饭闲来无事，也没有什么新闻可看，就这一件事儿。
听说徐峥的2020年贺岁片《囧妈》上线免费看了，找了一下还真找到了。
片长两个小时零六分，画面很漂亮，但没有什么影片感，运用了很多特效和喜剧元素，比如，扒了两遍火车，坐了一回热气球，还玩了一次熊出没。
但不管怎么说，徐峥和出品方港股欢喜传媒做得还不错，最起码给让全国人带点乐，也让这个压抑的春节有了点笑声。
这里面也有字节跳动的功劳，字节跳动公司硬是把影院票房拉成了网络流量。虽然是很成功的商业运作，但不管怎么着，困在家里的老百姓还是免费看了。这就是商业竞争的红利。
“囧”其实是“冏”的衍生字，现代的字典里都查不到。两个字的读音相同。“冏”的意思为“明亮、光明”。下面没有一横古代的“冏”字是生僻字，字形就是房子上有个窗子，阳光进来。加上一横意思就变了，被赋予“郁闷、悲伤、无奈、尴尬、困窘”之意。“囧”被形容为“21世纪最风行的单个汉字”之一。
为什么我们进入21世纪之后造出来了这样一个字呢？是不是与大时代、新时代的脚步不是相向而行呢？
这就是民间文化，它永远反映真实，而不是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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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峥拍了很多关于“囧”的贺岁电影，《人在囧途》、《泰囧》、《港囧》都很火。中国人到了过年的时候，要靠别人的“囧”来辞旧岁，用强颜之笑迎新年，确实很“囧”。
当这个字从阳光变成哭脸的时候，我们对生活的“囧”态已经习以为常了。
可那些年不管怎么“囧”，也没有今年“囧”。
《囧妈》讲述了母子两代人的情感纠葛，亲人、亲情之间相爱相杀的故事。但是为了娱乐或是过审的原因，什么也没讲清楚。
中国的电影常常会遭遇这样的窘境——有时代背景，又没时代背景。
没时代背景吧，故事情节没法展开；有时代背景吧，又不能真实交待，真实交代了会被扣上历史虚无主义的大帽子。结果就是玩一些捉迷藏游戏，有点像中国电影拍成人镜头，不露点吧不吸引人，但又不能露太多。
《囧妈》与除峥的其实几部“囧”片不同，《人在囧途》、《泰囧》、《港囧》都有主语，说明了谁在“囧”，《囧妈》没有主语，妈是宾语，那么谁让妈囧了，或是谁囧住了妈呢？
不过，《新京报》的文章倒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标题《70岁黄梅莹首演喜剧，徐峥让“妈”放松》。
黄梅莹在电影里演妈，徐峥演儿子。徐峥让“妈”放松的妈带了引号，引号的一个意思就是特指或有特定含义。这部片子在这样的背景下免费上线观看，是让“妈”放松了。有双关语的感觉。
疫情还在加剧，引用钟南山的话是，还在爬坡阶段，待在家里看看电影、刷刷剧是不错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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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电影的剧情我就不透了，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电影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人在面对亲人、亲情时为什么会相爱相杀？
电影里有这样一段读白：一直以来，我们（电影里的徐峥和他妈）都在争吵，可是我们的出发点都是彼此的爱，只不过这份爱是希望对方活成自己想要有样子。现在我才明白，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每个个体都应该是完整的，爱不是控制和索取，爱是接纳和尊重，可惜我明白得太晚了。
可以理解为电影给了一个模糊的答案：亲人、亲情之间的相爱相杀是因为在家庭这个集体中，每一个个体都不是独立的，而与此同时每个个体又希望对方是自己的样子。
这是什么？
集体主义下的权威，都想控制和索取，从来就没有接纳和尊重。
在中国家庭中，子女与父母之间确实是这个样子。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是家、国、天下。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是集体主义的土壤，但那并不是我们现在的集体主义，可以叫做传统的集体主义，先家后国，这是建立在传统的血亲伦理基础上的集体主义。
而我们现在的集体主义恰恰是接受了苏联的共产主义理论下的集体主义，就是先有国、再有家，舍小家顾大家。这样无疑就要牺牲掉血亲伦理，现代史上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人还都活着，自然就进入了相爱相杀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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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的徐峥叫徐伊万，是他妈和他爸在里谈恋爱时看了一部苏联电影叫《伊万的童年》，才取了这个名。《伊万的童年》1962年上映，是根据1957年博戈莫洛夫的短篇小说改编，描述苏德战争中，12岁男孩伊万在母亲与姐姐被杀后加入游击队抵抗纳粹德军的经历。
同样，我们新集体主义的形成，也是抗日的原因。相同的时代背景，让我们全面接受了苏联的价值观，并在文艺方面大量引作品，有多少人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电影中徐伊万父母的爱情也同样是苏联式的爱情，那种建立在纯粹集体主义、理想主义上的爱情只有是青春年华的一闪，最终变成悲剧，像苏联一样解体。
苏联的文艺作品对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影响之深是无法想象的，这就包括电影中徐伊万的母亲热爱的那首歌《红莓花儿开》。
《红莓花儿开》是苏联电影《幸福的生活》的插曲，歌曲表达了少女对心上人的思念之情。电影和歌曲均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金。
田野小河边，红莓花儿开，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爱，
可是我不能对他表白，
满怀的心腹话儿没法讲出来！
电影里徐伊万的母亲终生的愿望就带着一帮中国大娘把这首歌唱到莫斯科的红星大剧院去。
这就是中国那一代人的苏联情怀。
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有一种错觉，俄罗斯人民对中国人很亲。
这种错觉是建立在两国政府战略关系基础上的，但文化的影响有的时候是深藏在潜意识之中的，不可能有战略的考量，这也会影响决策。
而实际的关系有可能恰恰相反，不但俄罗斯人民对华人并不友好，政府之间表面上哥俩好，实际情况是相互防范。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唐人街？只是因为俄罗斯不先进，中国人不愿意去吗？不是，是人家不欢迎。为什么我们建国不久中苏就对立，甚至开战，一种解释美国人使坏，实际是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电影拍得稀里糊涂，或者说根本也没往这面想，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前苏联文化，包括文学艺术还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集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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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也有这样的问题，牺牲小家顾大家还是首选，没有人认为这是错的，我们希望武汉人能是我们想要的样子——可别乱跑。
这完全符合大家的意愿，可每一个武汉人也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个体，他们应该有大局观，也更应该给他们自我取舍的权力。
当然，有人会说，那样就乱了。
没办法，只能把门关上，由“冏”变成“囧”——封城！
最后是孩子“囧”，妈也“囧”。
有人会说，可不能让他们来传染我们。武汉之外的人被传染是你生活在这个大集体里的代价，我们不能像新加坡一样把他们送回来，送别人那儿谁也不要。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要他们为我们牺牲，还是我们也要为他们牺牲的问题。两种说法，性质完全就不同了。
有人说凭啥我们为他们牺牲啊？
不凭啥，都在一个锅里，尊重每一个个体才有爱，爱才不是控制和索取，爱才是接纳和尊重。
相爱相杀的爱就不是爱，只能是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