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们的故事（魏晋南北朝篇）
1.骨灰级书法爱好者钟繇
钟繇在学习书法入迷忘我，堪称骨灰级书法爱好者，还有一事更能证明。
青年时期，钟繇就与后来的领导――曹操因为共同的书法爱好走到了一起，那时经常出席书法学术讨论会的还有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书法迷。
有一天，钟繇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就向韦诞借阅。不料这位擅长制墨的先生（韦诞制作的墨被称为“韦诞墨”，被赞誉为“百年如石，一点如漆。”），大概很怕钟繇借了不还他，也有可能是怕钟繇的书法超过他，总之，任钟繇死磨硬缠都坚决不借。
（钟繇画像）
钟繇很生气，他把胸脯擂得咚咚响，一直擂了三天，擂得胸前青一块紫一块，还呕了一大滩血，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他在练大力神功，准备去跑江湖卖狗皮膏药，这韦诞也够狠心，全不为钟繇的“苦肉计”所动，硬是没给他看。钟繇却因为“表演”太投入，把自己擂得奄奄一息，亏得曹操派人送五灵丹（三国时期疗伤圣药）给他，才活过来。钟繇算是得了心病，发下誓言，说不惜等韦诞死了之后去盗墓，也要看到蔡邕的秘诀。
这差不多为韦诞做了一个广告，谁都知道韦诞手中有一本练书法的秘籍，以致于后来韦诞的墓真的被盗了。
但韦诞比钟繇晚死了二十年，钟繇是不可能亲自去盗的，但是由于他发下的那个誓言，后人还是一口咬定盗墓的事情是钟繇指使的，这可真是冤枉了钟繇。
2.韦诞题匾掷笔
韦诞，字仲将，三国魏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人，擅长楷书，尤其精于题署，汉魏时期的皇宫、舍馆和各类宝器上，都有他写的手迹。
（韦诞书法）
魏明帝即位后，在洛阳兴建凌云台。楼台上悬挂有未题字的匾额，让韦诞去题写。人们用笼子装着韦诞，再以滑轮、长绳牵引，吊拉上去。匾额离地面有二十五丈，韦诞站在上面，胆颤心惊。一气之下，他扔掉手中笔，把它烧了，并告诫他的子孙，断绝传授他的楷书法，还将这一条写进了家规。
3.“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
王僧虔年轻时就写得一手好字，尤其擅长隶书。早在刘宋朝，宋文帝在一次偶然机会见到他的一幅白绢扇面书法，赞叹不己，说：“这不只是超过了王子敬(献之)，其骨力内涵，外貌风仪更不一般。不可小看。”王僧虔是晋代三朝宰相王导的五世孙，而著名大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则又是王导的从子、从孙。王僧虔的书法是有其家学渊源的。他不仅继承了家族的传统，字写得好，而且对书法理论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曾著《书论》一篇。所以宋文帝如是说。
（王僧虔草书）
至齐代，王僧虔书法更臻完美，遂成海内名家。太祖萧道成也是个笃好书法的人，即帝位后，书法雅兴仍不减当年。
建元中(公元479—482年)，太祖召已是丹阳(今江苏镇江)尹的王僧虔来朝，提出要与他进行书法比赛。王僧虔只得从命。君臣二人各自展纸濡墨，挥毫逞兴。作书完毕，太祖十分得意地问：“联与公卿书法，谁是第一?”王僧虔不假思索地回答说：“臣书第一，陛下亦第—。”太祖心里明白，自己的书法是不能与王僧虔匹敌的，付度王是否有曲意奉承之露，出如此狡黠之语。于是反问道：“第一就是第一，怎么会有两个第一?”王僧虔不慌不忙地说：“我的书法在所有大臣中数第一，陛下书法在历代帝王中数第一。”经他这样一解释，太祖又觉得似乎不无道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说：“公卿可真会说话，既不失之自信，又不得罪人，真可谓善自为谋啊！”话语中流露出对王僧虔应对机变的嘉许。君臣二人当即互赠各自所珍藏的古代名人法书精品。
（傅山经典《张融海赋册页》）
但是，撇开张融本人而言，光论“臣法”与“二王法”，此语不无可取之处。尽管张融在特定条件下出此狂言为人讥笑，但一般地说，他的“恨二王无臣法”，在观念上却是凌烁前辈、居高临下的。“二王法”是前人法，对后人言是经典；其后人之法对更后人而言，不啻也是楷范。每一时代的风尚各异，后时代要有建树，势必要冲破前一代确立的种种“二王法”，自出机抒，独标新帜，这对于当时人而言是“臣法”，对后世人则又成了新的“二王法”。唐之视晋与宋之视唐，元之视宋与清之视明，无不是“二王法”与“臣法”之间互相影响又互相转换的嬗变关系。故而，张融此言落实到他这个具体环境中，是难於逃脱狂妄之嫌的；但从纯理论角度看，此言又是绝对真理，说出了历史嬗变的真谛。
宋人黄山谷对此深有感受，袁燮题其《食面帖》云：“涪翁书大率豪逸放肆，不纯用古人法度。尝称：杜周有言，三尺法安出哉?前王所是著为律，后王所是疏为令，以此论书，而东坡绝到。”（见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15引)山谷的“三尺法安出哉”直是张融“恨二王无臣法”的张本。古代书家之法，可以成为今人楷则，今人书法也将成为后人楷则----安知后人不会以我黄山谷的“不法”之法为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