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之风撰文《 时庄粮仓遗址考古发现引发的话题》
12月5日，来自全国的考古专家实地考察时庄遗址
晨之风
12月5日上午，淮阳区四通镇时庄遗址发掘现场又一次热闹起来，来自国内的文物考古界专家相聚一起，实地参观时庄考古遗址，现场探究感兴趣问题。时庄遗址何以引起国内考古界如此关注？它的发现到底有哪些值得考古界研究的价值？诸多问题无疑都会引起本土考古爱好者和国内乃至世界考古专家的兴趣。
时庄遗址的发现有很大的偶然性，2019年4月，淮阳区四通镇时庄村准备在村南头建厂房，通过前期考古钻探，周口市文物部门发现一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被称为“时庄遗址”，初步推断距今大约4000多年历史。这引起了上级考古主管部门的关注，当年7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联合周口市文物考古管理所，开始对遗址重点区域进行考古发掘，不断有新的发现。这是继平粮台遗址之后，淮阳区发掘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又一处遗址。
时庄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
5日的国内专家组团现场研讨的成行源于国家前不久发布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11月25日上午，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发布了五项重大考古新成果，河南占4项，其中有周口时庄遗址。有关报道指出，时庄遗址发现了中国最早的“粮食仓城”，并且体现出相当程度的智慧性。中国最早“粮食仓城”的发现，让当今明白：距今4000年—3700年前，中原先民就懂得粮食储存的道理。当然时庄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惊动了国家考古界，也引起了世界考古界的关注。这里相继出土了28座夏代早期“粮仓”遗迹，各种数据表明，此粮仓是我国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粮食仓城”。据碳—14测年数据显示，“粮食仓城”阶段相当于中原地区的“新砦期”阶段，即文献记载的“太康失国至少康中兴”的夏王朝早期，而时庄北面不远的太康县最早的渊源就是夏朝。根据考古发现，“新砦期文化”是最早的夏文化，比著名的二里头文化还要早。新砦遗址发现的“三叠层”，即下层为龙山文化层，中层为新砦期文化层，上层为二里头早期文化层，证明了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确实存在新砦期，填补了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缺环的空白。新砦城址的发现，对于探索早期夏都、对于判定古城寨城址和二里头遗址的年代与性质、对于研究夏代都城和夏王朝的诞生以及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时庄遗址的意义在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新砦期”的考古发现。专家认为，这对于早期夏文化的研究，重新认识夏王朝的社会组织结构、管理水平和早期国家治理能力等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时庄遗址现场
时庄遗址自发现后，发掘现场不断传出惊人发现。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时庄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曹艳朋一直蹲点遗址发掘现场。他认为，从粮仓的建筑形制看，这里的粮仓遗址可以分为地上建筑和地面建筑两类。其中，地上建筑类似“吊脚楼”结构，底部有多个“土墩”立柱，其上铺垫木板作为仓底，而且粮仓周边有相互连通的水沟，形成了非常好的排水系统，对仓储粮食能够起到很好的防潮作用，凸显了古人建筑粮仓的智慧。目前，从仓储遗迹堆积中，考古部门已经检测出粟、黍类作物的颖壳以及芦苇类植物，推测是粮仓底部直接铺垫物或其他编织物。这些发现充分印证了夏朝时期，我国先民已经掌握了较为完备的粮食储存技术，体现了较高的智慧。随着考古的全面展开，时庄遗址的探测面积扩及时庄村现在居民房屋，根据过去对于遗址的考古发掘，这里要就地建成博物馆，展示出土文物和原地地貌，供游人参观。当地政府要做前卫的规划，要健全一切辅助设施，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块“文化品牌”打出去。由此设想开去，时庄的发展将从此揭开新的一页，处在相对比较偏僻的时庄无疑会迎来华丽的转身，从各个方面实现蝶变。当地村民言谈话语里表现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认为，时庄遗址现场只发现有一座具有居住功能的连间房，说明粮仓跟居住区是分离的，它是作为公共设施为某一集团或社会组织服务，很又可能出现了早期国家的特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雷兴山说，对比以往的考古发掘，时庄遗址发现的粮仓年代最早、最集中、功能和结构最清晰，为研究中原地区早期国家的粮食管理和赋税制度等提供了绝佳的实物材料。但是这组粮仓的功用是什么，军用或是民用，为什么在这里修建了粮仓，这里的地形地貌有什么特征，这里在历史上属于哪个政权的根据地，尤其是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历史故事，诸如此类，这都是有待解开的谜底。
时庄遗址整体图
考古界有关专家指出，时庄遗址的重要发现，将有力推动夏文化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等重大学术课题。国家文物局将在“考古中国”重大项目的整体框架下，围绕夏文化与夏代史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等重大历史问题，加强统筹部署，持续推动有关地区文物部门、科研机构集中力量攻关，不断取得新突破。同时，该遗址目前显示和居住遗址分离，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遗址定位是否是一个独立单一的社会服务分工，即：它仅仅是周边遗址的粮城，还是服务于一个更大聚落的粮城，这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些设想无疑会为下一步研究指明方向，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出土文物的出现，我们相信将会有更多发现影响史学界和考古界。
时庄遗址的发现让我们再次把夏朝的研究提上日程。中国的历史研究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中国历史界都一致认为，中国历史有确切纪年是公元前841年的“国人暴动”，而确定公元前841年为中国历史端口年的是大史学家司马迁，之所以这一年被确定为准确纪年的开始，主要是因为保存在现在最早的年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最早的纪年是共和元年。这个确切纪年是根据司马迁的有关记载和论断，后人综合多方史料做出的断定。对于公元前841年以前的中国历史事件，是没有办法确定其确切发生年份，或者几个文献之间有冲突无法确定那个是真实的。在记述黄帝至西周共和元年之间的历史过程中，司马迁因为对一些史记事件的年代模糊不清。为了确保记述精确，他选择了直接不写事件的年份。不能确定但并不代表历史是空白的。目前商和西周都能通过文字确定其存在。有些历史事件虽然不能确定其具体年份，但根据历史年表推测再加上星象资料可以推断大概的年份，其次，出土的文物资料也可以确定历史事件存在。
时庄遗址现场
夏、商、西周历史年份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华文明的传承。为了挖掘夏、商、西周这三代历史，让后人明白这一段历史的真相。1996年，国家在“九五”科技重点攻关项目中，组织历史、考古、古文字、历史地理甚至天文学等多个领域的一百余名科学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启动了一项“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就是为了研究和排定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研究夏朝是否真实存在。断代工程利用最新科技成果，研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还远不能够满足史学界的要求。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推进，中国历史的端口年份不再是公元前841年，而是会更靠前，中国的“信史”会更长。时庄遗址的发现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对于夏朝文化的研究肯定会起到丰富的作用，是值得引起高度关注的。
既然时庄遗址的年代定性为夏朝时期，这个似乎已经没啥争议，那么关于夏朝我们应该怎么认识呢？时庄遗址的发现再一次引起了关于夏朝的话题，“夏朝”是一个历史学界常用的概念，而在考古学界通常称为“夏文化”。不为别的，因为夏朝的存在在中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存在争议，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到目前还没有找到强力证据证明其存在。经碳14测定，二里头遗址绝对年代，在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相当于夏代，距今有4000多年的历史。本着严谨的角度来看，夏朝确实还未发现能证明自身的系统文字。尽管许多夏朝遗址挖掘工作都结束了，但至今没看到能够被广泛接受的，证明夏朝存在的证据。中国的史学家普遍认为夏朝是存在的，但是缺乏足够的文史证据和考古证据支撑。不过种种信息证明，夏朝应该是确实存在的，只不过是年代久远，缺乏有力的物证而已。
专家现场解读时庄遗址
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的成果，夏朝始建于公元前21 世纪，结束于公元前16世纪，而时庄遗址据考证距今4000年—3700年前，恰好属于夏朝时期。之所以夏朝的存在难以判断，还有一个原因，生产力低下，加上缺乏文献记录。另外，夏朝的国都时常搬迁，没有稳定的地方，这给后来的考古研究带来了一定的难度。专家根据个别历史文献记载推测，夏朝国都活动在黄河沿线一些地区，更像是一个游移的部落，一直持续到朝代灭亡。而后来的汉唐等朝代，有完备的国家机构和文史记录。综上所述，夏朝的存在争议也就可想而知了。
探究夏文化的进程国家层面从未停止，夏朝虽然处于文明的起始阶段，但根据考古断定夏朝物件还是比较确定的。遗憾的是，夏朝时代出土的物件多是陶器，这是最不容易辨析其所属时间段的东西，无疑加大了研究夏朝历史的难度。时庄遗址出土的也有陶器残片，但是很难确定其具体存在年代。不过我们应该有信心看到，科技的进步会解决一些难题。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考古研究会能够证明过去存在辨认难度的物件。良渚古城遗址证明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存在，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神秘的良渚还有更多的秘密等待人们去发现。二里头遗址文化、龙山遗址文化、新砦遗址文化无不证明着夏文化的灿烂。随着考古的推进，相信夏朝存在的确切证据也会进一步被发现，中国文明也将会更加完善和多样。时庄遗址的发现和研究只是迈出了第一步，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发现。
时庄遗址中发现的粮仓，印证了史书的有关记载。目前我们需要搞明白的是，在距离我们4000年—3700年前的夏朝，在“时庄遗址”粮仓附近到底存在着什么样的社会架构，人们的衣食住行以及风俗是什么状态，在豫东大地上的夏朝时代，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故事。时庄遗址的面世在于给我们揭开了夏朝一个侧面的“冰山一角”，一个王朝的背影绝不会是其存在历史的全部。我们期待的是，夏朝展示给世人的只能是越来越多的惊艳。
——2020年12月6日晚
（本文参考有关报道、百度史料、《夏商周断代史解析》《夏代考古发现综述》等书籍）（本文所有图片均由李涛拍摄，图文稿件未经许可，严禁转载）
晨之风，本名李涛，中教高级语文教师，新闻学和教育学在职研究生学历。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诗词学会会员、河南省文明教师、全国高考作文研究专家。工作之余潜心文学创作和作文教学研究，多篇论文在知名报纸发表，在各级报刊杂志发表散文作品多篇，作品曾被《读者》《散文百家》《华夏散文》《美文》《天涯》《人民日报》《河南日报》等文学报刊杂志及“强国论坛”刊登，有多篇作品被国家级图书收录，并有文章被中学选作阅读分析素材。其事迹入编《河南人物志》，被《检察日报》“人物声音”专题报道。出版有散文集《从小村上路》《情漫陈州》《我在旅途读风景》《回望那片故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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