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长华：首义碧血祭共和
2020年第032期||总第463期
作者按：2007年秋、2009年春，笔者曾两次赴武汉，或旅游、或出差。期间，曾徜徉于东湖、黄鹤楼、武昌首义广场等名胜之地，对这座光荣的城市、英雄的人民肃然起敬！庚子之春，新冠疫情汹涌而来，万千生灵惨遭涂炭！悲情之余，翻检旧作，蓦然觉得，热血江城，首义精神，必将获胜！
首义碧血祭共和
王长华
黄鹤楼
武昌是座英雄的城市。九十多年前，武昌城内的一声枪响，宣告了绵延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的结束。
伴随着腐朽王朝的轰然倒塌，为了共和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志士连同这座古老而又崭新的城市，一起被载入了光荣的史册。
2007年秋，武昌首义广场落成。这不仅仅是增添了一个旅游的景点，而是意味着，“武昌首义”这段辉煌的历史，已经深入到这座城市的血液中，成为一种集体的荣耀和记忆。
武昌首义三烈士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首义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首义三烈士”的雕像。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三位志士，昂首屹立，目光炯炯，面向前方。雕像的目光至处，是一条宽阔的大道，这条大道就叫“彭刘杨路”，是专门为纪念“首义三烈士”而命名的。
武昌首义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三位革命党人，他们在武昌起义的前一天不幸被捕。1911 年10 月10 日凌晨, 相继被清政府的刽子手杀害。因为他们牺牲在武昌起义前十几个小时, 所以被人们称为“武昌首义三烈士”。
1911年10月, 武昌地区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起来, 组成湖北革命军总指挥部, 准备发动武装起义。10 月9 日上午, 正当起义领导人孙武试制炸弹的时候, 不慎发生了火药爆炸。清朝湖广总督瑞澂 (chéng) 得知这个消息后, 立即下令全城戒严, 搜捕革命党人。
刘复基、彭楚藩、杨宏胜三人不幸被捕。瑞澂听说抓住了革命党人, 立即召来督练公所总办铁忠等人, 连夜会审．第一个被提审的是彭楚藩。铁忠见他身穿宪兵制服, 而管宪兵的人又正是自己的亲戚, 怕受牵连, 就暗示彭楚藩说: “你不是去抓革命党人的宪兵吗? 怎么把你也错抓来了?”没想到彭楚藩根本不买铁忠的帐, 他正色地答道: “没有抓错, 我正是革命党! ”
接着, 彭楚藩又用手指着铁忠说: “我们一定要推翻清朝, 建立民国, 你们的死期马上就到了！”铁忠大怒, 要彭楚藩交代他的“同党”。彭楚藩冷笑一声, 说: “我的同党有四万万同胞, 分布在中国的每一块土地上, 你难道不知道吗? !”铁忠气得脸色发白, 喝令将彭楚藩推出斩首。彭楚藩一边走, 一边高呼: “可惜今晚的大炮没有打响, 不然, 你们早就完蛋了……”烈士就义的时候, 年仅27 岁。
刘复基第二个被押上公堂, 铁忠一见就知道他是条硬汉子, 心里很怵。不出他所料, 刘复基不等他多说, 就开口道:“你们少罗嗦, 快杀了我, 倒也爽快, 我再不会受你们的压制了! ”临刑前, 年仅26岁的刘复基用尽全身气力, 向越聚越多的人群高呼: “同胞呀, 大家快起来革命!”
28岁的杨宏胜第三个被押上公堂．他虽已身负重伤, 仍傲然挺立着, 一上来就举起受伤的手臂, 指着铁忠破口大骂: “你们这群狗奴才, 只管杀我好了, 你们的末日就要到了!”说完, 杨宏胜就被推出东辕门, 倒在了敌人的屠刀下。这时候, 乌云密布的武昌城哭泣了, 天上下起了濛濛细雨, 为三烈士送行。
如今, 在三烈士牺牲之处, 竖起了烈士纪念碑。镌刻在烈士纪念碑身背面的《三烈士赞》, 永远记下了他们贡献于祖国的高风亮节。
武昌首义纪念碑
星旗招展楚望台，千年帝制成飞灰
学者们是这样评价“武昌首义”的历史功绩的：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从救亡图存出发的一次完全意义上的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它破除了人们头脑中“民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确立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信念，经过长期斗争，终于推翻了统治中国二百多年的清王朝，将历来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政体一举推翻，把它彻底废除。《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公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蚁民”一下子成为国家主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而辛亥革命取得这样伟大意义的胜利，是以武昌起义为标志的。武昌起义又称为“首义”，它之所以称为首义，是由于这次起义的枪声得到了全国绝大多数省份的响应。武昌起义虽然爆发在武昌，但它却是属于全国的。
早在广州起义之前的1911年1月，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汉与孙武、胡瑛等商讨起义发难地点。胡瑛认为，湖北受限制太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难作持久抵抗。谭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湖北响应。惟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他认为，武昌新军集中，内部发动成效显著，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兵力论，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并历数武昌首义的有利条件：张之洞督鄂以来，在武汉建立了钢铁厂、兵工厂、火药厂、造币厂，很有成绩，武汉可谓械精饷足之区；武汉是水陆交通中心，江南有湘赣呼应灵通、粮秣运输的便利，江北有武胜关险要可守，东南半壁，传檄可定；瑞徵当道，主张铁路收归国有，同载泽表里为奸，国人恨之人骨，义旗一举，全省百姓鄱能为我所用。兵力、武器、地势、人情这四个优越条件，是广州无可比拟的。
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在上海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企图策划长江流域起义，派人到武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联系，加速了武汉革命团体准备起义的进程。两个革命团体的有识之士，深感起义责任重大，日益产生了联合起义的思想倾向。经过几个月的多次协商，于1911年8月最终决定联合。
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革命的舆论宣传是起了巨大作用的。湖北的革命宣传有着不同于他省的显著特点，它拥有一支立足于本地、力量雄厚的革命的宣传队伍。据研究，在湖北先后投身于革命宣传事业的不下百人。当他们的报刊被反动当局查封后，又重组报刊或变名出版，至于为筹集经费而毁家纾难的事例，更是屡见不鲜。湖北的革命报刊，从一开始创办，就立足于新军和小知识分子的发动，以“下等社会”为主要的宣传对象，并在军营中设立了报纸分销处和特约通讯员，同时还建立了严密的宣传体制。他们不仅建立了有效的宣传网络，直接将报刊发行到新军营队的分销系统，而且通过“营代表”的建制，单线秘密传送消息，这就使信息传递迅速，很少被破获。革命党人还敢于大张旗鼓地揭露封建社会和官僚的种种黑暗和腐败，甚至敢公开呼号革命。总之，湖北的革命舆论宣传为武昌首义做了重要的准备。
武昌首义之所以能取得胜利的又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是由于众多的革命党人投入新军做士兵，在新军中做了长期的发动和组织工作。湖北的革命党人在新军中从事秘密活动有较长的经历。早在1903年，在孙中山的感召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吴禄贞从日本回国后，即在武昌花园山设立秘密机关，开展革命活动。继而有科学补习所的成立，它的最初发动者是张难先和胡瑛。他们都是在当时大批知识分子投军的情况下，直接到军队下层去做革命工作的。紧接着刘静庵又主持日知会开展革命活动。1908年后，革命小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其数量之多，绵延时间之长，涉及人员之众是任何省区所不曾有的。后来这些革命小团体，分别归入文学社和共进会。到1911年秋，湖北新军一万五千人中，“纯粹革命党人将近两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人，与革命为敌的至多不过一千多人，其余都是摇摆不定。”
与革命党人联络会党、策动新军组织武装起义的同时，全国各地群众的抗租、抗粮、抗捐、抗税、抢米、反洋教等自发斗争，也呈现急剧高涨的形势。据统计，1909年自发的群众反抗斗争为130多次，1910年猛增到290多次。参加斗争行列的有各民族和各阶层的人民，具有极大的广泛性。有些斗争还把反清和反帝结合起来。蓬勃发展的全国人民的反抗斗争，预示着革命的高潮即将来临。为了阻遏风起云涌的革命风暴，清王朝于1906年又抛出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结果，不仅遭到革命党人的激烈反对，而且加剧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裂。1908年，光绪帝和那拉氏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继位，改年号为宣统，由其父载沣摄政。载沣积极推行集权于皇族的政策，首先将掌握军权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罢黜回籍。接着，载沣自任代理陆海军大元帅，并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管理军谘处事务大臣，兄弟三人总揽了军政大权。同时，对各省督抚的军权财权作了种种限制。1911年5月，清政府颁布新订内阁官制，任命奕劻为总理大臣，成立了所谓“皇族内阁”。结果引起汉族官僚的普遍不满，清朝亲贵集团的处境更加孤立。至此，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骗局，已被彻底戳穿。资产阶级立宪派多次请愿，要求参政的希望成了泡影，其内部也发生了分化，多数对清政府产生了离心倾向，少数开始同情或参加革命。特别是“皇族内阁”成立后，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支持，于1911年5月悍然宣布所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强行接收广东、四川、湖北、湖南四省商办铁路公司，将人民多年争得的路权重新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一卖国行径，更激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其中尤以四川最为激烈。四川同盟会和哥老会组成保路同志军，进围成都，人数不下二十万。随之全省沸腾，各地保路同志军揭竿而起，攻州占县，形成声势浩大的群众起义。吴玉章、王天杰还在荣县宣布独立，建立革命政权，揭开了辛亥革命战争的序幕。为了扑灭四川的革命火焰，清廷派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率领部分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各省革命党人在四川保路斗争的鼓舞下，积极准备起义。湖北革命党人乘时而发，首义武昌，一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风暴终于来临了。
武昌首义广场孙中山雕像
江汉水击三千里，雄风重振待楚才
漫步在武昌街头，我的心中始终存在着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清朝末年的中国，遍地烽烟，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千疮百孔，已呈摇摇欲坠之势，但埋葬清王朝的第一掊土，却为什么会在武昌轻轻掬起？虽然历史学家给出了权威的答案，但我以为，蕴藏于民间的力量，也许比专家学者的解释更具有说服力。
湖北籍人涂阳斌先生认为，理解湖北人要从“水”入手。
“十年淹九水”的湖北，以水为盛。湖北人以水为邻，与水抗争，在治水中也有了“水”的性格。水之浩浩淼淼，水之坦坦荡荡，水之浪漫灵动或静谧闲适，水之知进识退，水之汹涌澎湃，以至水之桀骜不驯，无不在湖北人身上烙下深深的印记。
烟波浩渺的水上孕育出的堪与古希腊文明相媲美的荆楚文化，也就弥漫着水之氤氲、水之清澈、水之飘逸。古代屈原之《离骚》、之《九歌》、之《天问》，便是“水”之钟灵毓秀、汪洋恣肆的代表作。今之《洪湖水浪打浪》，更是湖北人“风风火火闯九州”、滴着“水腥气”的“名片”。
湖北的“水”孕育文化，也孕育“绿色水产品”：水天一色，天上飞的大雁，湖上游的野鸭，水里熟的香稻，塘里飘的锦鳞，泥里长的“出污泥而不染”的鲜藕……靠水吃水的湖北人，便有了水的性格。
就说水的汹涌澎湃、桀骜不驯吧！想想看，最早的封建王朝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都是由楚人推翻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好一个“惊涛裂岸”、“崩土解瓦”的气概。楚望台上一声枪响，辛亥首义波澜壮阔，摧枯拉朽，一夜之间席卷九州，真一个一泄千里，何等壮观。这便是湖北人。静静地长眠在武昌长江大桥边的陈友谅，就是具有水之桀骜不驯性格的人物。这个洪湖岸边的“鱼花子”，念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操起桨、驾起船、扯起数丈风帆，和“小和尚”朱元璋争夺天下，在鄱阳湖一决雌雄，是何等的“壮怀激烈”。一个唱“凤阳花鼓”，一个唱“沔阳花鼓”，旗鼓几乎相当。做了皇帝的朱元璋，在陈友谅的墓前竖起“天定人修”四个大字，真的就是“天定”么？
比起巍峨大山，水缺些稳重和实在；比起苍莽高原，水欠些古朴和厚实；比起如虬青松，水弱些坚韧和执着……如果没有坚固的堤坝拦住，水还有些散漫，喜欢左冲右突，“各辟蹊径”；水奔流向东入大海，也喜欢哗哗作响，大声喧哗……
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清王朝这艘破船，终于被浩瀚的“水”吞没，也是一种宿命。
湖北作家刘醒龙认为，鄂楚之人最可爱的秉性是敢为天下先。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张之洞，正是有此基础，才有在鄂楚地域上将国家大事做出个新气象来的决心。近代史上著名的汉阳造步枪，近代史上著名的汉阳铁厂，近代史上著名的大冶铁矿，像明珠一样让中华文明的近代史栩栩生辉。
鄂楚之人，仅仅发起一场仓促得不能再仓促的武装起义，就超越了北方南方那些经过周密策划的暴动，并宣告了封建社会最后王朝的覆灭。区区数百人，没有真正的领袖，没有真正的纲领，事成之后，这些起义者竟然还得用枪逼着那位事发之际仍在效忠清王朝的黄陂人黎元洪来领导自己。历史就是如此不可思议！黄兴和孙中山，是何等的魅力，何等的能力，人中伟杰的他们几经生死也没做成的事，由一群毛头小子一夜间实现了。
想当初，在遭遇到来自秦国的灭顶之灾后，楚南公曾抱恨说出一句惊世骇俗的话：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事隔十四年，有楚人陈胜、吴广以“张楚”为国号揭竿而起，点燃了秦朝灭亡的引线，秦朝终在楚霸王项羽的铁蹄下覆灭。起始于秦，终结于清的千年封建王朝，到底还是被鄂楚之人所埋葬，也可以算作是楚南公当年所言的一种印证。
历史学家注意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秦国统一中国借助的并不是秦地本国的力量，而是“楚材秦用”。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楚人帮助秦人灭了楚。
从战国末年，楚人多为秦用。从秦武帝到秦始皇，秦国共出了21位丞相，楚人就占了三分之一。最著名的当属李斯，他为秦王定下了“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的目标。
“楚亡而天下并矣。”秦将军司马错说得很明白，这也是天下人都看得很明白的事。
国家之间的较量，实际上是文化上的较量。秦楚之间的争霸，实际上是秦文化和楚文化直接的、水火难容的冲突。为什么强大的楚文化会被贫弱的秦文化所灭？
“中国的统一，必须依靠这个蛮不讲理的秦人。这就是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文明时代依靠暴力拉开了序幕，那么中国的统一也要依靠暴力。”
著名楚史专家张正明先生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同理，推翻暴政也必须依靠暴力。
在中国，尽管帝制的物质形态在二十世纪的第一个辛亥年戛然终结，但由于不可阻遏的历史惯性，中国人注定还要在帝制的余孽下，重新完成一个在精神上从爬行到直立行走的过程。但毕竟，“首义碧血祭共和”，民主和自由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设若有人再开历史倒车，那么，“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历史故事，一准会重新上演；而辛亥志士所点燃的焚烧专制的烈焰，立马会燃遍神州大地。
东湖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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