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右中旗往日印象之九：严打
本文作者：黄金亮
时令在初秋之际，塞外的天气，早晚已经有了寒意。麦收刚刚开始，穗子发白的草麦已经被一捆一捆码在了光秃秃的土地上，镰刀刚刚割过的麦茬散发出植物特有的清香，土豆秧子依旧挺拔，粉白的花朵虽已谢落，叶苗却倔强地泛出深绿色的光泽。正是包产到户的初期，秋风吹拂着郊外大片属于庄稼人自己的土地，科布尔城南的辉腾梁上，当年既没有森林般的风车阵，更没有星罗棋布的旅游点，草原如海，繁花似锦，九十九泉最少还有六十六个湖水荡漾，湖面上水鸟啄食，旁若无人。如果不是当天发生的那件事，这一天和许许多多的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
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初中生，八月底正是即将开学的日子，一个假期的松弛，让每天的生活慵懒而无聊，沉闷又无趣。
这天接近中午开始，南街东侧，公安局门口突然增加了许多人，有站在街边的，也有从门口探头探脑张望的，要知道平时路过这里，很少有人会轻易走近那个庄严肃穆的大门，更不要说止步不前。公安局大门向西敞开，院里平坦宽阔，院子的东部，是武警中队和看守所的重地，围墙有十几米高，身着草绿色军服的战士背着大枪，如同电影里面炮楼的岗哨一样，来来回回不停地巡视，那些被阳光晒成古铜色脸孔的士兵们，一段时间里是我既惊惧又羡慕的偶像。公安局周边，除了西面紧邻马路，其余都是低矮破旧的平房，尤其南面的围墙下，是一道仅容一人走过的小巷，窄窄的巷子里，看守所在此处还有一扇深色的大门。小时候，走进那个巷子，时常感到阴森恐怖，走出来直到看见高墙上的士兵，心中才恢复了失去的安全感。
今天，竟然有人在公安局门口聚集，甚至围成一个个小圈子在窃窃私语，是为了什么？
抓捕
忽然，随着尘土飞扬，马达轰鸣，一辆卡车急速驶来，车轮碾过没有硬化的土地，扬起滚滚黄尘，伴随着门旁人群的阵阵惊呼，眨眼就停在了院里。车上有全副武装的武警战士，还有穿着上白下蓝警服、斜挎着武装带的民警。这还不算，卡车的后马槽，一些穿着普通衣服的人，分明被一条条细白的尼龙绳绑着，民警的手压在这些被五花大绑的人的肩上，那个肩膀似乎在嗦嗦发抖，下边也有些立足未定的样子，头却一直低垂着。汽车停下，马槽打开，那些人在吆喝声中不得不跳下车来，脚步踉跄，自觉地排成一队，被押进了一个神秘威严的小门之内。我正在疑惧之中，听到旁边有人正在做“路透社”新闻，隐隐约约似乎有“大搜捕”几个字。
卡车几乎隔不了半小时就会来一辆，车上绑尼龙绳的人有七八个到十来个不等，不一会儿，几十个人已经进了那个小门。看热闹的人和我一样，计算和争论着到底抓住了多少，有说五十几，有说六十多，数目不确定而且在不断增长。
这天晚上，好多人家都在议论纷纷，灯火辉煌到接近午夜，最后终于大致弄明白了一点事情的原委。原来今天是公安局的统一行动，严厉打击刑事犯罪分子的第一网搜捕。当天夜里，我还听消息灵通人士爆料，公安局半夜开会，全体集合，先抓的还是几个内部的民警，据说也是参与了社会上的违法活动，当场被撕下领章帽徽直接带走了。原来如此，善良的人们一番惊叹后都怀着美好的愿望，希望运动完美告终，给百姓再造一个清白世界朗朗乾坤。家里有不听话的孩子的人，则是惶恐不安，紧闭大门，既有侥幸心理，又心怀忐忑，苦于找不到脱身的妙策。
多年以后，回想起当年公安局门口一辆接一辆的刑车，以及大家惊疑议论的那个夜晚，还是心情不能够平静。当年这一切，不是中旗一个地方的孤立事件，而是横跨整个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一件大事。我后来不止一次听到各个地方的人们讲述他们当地的传奇，也不止一次从各种公开发行的杂志报纸上看到，关于对这次席卷中华大地的要事的描绘。
这一天的准确时间是：1983年8月23日，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也就是本地人说的鬼节，鬼节打鬼，似乎上天早有安排。
八十年代初是改革开放初见成效的时代，也是社会治安相当混乱的岁月。1976年文革结束，十年动乱留下的心灵和肉体的双重创伤远未修复。两年后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中国的这列东方快车终于驶上轨道，社会重心的转移，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老传统旧风俗也在不停的恢复。高考招生的大门重开，数十万学子鲤跃龙门，一代人噩梦初醒，几百万知青返城待业。革命中断，社会信仰出现了真空，旧的一套已被否定，新的社会秩序还远远没有达成，目标和现实的脱离，发展和需求的矛盾，都有扩大的迹象。1983年的严打，执法者虽有漏洞，但是其本心却是为了保证社会秩序的良好运行，违法者虽然都是法盲，但究其原因，也并非都是个人的过错。八十年代， 一个泱泱大国法治相当不完善，民法商法等等还是空白，刑法也是刚刚颁布，一切都是在懵懂无知之中，就如同那个岁月中的我一样，年少无知，好多时候，生活唯一的出发点就是好奇和无知。
朱德嫡孙在83年严打中被处死刑
距离八月下旬大概在一个月左右，被严打搜捕的一百多名犯罪嫌疑人（当年还没有这样准确的称呼），被五花大绑拉上街头，在中旗科镇的大街上，进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街示众。我记得人群中也有几个熟悉的面孔，那些在烈日照射和尘土飞扬下，惶恐无助的眼神，和因为羞愧低下的乱蓬蓬的脑袋，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科镇的看守所人满为患，临时把东街上的国营澡堂征用来看押犯人。那些灰头土脸的犯人中，街头地痞固然占了一部分，来自乡下的小偷小摸、投机倒把、聚众赌博等等犯罪分子也不少。
游街示众
乌素图有一个王姓杀人未遂犯是这些人中间比较典型的一个。老王本是一个普通社员，按着前几年的说法，公社的阳光照万家，社员本是向阳的花，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干的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营生，本来除了交粮纳税，与国法民生都不会发生任何联系。可惜老王虽只和土地打交道，身体主要功能的冲动，却不见得与其他人有区别。乡村社会里，男女有说不清的关系本来也很常见，老王因为性冲动带来的麻烦，一般也都在可控的范围。可是老王在初获甜头之后，人家对方要和他结束这种不明不白的暧昧，具体原因不可知，能够明确的就是，在女人一家中午歇晌的时候，王犯手提凶器，嘴里残留着混浊的劣质酒味，由窗户爬入，要下狠手解决对方，没想到一击之下不成功，引起对方反抗，全家人大呼小叫一起上手，老王被生擒活捉。据说这一家在当地人多势众，老王被拿获以后，几乎让打了个半死，报案到公社派出所，派出所来人一看，犯人被打得连路都走不了了，只好从村里借了一辆手推车，把老王抬到车上，送至几里地外公社所在地收押。如果放在平时，老王的事情最多也就是个劳动教养，不幸没等裁定结果下来，赶上了严打运动，老王的命运由此发生了180度的转折。老王最后的定性是杀人未遂，于1983年12月的公审大会后，被从重从快处决。临刑前，重犯都会给吃一顿上路饭，狱警问他有啥要求，老王说我想吃豆浆油条，听说街上的市民户早晨都吃这个。豆浆油条吃完后，老王似乎有一丝懊悔，和监狱里看管他的人说，“油条原来中间是空的，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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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是运动中不幸的一员，但是也有不幸之中的万幸。抓捕行动大滩组的成员，在蒙古寺公社根据群众举报抓了一名聚众赌博分子，由于夜深人静车声犬吠，惊动了村里的群众，许多人起来看热闹，看热闹的观众里有一个人，可能平时和这名赌博犯关系不错，一时冲动拦住公安的车头，口里还出言无状，干警们哪里顾得上和他纠缠，二话不说，一米五的尼龙绳连他也绑了，一起拉回镇里，因为监所满员，这个人只好被关在公安局的车库里。那一段时间头绪繁多，也没人顾得上提审他，只是每天管饭，一直到第二年春节已过，严打已经快要结束，该处理的人都处理完了，忽然有人想起车库里还有一个，给领导汇报后，只好提出来审问，问你知道收审你的原因吗？回答我甚也不知道，甚也没收到。问那你是咋进来的，于是说了拦住车头的事，只好联系当时抓他的干警，干警说有这么一回事，阻碍执行公务，行政拘留早就放回去了。领导不由得生气，到现在还在车库里关的了，赶紧办手续放人。蒙古寺这个老乡糊里糊涂被抓，又糊里糊涂被放生，算是逃过一劫。
1983年12月8日，察右中旗又是一个万人空巷的日子。这一天，在一中操场上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包括老王在内的五名疑犯被列数罪状后处以极刑，其他二十多名被判处各种有期徒刑不等。
公审大会
往事如烟，不堪回首，判刑坐牢的还有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可能，身首异处的就再也没有重返社会的机会，短暂的人生画了句号，亲人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功过是非只能是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足道，托体同山阿‘’。幸运的是此后的中国，法治体系逐步完善，年轻人受教育的条件也逐渐拓宽，改革开放四十年后，虽然中国仍然面临风险和挑战，但还是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2003年，最高法院《关于推行十项制度切实防止产生新的超期羁押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不准公审公判。
2007年3月12日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严格依法办案确保办理死刑案件质量的意见》，规定执行死刑应当公布，禁止游街示众或者其他有辱被执行人人格的行为。
截止目前，中国一共颁布过各种法律上千部， 其中现行有效的是243部，根据这些法律的调整范围，现行法律可以分为九大部门法： 宪法、行政法、民法、商法、经济法、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法、刑法、诉讼法。 每一部单行法律和相关的法律规范，都可以归到这几个大的部门法律当中。
法治在路上，得失在民心。
诗曰：
风急浪涌千帆竞，亦有随波逐流生。
王道杀伐用重典，法治人为说纷纭。
治标治本皆民意，怒目低眉共佛心。
国门渐开迎盛世，莫使沉渣毁太平。
后记：
1983年6月16日，在呼伦贝尔盟喜桂图旗（今牙克石），8名十几岁的社会闲散青年无事生非，酒后滋事，残忍杀死了27名无辜者，其中包括75岁的老人和2岁的幼儿，并有多名女青年被强奸、轮奸。
1983年7月19日，因牙克石“六一六特大强奸杀人案”的发生，邓小平在北戴河向彭真和时任公安部长刘复之指示：“对于当前的各种严重刑事犯罪要严厉打击，判决和执行，要从重，从快；严打就是要加强党的专政力量，这就是专政”，1983年严打随后拉开序幕。
1983年8月25日，中共发出《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定》,9月2日，中共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和《关于迅速审判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程序的决定》。前者规定对一系列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后者则规定在程序上，对严重犯罪要迅速及时审判，上诉期限也由刑事诉讼法规定的10天缩短为3天。
1983年8月22晚，察右中旗公安局召开全体干警会议，布置严打，并现场处置了内部几个犯罪分子，因手铐不够用，参与抓捕的民警每人发放一条一米五长的尼龙绳。第一网行动结束后，共抓获各种刑事犯罪嫌疑人133名，严打运动从1983年8月到1985年12月，历时三个战役。（在此感谢中旗公安局王剑同志提供准确详实的资料。）
中国共有四次严打活动。1983年首次提出“严打”这个概念，并进行第一次“严打”；1996年进行了第二次“严打”；2000年-2001年进行了第三次“严打”，增加了网上追捕逃犯的行动，也被称为“新世纪严打”。第四次严打是2010年。上诉运动和四次国企改革的时间吻合，说明就业危机是社会稳定的头号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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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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