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军方略
一、以戚家军为借鉴，建立最有效的崭新营制
晚清绿营没有战斗力，除开官兵腐败外，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在制度上。绿营的建制采取军区制。军区以镇为单位，全国设十一个军区、六十六个镇。绿营按所担负的职责分为三大系统，即标兵、协兵、营兵。标兵为作战部队，协兵为防守要地的部队，营兵为守卫一城一邑的部队。以湖南为例。湖南属湖广军区，军区的最高首长为总督。湖广总督驻武昌，他直接掌管三个营，约一千四百人。湖南巡抚直接掌管两个营约一千二百人。湖南还有湖广水陆提督衙门，驻扎常德，直接掌管四个营约两千八百人。湖广军区有四个镇，其中在湖南两个镇，即镇筸镇、永州镇。镇的最高长官称为总兵。镇筸镇驻凤凰附近，直接掌管四个营约三千人。永州镇驻永州府，直接掌管三个营，约一千八百人。总督、巡抚、提督、总兵直接掌管的兵员称作标兵，系作战部队。湖南有作战部队八千八百人。
湖南还有五个协：即驻扎长沙府的长沙协掌管两个营，一在长沙，一在湘潭，约一千人；驻扎辰州府的辰州协，掌管两个营，约九百人；驻扎靖州的靖州协，约七百人；驻扎沅洲的沅洲协，约八百人；驻扎吉首城的永绥协，掌管两个营，约一千六百人。这五个协共约五千人，称为协兵。它的任务是防守长沙、湘潭及湘西。另外，湖南还有绥宁营、长安左右营、晃州营、保靖营、宜章营、临武营、桂阳营共八个营，分别防守黄伞坪、长安、镇彝哨、晃州、保靖、宜章、临武、桂阳州，称之为营兵，共约四千人。按照正常情况，湖南省共有绿营兵约一万八千人。全国兵力约六十万，湖南的驻兵不算多。
这些兵平时分属各个不同系统，遇到战事，则此地调一部分，彼地调一部分，再任命一个将官统领，于是造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现象，打起仗来就出现“胜则争功，败则不救”的局面。太平军面对的就是这样的对手，怪不得早期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曾国藩深知绿营弊病，所以他要“赤地新立”“另起炉灶”，以新的营制来组建一支新的军队，他所借鉴的制度便是明朝戚继光的戚家军营制。湘军的营制是：一营设若干个哨，哨下设队。营设营官，哨设哨官，队设什长。一个营设五哨：前、后、左、右再加上亲兵哨。一个哨设八个队，一个营约五百人。仗时以营为单位。为了提高战斗力，曾国藩有意强化地缘、业缘、血缘关系，以此作为纽带，把一个队、一个哨、一个营的人员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当时，湘军的情况通常是一个著名将军领若干个营，这种将领称为统领。曾国藩负责选择任命统领，统领再去选择营官，营官选择哨官，哨官选择什长，什长选择勇丁。层层负责，如同大脑指挥手臂，效率极高。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营制是其基础。
二、最看重的两个军人品质：血性与朴实
鉴于当时国家正规军队八旗、绿营官兵的素质低劣，曾国藩在“别树一帜”即组建新的军队湘军时，特别注重军人的素质。为此，他制定不少关于将官和普通勇丁的选择标准。譬如他对将官的要求有四点：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有时，他还会加上几条，如知人善任、善觇敌情、临阵有胆识、营务整齐等等。对普通勇丁的挑选，他也有要求，如不收绿营的逃兵、散兵，不收城市里的油滑之徒。其中，他最看重的军人品质有两点，一为血性。他说：“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四者，即前面所说的才堪治民、不怕死、不急于名利、不怕苦。曾氏认为，一个带兵的将官，若具有忠义血性的话，则这四个方面都可具备。所以，血性是基础，最为重要。什么是血性？用曾氏的话来说，即“攘利不先，赴义恐后，忠愤耿耿”，翻译成现代语言，即把好处让给别人，将死亡留给自己，对事业对信仰忠心耿耿。用更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有献身精神。这是军人最宝贵的品质。当时，具有献身精神的旧将官非常稀少，于是曾氏提出：以书生出任将官，因为刚走出书斋的书生多血性。
军人的另一宝贵品质是朴实。他说：“观人之道，以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这话说的是，识人的办法，以朴实廉洁耿介为本质。有这个本质，再加上其他长处，这就可贵；若没有这个本质，则长处也不足以依恃。可见，在曾氏看来，朴实也是军人的基础。有了朴实，才可以去谈别的；若不朴实，则用不着去谈别的。曾氏挑选勇丁，不选逃兵散兵，不选城市油滑人，就是因为这些人不朴实。他选勇丁，选农村人，尤其是选山冲里人，选三代务农人家的人，看重的就是这些人的朴实。
血性与朴实，是曾氏最看重的军人两大品质。相对来说，对将官更偏重血性之气，对勇丁则更偏重朴实之质。正因为如此，当时的湘军，其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书生为将、农夫为兵。
三、培植扎硬寨、打死仗的作风
湖南人向来有霸蛮、不怕死的强悍性格，曾氏将这种湖湘性格移进军营，由此打造出一支最能打仗的军队，同时也将这种性格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成为最具湖南人特点的品牌。
曾氏最看重王璞山带兵的两个特点，并大力在湘军军营中提倡。这两个特点，一是扎硬寨，二是打死仗。所谓扎硬寨，就是扎下敌人攻不破的营垒。湘军驻扎的营地，规定要有三道壕沟，即前壕、中壕、后壕三道大沟，用以阻止敌人的进攻或偷袭。三壕尤以中壕最为重要，壕宽七八丈，深一丈，壕底插满竹签。人固然是无法逾越，连马也过不了。一旦掉进壕中，不被湘军杀死，也会被竹签戳死。曾氏对营官们说，挖壕沟一事很要紧，不能偷懒，不能敷衍，不能侥幸，即便只住一夜，也要这样挖三道沟。
所谓打死仗，就是抱着死的决心上战场。一个人连死都不怕，自然勇气倍增。古人说，两军相遇，勇者胜。不怕死的人，往往难得死，怕死的人在战场上往往容易死。一硬一死，打造了湘军的死硬作风。这种作风不仅成就了湘军的战功，也变成了湖南精神的代表。陈独秀就这样说过：“湖南人的精神是什么？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般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
四、打造收敛、忧危、勤奋的军营气氛
曾氏经常说：军事以气为主。军事之气即军营之气，指的是军队中的氛围、气象、表现等等，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军人的精神状态。曾氏认为，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如何，首先取决于它的精神状态。那么，曾氏在湘军内部营造的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
曾氏最看重的军气，一是收敛。军队的收敛，指的是军营人员精干、制度严密、作风严谨、调动得力。他认为“气敛局紧”才是军营的最好气象。与之相反的是人马众多却散漫，排场阔绰而无斗志。这样的军队看起来吓人，实际上是纸老虎。气敛局紧的队伍则可以一当十，以少胜多。
曾氏常说：“兵者，阴事也。”这句话的意思是：打仗这种事，属于恐怖阴森的事情，因为它跟死亡连在一起。仗打败了，其惨状固然不用说，即便打胜了，面对着战场上遍地断头穿胸、折腿失手、血肉模糊的尸体，悲哀尚来不及，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所以，军营之中不能有过于欢乐过于安逸过于喜悦的气象，要时常保持一种忧虑感、危机意识和警觉心态。他多次举历史上一个有名的故事教育部属。战国时，齐国名将田单曾用火牛阵打破燕国，收复齐国七十二城。后来率兵打狄国，却打了三个月都打不下。田单为此请教名士鲁仲连。鲁仲连说，我早就知道您不能获胜。田单问何故。鲁仲连说，当初在即墨时，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于是全军团结一致，故能破燕。而现在，将军腰横黄金带，寻欢作乐于临淄渑池之间，您有生之乐，士卒则无死之心，所以军心涣散，不能攻下狄国。曾国藩说得很坚定：“兵事之宜惨戚，不宜欢欣。”老子说：“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话即人们所熟知的哀兵必胜，其道理也在这里。这种忧危之气，也是曾氏最看重的军营气象。
除收敛、忧危外，曾氏着重打造的是军营的勤奋之气。曾氏一生勤奋。他治家教人，总不离开一个“勤”字。他说：“家勤则兴，人勤则健。能勤能俭，永不贫贱。”治军也一样，他对朝廷说：“臣素性愚拙，本无长驾远驭之才，力所能勉者，惟思勤恳以收得尺得寸之功。”勤者勤奋，恳者忠恳。他认为自己是个笨拙的人，只有靠勤奋和忠诚才能担当起大任。勤能救拙，这的确是至理名言。湘军是临时拉起的编外之师，将官多为书生，勇丁则全是农夫，相对于打仗来说，都可谓愚拙，唯有靠勤奋才能弥补这支军队的先天不足。
除勤奋操练军事外，湘军还勤奋于文化学习。这种现象在中国历代军队中，是从来没有过的。湘军建军之初，每个月逢三逢八，曾氏便亲自给军营勇丁上课。他上的不是军事课，而是讲忠义，讲血性，讲军纪军风，讲军营制度，有时讲到动情处，他甚至声泪俱下。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有点像近现代军队中的政委角色。湘军中的高级将领胡林翼、罗泽南、王錱等人在他们所统领的军营中也极为注重这一点。胡林翼的军队驻扎一地，则请当地有名的塾师给勇丁讲《论语》《孟子》，他自己带头坐在下面听讲。罗泽南则是亲自登台讲宋明理学。至于王錱则更是对此要求严格。他的官勇，晚上一律不许外出，在营房里读《孝经》，读《四书》，以至于形成刁斗声与诵书声相混杂的奇特军营现象。时人评议湘军这种重视文化教育的军营气象，说是有“父兄期望之意，师徒督课之风”。著名外交家、学者蒋廷黻因此说湘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有主义的军队。
五、最为重要的治军思想：军民一家
军队骚扰民间，欺负百姓，这几乎是过去时代所有军队的通病，故而凡有见识想有所作为的带兵统帅，都会对其部属在这方面加以约束，也会常常讲爱民护民的道理。曾国藩也是深知这一点的。他反反复复地告诫部属要爱民。他编军歌，开头便说：“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他训责部下：“吾辈带兵，若不从‘爱民’二字上用功，则造孽大矣。千万懔懔！”他著名的“八本”中就有“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若说“爱民”还只是曾氏对传统的继承的话，那么“军民一家”观点的提出，则是曾氏对中国军事史的一大创新，一大贡献。曾氏在咸丰八年所作的《爱民歌》中，列举不少军队在爱民这方面所要做的具体事：如不取百姓家的门板，不拆百姓的房屋，不踩坏百姓的田禾，不拿百姓的鸡鸭锅碗，不要强拉百姓做事，筑墙不要拦路，砍树不能砍坟上的树，挑水不要挑鱼塘水，不许讹诈别人的钱财，不许调戏妇女等等。最后，曾氏说：“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在这里，曾氏已经将现在人们所熟知的“军民一家”，用准确的文字表达出来了。应该说，这是曾氏治理湘军的最重要的思想，至于湘军中的各个军营对这一思想重视得怎样，贯彻得如何，则又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