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人”
本文作者：黄金亮
我这里说的“澳门人”，可不是港澳同胞那个澳门，是前十几年前内蒙西部区有些地方对咱们乌盟人的称呼，准确来说应该写成“拗门人”。但是出于作为乌盟人的自尊，实在不愿意把自己归到“拗门”的大类里，权且写成“澳门人”，也好显得高大上一点。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由于改革开放，农村的生产经营方式，由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改成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就是土地直接到户，农民有了生产经营的主动权，怎么种，种什么，这个最简单的问题又回到农民手中。农民的身份虽然暂时没有改变，但人身自由权得到了极大的解放，农民可以在农忙之余进城务工，城市里面企业改革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劳动力严重缺乏，空余出了不少城里人怕苦怕累，不愿意去从事的低端劳动，就像建筑工地非技术工种、饭店茶楼的保洁以及服务、还有一些私人小型加工企业的劳务输出。总之，都是一些脏苦累而且收入不高的行业。这些行业里吸纳了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慢慢还有了一个专用名词，叫“农民工”。农民工，职业是工人或者手工业者或者小摊小贩之类，身份却不被城市接纳，还是农民，城市里的一切与身份相关的福利劳保待遇以及住房医疗教育，还是和这些人无缘。农民工，工作期间住在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工作场所都是工地街边厂区车间。春节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春运，所谓“春运”，其实也就是把广大的农民工从打工之地送回原籍，年后再运送到做工的地方。城市里一年耳闻目染的风花雪月纸醉金迷，不是这些老乡们的终极追求，怀恋故土阖家团圆，才是他们最大的奢望。
按说内蒙人普遍懒散无为，缺乏出产农民工的社会土壤。内蒙地大物博广种薄收，用本地人的话讲，属于“爬长好地方”。爬长是差的意思，又好又差，差在贫穷苦寒而不自觉，好在土地广大不愁一口吃的，再差也饿不死人。所以内蒙人罕见有出来打工的，吃苦受罪，自己心知肚明，但就是故土难离，故人难舍，看不见家里的烟囱冒烟就开始流泪思乡。但有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乌兰察布盟。乌盟土地广大，八十年代的时候，西起广袤无垠的达尔罕草原，东到紧挨河北的兴和商都，南至黄土高坡上的清水河，北达中蒙边界的四子王旗。这一片土地，正是清末民初，晋陕冀一带背井离乡的移民走西口的首选之地，也是蒙古草原开发最早的地区。几十上百年下来，土地贫瘠，农不足以安身立命，牧不足以自给自足，草场退化，风沙弥漫，经济落后，生活困难，是内蒙贫困区县最集中的地方。改革开放民工潮初起，乌盟成了劳务输出的主要地区，至今余韵尚在。呼和浩特市专门设有乌盟的办事处，负责处理本地外出务工人员的一些事务，因为好多人的户籍还在原地，与此有关的低保社保等等一些补贴还在本地发放，出外打工的乌盟人，往往两头奔波手续繁杂办事困难，在呼市设立办事机构，也算一项惠民的善举。
农家子弟，传统概念特别顽固，每到年关节日，乌盟人都要不辞辛苦长途跋涉，回乡省亲。春节罢了，就是清明端午中秋也要回去。我曾在房地产企业做事，公司里最头疼就是中秋节，这个时候往往是企业资金最困难，施工却是黄金季节。别处的民工还好，因为家离得远，压根就没有回家的念头，发一些瓜果梨桃月饼干货，杀鸡宰羊好烟好酒，照样热热闹闹把节过了。乌盟来的民工不行，他们大部分老家距呼市不远，都要求回家过十五。这样，除了节日的慰问品，还要筹集一部分资金来给发劳务费。久而久之，乌盟的施工队逐渐就不讨人喜欢，慢慢的就被外省的队伍排挤出去了。
说起拗门的起因，实际上也都是人性的弱点。从人性出发，谁都想风风光光衣锦还乡人前显贵，好把这一年的辛苦和见闻在乡里乡亲面前摆一摆。然而也可能一年到头，因为收入菲薄囊中羞涩，不足以显阔。大部分人咬咬牙就挺过去了，但是出来的人多了，难免就会鱼龙混杂，也不排除个别人心存侥幸，偶为梁上君子的勾当，还可能遭遇到黑心老板拖延付费，被逼无奈走上歧路。更有一小部分人，在城市里眼界乍开见利忘义，以至于做了一些小偷小摸顺手牵羊拗门撬锁的事。每到年底，各地方总会抓一些典型扰乱社会治安的事件，这些事情的主角往往都有乌盟人的身影。不知不觉尤其是在包头临河乌海，乌盟老乡集中的地方，就渐渐传出“澳门人”的故事，故事新奇不乏笑料，让脸皮薄的乌盟人听了，沉默不语低头赧颜。
有一次，在饭桌上，乌海四建公司的一个经理讲了这么一个段子，说是他楼下一个邻居，看见小区里的小凉房，一连几日被盗，心里不禁有些担心，一时计上心来，回家找了笔墨纸砚，在一个纸条上写了一句话：“我也是澳门人”，然后兴冲冲的帖在了自己家小房门上，以为有了护身符，不想第二天被盗的小房正是他们家，他写的那个纸条旁边还多出一行字，仔细一看，写的四个字“澳人治澳”。众人听到这里，都仰头大笑，喷饭不止。
还有一个经典段子流传甚广。说是杨利伟的神舟飞船返回舱落在了乌盟四子王旗，由于测算有点误差，致使飞船没有能够直接降在预定地点，而是稍微有点偏离。落地的时候惯性巨大冲击力特别强，以致返回舱受了严重磕碰，等到当地牧民报告了具体地点，地面人员发现的时候，好几位技术人员使用了各种高级手段，返回舱的大门仍紧紧关闭，航天英雄也在里面出了一头大汗，可就是打不开。事情报到指挥部，四子王旗的领导说，这是多大点事，我让手下找几个人，分分钟解决。于是赶紧找了几个本地回乡的外出务工人员，只见这几位手里拎着最简单的铁丝改锥板子撬棍，没等众人看清具体过程，飞船返回舱就已经顺利打开了。航天英雄这才得以成功出舱，新闻摄影赶紧抢镜头，全国人民才能够一睹风采。这故事太过离奇，不过也从一个侧面反应了乌盟劳动人民的一双手，的确可以改地换天，真是不同凡响。
这些段子传的离奇古怪，把乌盟老乡阴暗的一面无限夸大。2000年左右的时候，尤其是风头之上，几乎每逢宴会，都要把乌盟人抖落出来变成茶前饭后的笑料。我身为乌盟人，每到这种时刻，笑也不是，骂又不值，坐也坐不住，走了又觉得气量小，真是活活受罪。也有遇到过不像我这样温良恭俭让，因为调侃乌盟人和对方起了纠纷的。有一年，办事去了伊盟准格尔旗，饭桌上又有当地人讲“澳门人”的笑话，不想坐中有一位老板正好和我一样，也是乌盟人，我因为人微言轻只是听了一笑而过，那位仁兄却有点恼火，再加上多喝了两杯，当时站起来举起杯对着做东的主人说，“把这杯酒干了，然后咱们去你们准旗的监狱打开看看，到底是乌盟人多，还是伊盟人多。”主人不禁哑然，赶紧起来赔礼道歉，说是一个笑话，不要认真。那位老兄不依不饶，一连气的说非得去监狱查一查犯人的原籍。我心里不由地觉得也很解气，是呀，哪个地方的监狱主要关的不是本地人？咋会有那么多乌盟人呢？
因为自己乌盟人的身份，那几年也有过和别人较真抬杠的时候。大部分是因为相熟，他本来就知道我是乌盟人，如果不知道， 那是另一回事，不知者不为怪，知道了还煞有介事的宣讲就有故意的嫌疑。有一次，我在内蒙建行办事，工作之余，坐下来喝茶闲聊，信贷部一位小姑娘说，自从有了乌盟人，呼市的交通法规也失灵了，乌盟老乡走路不看红绿灯，想过就过想停就停，闹得呼市人上班老迟到不说，还尽出交通事故。她这样说倒也罢了，临了还说了一句，这些人来了城里，就是傻不拉几的甚也不省的，妨碍交通，还给城市增加负担。我听了心里不满，也知道她并不是标准的城市人，本人就是巴盟一个小旗县出来的，这么调侃同是乡下的乌盟人，真是十分不应该。于是接着她的话头我说，乌盟人来到城市，的确啥也不懂，不过你说的这都是城市的标准，要是把你放到乡下，拿农村的标准来衡量你，你也是啥也不懂，你知道摇耧怎么摇，知道耙地怎么耙，知道啥时候种啥时候收，知道牛走后来人走先，还是人走后来牛走先？像你这样的，恐怕连个婆家也找不见了。一屋子人哄堂大笑，都说，老黄讲的有理。小女孩整了个满脸通红，说是黄哥，我实在说不过你呀，完了赶紧讪讪的走开了。事后也有点懊悔，一个小孩子家，和她较什么真了，显得咱啥也不懂的乌盟人好像又啥也懂了似的。
乌盟的各级领导还有广大群众，其实对于外界的说法也十分在意，我记得有一任领导在位的时候，就明确提出，要在几年内摘掉“澳门人”的帽子，而且还堂而皇之的写进了文件，这其实大可不必。乌盟人里有拗门的不假，可也有中国著名的水电专家贺恭，也有登山英雄王勇峰，还有四子王旗走出来的金融骄子郭树清，这些优秀人才，你怎么不说？哪个地方没有高明人物？同时会没有卑贱之徒？心态平衡了，跳出自我的小圈子看问题，一切也就迎刃而解。记得，公司里有几位南方人，时间长了都和我成了好朋友，有一次其中一个不怀好意的问我，我们来了一段时间，听说内蒙有一种很坏的人，到底是哪的人啊？他这是故意和我恶搞，我也漫不经心的回答他，你是不是想说我啊？他们听了就都哈哈大笑，然后告诉我真相，在南方人的心目中，内蒙最勤劳优秀而且头脑聪明的，就是乌盟人，别的地方的人都坐在土里晒太阳了，唯有乌盟人能走出自己的小天地出来闯荡，所以乌盟人是南方人眼目中值得佩服的人。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各有各的眼光，各有各的分析问题的能力，也许这才是乌盟人在外人眼中真正的形象。
最后寄语乌盟老乡：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热血好汉子，乌盟当自强。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出水才见两腿泥，谁笑在最后还不一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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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1969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本期幕后】
策划：敏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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