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古“冀州”地望的探讨------《山海经》系列研究

《尔雅·释地》： “两河间曰冀州。” 《周礼·职方》： “河内曰冀州。”，自禹贡后冀州地望基本无疑义。河本黄河专名，两河间是指作为山西陕西界河的黄河段（战国时名为西河）与东边太行山西边黄河下游之间，其地域基本上包括山西、河北和河南部分，在春秋时大致与晋国相当。但近来翻阅一些古书，注意到有一些内容与冀州地望相悖，值得探讨：

一是《淮南子.地形训》有一条记载：”少室、太室在冀州。”少室、太室在嵩山中，其地在河南，古今无疑义。而本条记载则明确在冀州，殊不可解，冀与豫字形义差别较大，用通假、误讹都难以解释。

二是《谷梁传》记载“郑，同姓之国也，在乎冀州。”这个春秋郑国在今天新郑、郑州间，也不在冀州。古人早已发现这一矛盾疑点，故顾炎武注：“《正义》曰：冀州者，天下之中州，唐、虞、夏、殷皆都焉。以郑近王畿，故举冀州以为说。”这种说法，虽然有点道理，终是曲解。

三是《尚书.五子之歌》所载为太康失国、后羿代夏事，文中载“惟彼陶唐,有此冀方同。“《日知录·集释卷二》：“尧、舜、禹皆都河北，故曰冀方”，又：“夏之本在安邑。太康畋于洛表，而羿距于河，则冀方之地入于羿也，惟河之东与南为夏所有”。而从今天考古发现来看，夏早期活动范围在今天的登封、禹州、新密间，以新砦期文化为代表，尚未发展到河北，后羿代夏何以去了河北？再则，后羿距太康于河，太康畋于洛表，后羿为夷，东来只能西距于河，如夏之本在安邑，后羿距河当为南下，则其本在河北，”冀方之地入于羿也，”于理不合。

如是者三，而此三则材料具为先秦史料，故颇疑三代以上的冀州本不在河北、山西，以这三则材料为据，则今天的河南当为三代之冀州地望。

《尔雅·释地》载 “两河间曰冀州。” 《周礼·职方》载：“河内曰冀州。”以及禹贡的冀州定位，都以河为地标，而河为黄河专名，历来世所公认。我认为，这正是造成后世冀州地望错误的原因。三代前，由于古人知识的局限，他们是不知道黄河的真正源头和流域的，甚至不知道山西西境的黄河。我这么说，有什么理由吗？

《山海经》作为一本先秦文献，其史料价值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在《山海经.海内北经》记载：”昆仑墟南所有泛林，方三百里。从极之渊深三百仞，维冰夷恒都焉。阳污之山，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这其中的河无疑就是黄河，但阳污、凌门二山所在，自来众说纷纭。郭璞本条注：“皆河之枝源所出之处也。”这个注释十分奇怪，自来解释河流出处，皆为干流。今天也是如此，比如汾河出太原，并不能解释为黄河出太原。在《山海经》中，也都是如此。郭璞如此注释只有一种可能，他本人是知道这两座山在河的支流上，但由于文中所载，是河之干流，而郭认为是支流，故特此在此注释。这表明了《山海经》的作者那个时代，并不认为这两座山是支流，另一种可能是当时的人没有干流和支流的概念，一概称之为河，如此，河作为专名与后世黄河的概念则有较大差异，可能是今天黄河的所有支流都可共用河这一名称，以此定位两河或河间为冀州则与后代截然不同。这两座山的具体所在，郝懿行云：“阳污即阳纡，声相近。穆天子传（卷一）云：'至于阳纡之山，河伯无夷之所都居。’水经注（河水）云：'河水又出于阳纡、陵门之山，而注于冯逸之山。’盖即引此经之文。陵门即凌门也。或云即龙门，凌、龙亦声相转也。艺文类聚八卷引此经正作阳纡、陵门，与水经注合。阳纡、陵门其地皆当在秦，故淮南子云：'昔禹治洪水，具祷阳纡。’高诱注云：'阳纡，秦薮。’是也。水经注反以高诱为非，谬矣。”珂案：“郝引水经注“冯逸之山”，当即“冯夷之山”，是以河伯之名而名山矣。”上述注解提供了很有价值的意见，但结果完全错了。《山海经.中次七经》最后一山：“又东十二里，曰阳虚之山。多金。临于玄扈之水。”阳纡通阳虚，临于玄扈之水，正是洛河源头区域；陵门即龙门，准确无误，正是伊阙之龙门，临伊河之上。伊河、洛河正是黄河的两条重要枝源。

经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三代以前的古人认为河有多源，洛河、伊河都可称为河；二是古人对洛河以西地理并不清楚，甚至不认为有一条重要的黄河源头，起码不认为比伊河、洛河重要；三是“两河之间”和“河内”皆指今天的河南之地，包括新郑和嵩山周围，尧、舜、禹、启皆在此地，冀州正为天下之中，而非后世河北之冀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