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白纵横诗风对杜甫的影响
在璀璨的中国古典诗歌中，李杜无疑是高峰的高峰。尽管大多数人像韩愈《调张籍》主张的那样，认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1]（下册，P517)，但同时也有“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的批评。客观来看，这些谤伤李杜的话，后世已经公认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流行不辍的意见，即从元稹开始的李杜优劣论。周勋初《李白研究·总序》说：“其时产生的几种研究著作，如傅东华的《李白与杜甫》，汪静之的《李杜研究》，致力于两大诗人的比较研究，即使其他几种仅标题为李白研究的著作，也把很多篇幅放在二人的比较研究上。李白重视乐府诗与古诗的写作，故研究者大都强调他重继承的一面，从而阐述他与汉魏六朝文学的关系。杜甫重今体，在律诗的创作上有很多新创与发展，故研究者大多强调他的革新精神与开拓能力。这方面的文字，要以胡小石《李杜诗之比较》一文阐述得最为酣畅。”[2](P4)胡小石认为从南北文化和道儒思想的不同来比较李白和杜甫都不太妥当，“李、杜同为诗人，最好侧重二人艺术上之表现来作比较”。[3](P108)并总结说：“从《古诗十九首》至太白作个结束，可谓成家；从子美开首，其作风一直影响至宋明以后，可云开派……总而言之，李白是唐代诗人复古的健将，杜甫是革命的先锋。”[3](P114）
胡小石从艺术上来比较李杜，深中肯綮。但从古典诗歌发展历史看，杜甫和李白是两辈人，在李白已经形成诗歌风格的时候，杜甫正处在形成诗风的关键期。也许杜甫并非有意误读李白诗歌，对李白也少有西方所谓的“影响的焦虑”，[4]但从他把李白比作阴铿、庾信或鲍照的诗句来看，他无疑是把李白的诗歌作为前辈诗歌来对待并学习的，尽管他们交游的时候杜甫把李白当作兄弟：“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因此，如果不厘清李白对杜甫的影响，李杜之间的比较就难以得出较为客观的结论。
然而李白对杜甫的影响学界论述不多，其中较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李杜两人明显的风格差异和他们在诗歌史上占有的崇高地位，于是他们的相遇就变成闻一多笔下的日月碰头[5]（P73），李白对杜甫的影响也便笼罩在这样夺目的光亮中。从目前不多的研究来看，有的从乐府诗角度论述[6]，有的从杜甫对李白的解读历程探索[7]，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推林庚。他在《李白与杜甫》中说：“杜甫在天宝四五载进入长安之前，李白对于当时政治上的整套看法，至少也供给了杜甫一个重要的参考。”[8]（P51)又说：“现存杜甫诗中一般定为写在与李白相遇之前的作品仅仅约有十首，则杜甫诗歌上真正的成熟与发展，实际上乃是在与李白相遇之后……然而杜甫直到与李白相遇的时候为止，在诗歌上还没充分发展，也还没完全自成一个面目，则是很显然的。那么面对着这样一个'诗成泣鬼神’而名扬宇宙的诗人，会不会受影响呢？以荟萃百家之长的杜甫来说，原是无可怀疑的；但是要确切具体来说，这里就只能指出'七古’的创作这样一个事实来。”[8](P53)后文通过分析杜甫早年擅长五律，与李白相遇不久后出现“七古的高潮”，如《饮中八仙歌》《送孔巢父谢病归江东兼呈李白》等诗，认为杜甫在受到李白七古的影响下，最终“又创造了他自己所独有的五古”。[8](P54)
以上研究都为探讨李白对杜甫的影响提供很好的启发。本文在此基础上，从李白的诗歌特质出发来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一 李白对杜甫产生影响的补充证明
在开始论述李白对杜甫的影响前，有必要再对这个问题加以简要的补充证明。首先，李白确实是不拒绝授人以诗法的。《新唐书·韦渠牟传》：“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9](P5109)（此事也见于《唐诗纪事》卷四八《韦渠牟》《文苑英华》卷七百二十《右谏议大夫韦君集序》等资料。）
当然，最好的证明是杜甫自己的诗歌。在其《春日忆李白》一诗中有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既然“重与细论文”，则见面时肯定切磋过。尽管不知现存的杜甫写给李白的诗歌是否全貌，但就现存的诗歌来看，已可发现杜甫对李白诗歌的认识有个过程。杜甫在《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中的评价是：“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而在《春日忆李白》中则说：“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这里需要注意的有两点：第一，从对李白的诗句评价扩展到对其整体诗风的评价，这不仅是从部分到整体的自然渐进，也预示着杜甫逐渐从李白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其诗歌。因为杜甫在遇见李白之前的诗歌作品，多是律诗，律诗的整体结构较稳定，更需要打磨的是字句。所以杜甫第一眼看李白的诗就从自己的习惯出发，评价其“有佳句”。而李白的诗歌创作则以古诗为主，当然也讲究字句，但更注重的是整体。从这个角度来说，到写《春日忆李白》的时候，杜甫已更进一步靠近李白诗歌的创作实际。
第二，从阴铿到鲍照，杜甫的诗歌视野被李白打开。因为在遇到李白之前，杜甫所写多是五言诗。这跟他一开始对阴铿的推崇是符合的。《南史》卷六十四列传第五十四说：“铿，字子坚，博涉史传，尤善五言诗，被当时所重。”[10](P1556)仇兆鳌在《春日忆李白》后也说：“庾新，主五言。鲍逸，主长句。”[11](P52)诚如胡小石所指出来的：“李白曾言：'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这是他崇经的门面话，他所作以七言诗最好，五言次之，四言最坏。”[3](P108-109)七言古诗正是李白之所擅场。从阴铿的五言诗到鲍照的七言诗，杜甫对李白认识的加深也反过来有利于杜甫自身对诗歌史的体认，在这个背景下，杜甫的七言诗如《赠李白》《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等也蓬勃兴起了。
杜甫何以进步如此快？这虽跟他的天才密不可分，但恐怕也是因为他后来苦读过李白的诗歌。在《冬日有怀李白》中说：“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寂寞书斋里，而且是冬日，当然是在读书，既然“终朝独尔思”，所读的或许正是李白之诗。后两句历来解释不切。《杜甫全集校注》引汪瑗曰：“此用一事翻为两句法。”又引董养性曰：“今公引此，却与出处不同，但借其事而已。谓李欲种树为隐者之计，而我思之不忘如角弓者，以其诗故也。”又，邵宝《邵二泉先生分类集注杜诗》卷二十一云：“言书斋独居怀思于白，因以武子为比，见白之种树乃隐者之计而已，亦不忘白有诗相寄也。”[12]（P104)
今按：《左传·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公享之。季武子赋《绵》之卒章。韩子赋《角弓》。季武子拜，曰：'敢拜子之弥缝敝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赋《节》之卒章。既享，宴于季氏。有嘉树焉，宣子誉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树，以无忘《角弓》。’遂赋《甘棠》。宣子曰：'起不堪也，无以及召公。’”[13](第四册，P1226-1228)《角弓》诗原指讽刺周王忽略兄弟而亲近小人，杜甫此处更引“嘉树传”者，为使“角弓诗”之意明确到《左传》中所云兄弟之情，然则“角弓诗”不仅指《角弓》诗，亦指情如兄弟的李白所赠之诗。
李白所赠之诗除指李白赠给杜甫之诗如《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外（今不能确知李白赠给杜甫之诗是否只有此首），是否也包含交游时送给杜甫的他的其他诗歌作品？此虽无法确证，但李白《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一诗已透露消息，它说：“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关于此诗，一些人认为李白对杜甫情感不深，实则恰恰相反。李白比杜甫年长一辈，所谓“年少轻离别”，李白的惜别之情甚于年轻的杜甫，因而发出不知何时重聚的感叹（尽管这种感叹在李白集中读起来有如套话）。这种感慨，杜甫要到离别后的次年春日才明白，因而写出“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由此可知，杜甫对李白的诗歌是长时间难以忘怀的，而从这首赠诗以及与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同时所作的李白《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于天宝四载下云：“（二首）辞意亦相仿佛，当是同时所作。”）都是五言诗来看，杜甫必然读过李白的其他作品，尤其是七言诗，才能得出“俊逸鲍参军”的看法。古代优秀诗人不轻议别人作品，苏轼《重寄（孙侔）》中说：“乞取千篇看俊逸，不将轻比鲍参军。”[14](第三册，P965)豁达的苏轼尚且如此，比苏轼稳重的杜甫自然也不例外。
二 李白的诗歌特质：纵横诗风
杜甫以天才的领悟、沉潜的阅读，发现李白诗歌不仅有“白也诗无敌”的气势，更有“飘然思不群”的清逸，这便是杜甫用诗歌的语言表达出来的李白的诗歌特质。更进一步，认为最能表现这种特质的诗歌是“俊逸（如）鲍参军”的李白七言诗。这从《春日忆李白》后紧接一首七言古诗《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也可探出消息。全文引录如下：
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
诗卷长留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
深山大泽龙蛇远，春寒野阴风景暮。
蓬莱织女回云车，指点虚无是征路。
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
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贵何如草头露。
蔡侯静者意有余，清夜置酒临前除。
罢琴惆怅月照席，几岁寄我空中书？
南寻禹穴见李白，道甫问信今何如？
此诗尚有异本。王洙曰：“一本作云：巢父掉头不肯住，东将入海随烟雾。书卷长携天地间，钓竿欲拂珊瑚树。我拟把袂苦留君，富贵何如草头露。深山大泽龙蛇远，华繁草青风景暮。仙人玉女回云车，指点虚无引归路。若逢李白骑鲸鱼，道甫问信今何如？”仇兆鳌按：“别本止十二句，语虽简净，然少宕逸风神，还依诸家本为正。”又按：“骑鲸鱼出《羽猎赋》，俗传太白醉骑鲸鱼，溺死浔阳，皆缘此句而附会之耳。”[11](P57)
异本的来源有两种可能，一是他人所改，二是杜甫自己所改。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诗下有唐注云：“时蔡侯饯别巢父，公在筵上赋此。”[11](P54)仔细比勘异本可知，除语序变化外，二者最大的变动在于异本中不见“蔡侯”的踪影，也即减去宴会这个创作和感兴的环境，因此异本应该是改动稿。从现有文献来看，异本唐末五代时已存在。释贯休《禅月集》卷七《观李翰林真二首》其一云：“御宴千钟饮，蕃书一笔成。宜哉杜工部，不错道骑鲸。”[15](P150)宋代诗人很喜欢引用李白这一传说，如梅尧臣《采石月赠郭功甫》云：“采石月下闻谪仙，夜披锦袍坐钓船，醉中爱月江底悬，以手弄月身翻然。不应暴落饥蛟涎，便当骑鱼上青天，青山有冢人谩传，却来人间知几年。” [16](下册，P757)因此异本是后人所改的可能性不大。或是杜甫宴后所改也不一定。但不管如何，异本虽比原诗缺少酣畅淋漓之气，体现出严谨简洁的一面，但跟杜甫以前的诗作相比，已较为宕逸。而这一变化，正来自杜甫对李白诗歌特质的体悟和模仿。
杜甫的体悟是正确的，七言诗确实最能代表李白诗歌特质。这里可以简单比较下李白写庐山的诗歌。《留别金陵诸公》云：“香炉紫烟灭，瀑布落太清。”[17](第二册，P926)也有气势，但跟《望庐山瀑布水二首》其二相比宕逸不够：“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三云：“太白《金陵留别》诗：'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妙在结语，使坐客同赋，谁更擅场？谢宣城《夜发新林》诗：'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阴常侍《晓发新亭》诗：'大江一浩荡，悲离足几重。’二作突然而起，造语雄深，六朝亦不多见。太白能变化为结，令人叵测，奇哉！”[18](P1181)谢宣城与阴常侍的诗歌固然有气势，但李白拟之为七言才风神顿出。
这种认识跟李白的诗歌见解也颇吻合。李白很少有诗歌言论流传，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亡佚，另一方面或许与他主要不是注重诗歌技巧有关。但通读他的著作，还是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他给好友所写的《泽畔吟序》中就说：“崔公（崔成甫）忠愤义烈，形于清辞，恸器泽畔，哀形翰墨。犹风雅之什，闻之者无罪，睹之者作镜。书所感遇，总二十章，名之曰《泽畔吟》……观其逸气顿挫，英风激扬，横波遗流，腾薄万古，至于微而彰，婉而丽，悲不自我，兴成他人，岂不云怨者之流乎？”[17](第四册，P1568)李白又在《述德兼陈情上哥舒大夫》中说：“浩荡深谋喷江海，纵横逸气走风雷。丈夫立身有如此，一呼三军皆披靡。”也正可用来形容他自己的诗歌。
后世诗评家也多指出李白诗歌的此种特质，只不过各时代的侧重点不同。宋代侧重横放铺陈的一面。《襄阳歌》之后，萧云：“宋欧阳永叔曰：'落日欲没岘山西，倒着接蓠花下迷。襄阳小儿齐拍手，拦街争唱《白铜鞮》’，此常语也。至于'清风明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然后见太白之横放，其所以惊动千古者固不在此乎！”[17](第二册，P477)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李文叔杂书二篇》云：“又，文叔又尝杂书论文章之横，云：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19](P180)严羽也说：“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17](第一册，P228)
宋以后侧重收合入妙的一面，范德机诗评云：“七言古诗要铺叙，要开合，要风度，要迢递险怪，雄峻铿锵，忌庸俗软腐。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是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备此法者，惟李杜也。”[17](第四册，P1877)陈绎曾《诗谱》云：“李白诗祖风骚，宗汉魏，下至徐庾杨王，亦时用之。善掉弄，造出奇怪惊动心目，忽然撇出，妙入无声，其诗家之仙者乎？”[17](第四册，P1872)朱庭珍《筱园诗话》卷三说：“七古以长短句为最难，其伸缩长短，参差错综，本无一定之法。及其成篇，一归自然，不啻天造地设，又若有定法焉。非天才神力，不能入妙。太白最长于此。后人学太白者，专务驰骋豪放，而不得其天然合拍之音节，与其豪放中别有清苍俊逸之神气，故貌似而实非也。”[20](P2387)
应该说，横放铺陈和收合入妙是诗人的普遍追求，李白诗歌固然较好地体现出这一规律，但这些词还不足以准确概括其诗歌特质。要寻找比较恰当的词语加以概括，还是需要回到形成李白这一诗歌特质的诗学源头提取。
李白的诗学源头，除杜甫已经指出来的六朝诗人外，还有《诗经》《楚辞》。不仅李白自己诗中对诗骚不断致敬，后世的诗评家也多有发现。如刘熙载《艺概·诗概》说：“海上三山，方以为近，忽又是远。太白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殆亦如是。李诗凿空而道，归趣难穷，由《风》多于《雅》，兴多于赋也。”[21](P282-283)
乐府诗也是重要源头，《岘佣说诗》云：“太白七古，体兼乐府，变化无方。”[22](P984)李东阳更是从乐府诗的声调入手分析得鞭辟入里，其《麓堂诗话》说：“古律诗各有音节，然皆限于字数，求之不难。惟乐府长短句，初无定数，最难调叠。然亦有自然之声，古所谓声依永者。谓有长短之节，非徒永也，故随其长短，皆可以播之律吕，而其太长太短之无节者，则不足以为乐。今泥古诗之成声，平侧短长，句句字字，摹仿而不敢失，非惟格调有限，亦无以发人之情性。若往复讽咏，久而自有所得，得于心而发之乎声，则虽千变万化，如珠之走盘，自不越乎法度之外矣。如李太白《远别离》，杜子美《桃竹杖》，皆极其操纵，曷尝按古人声调？而和顺委曲乃如此。”[23](P1370-1371)周勋初则明确指出：“李白曾对乐府下过一番模拟的功夫。他在熟练地掌握了相关技巧之后，在七言古诗的写作上作了多方面的开拓。”[24](P320)
但就李白诗歌的独特性来说，还是他自己说的最有代表性，他在《草创大还赠柳官迪》中说：“抑予是何者？身在方士格。才术信纵横，世途自轻掷。”[17](第二册，P691)纵横术也叫长短术，李白曾跟赵蕤学习过，并在他一生中留下牢不可破的印记。周勋初探讨纵横术的内涵说：“那么'长短’或'短长’的涵义又是什么呢？《史记·田儋列传》司马贞《索隐》：'言欲令此事长则长说之，欲令此事短则短说之，故《战国策》亦名曰《短长书》是也。’”[24](P57脚注)司马贞跟李白是同时人，其观念在当时有普遍性。通观李白的诗歌，其横放铺陈而又收合入妙的诗风，正是纵横术的语言美学体现，而其最擅长的也就是长短句。不管最早的词《菩萨蛮》是不是李白所作，归结到他身上是有原因的，因为词最需要的就是长短句，且要符合声律。这对经过乐府诗训练的李白来说不在话下。苏轼对此体会最深，在《蔡景繁馆舍小阁》诗中，施注的一则材料值得重视：“东坡谪黄，实在部内，独拳拳慰藉，行部访之，制词示坡。坡以简谢云：'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又云：'寄惠奇篇，伏读惊耸，李太白自言名章俊语，络绎间起，正如此耳。’”[14](第三册，P1226)李白之语见《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对自己文章的评价，实则也包含其诗歌在内。尽管蔡景繁的词已不存，但苏轼的意思非常明白，是用李白“名章俊语，络绎间起”的风格特点来解释长短句诗的。这里不涉及苏轼以词为诗的问题，就其把李白的风格称为长短句诗来看，确实是把握住李白的诗歌特点。
笔者把李白诗歌这种富有气势而又俊逸清新、跌宕起伏而又妙入无声的特质称为纵横诗风。
三 李白纵横诗风具体表现及其对杜甫的影响
一位诗人诗风形成以后自然会在其众多诗歌中体现出来，李白纵横诗风也不例外，如《蜀道难》等。 （《蜀道难》的创作时间历来争议很多，自从李白二入长安说提出以来，目前学界倾向于认为《蜀道难》作于李白初入长安时，即开元十八年或十九年，可参看安旗《〈蜀道难〉新探》（《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期）等文，笔者从之。）沈德潜评此诗曰：“笔阵纵横，如虬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17](第一册，P203)沈氏所谓的纵横笔阵，实际上就是李白的纵横诗风。一诗之中三用“蜀道之难”，又以雄辩莫测的语言写出蜀道之难的具体表现，如“连峰”“枯松”“飞湍”“砯崖”等意象纷至沓来，正回环不息处，却又错杂以抒情主体的惊叹呼号，令人读来目不暇接而又心潮澎湃，难怪贺知章读之而惊李白为谪仙人了 ！（关于这一点，《本事诗》和《唐摭言》都有记载，今人有疑其是否可信者，如俞平伯等，但更多学者还是相信的，可参看梁超然《综论李白〈蜀道难〉的作意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2期）等文。）这种回环错杂的表达特点便是李白纵横诗风在语言风格上的显著表现，对此特点后人的评价很多，总结如下：
首先，对这种回环错杂的表达特点，有人表示赞同，如对《访戴天山道士不遇》，王夫之在《唐诗评选》中评价说：“全不添入情事，只拈死'不遇’二字作，愈死愈活。”[25](P108)王琦亦云：“唐仲言曰：今人作诗多忌重叠……如此诗水声飞泉树松桃竹，语皆犯重。吁！古人于言外求佳，今人于句中求隙，失之远矣。”[17](第三册，P1355)
有人则持批评态度，如谢榛《四溟诗话》卷三对李白《赠孟浩然》一诗的看法：“凡作诗文，或有两句一意，此文势相贯，宜乎双用……秦汉以来，文法类此者多矣，自不为病。王勃《寻道观》诗：'玉笈三山记，金箱五岳图。’骆宾王《题玄上人林泉》诗：'芳杜湘君曲，幽兰楚客词。’皆句意虽重，于理无害。若别更一句，便非一联造物矣。至于太白《赠浩然》诗，前云'红颜弃轩冕’，后云'迷花不事君’，两联意颇相似。刘文房《灵祜上人故居》诗，既云'几日浮生哭故人’，又云'雨花垂泪共沾巾’，此与太白同病。兴到而成，失于检点。意重一联，其势使然；两联意重，法不可从。”[18](P1191)
其次，有人认为回环错杂的表达在别人不可，在李白则是特色，这种认识表面看来是维护李白，实则最能洞察李白的纵横诗风，如《读诸葛武侯传书怀赠长安崔少》中有句云：“何人先见许，但有崔州平。余亦草间人，颇怀拯物情。晚途值子玉，华发同衰荣。托意在经济，结交为弟兄。毋令管与鲍，千载独知名。”胡震亨《李诗通》议论云：“既云州平，不得复云子玉，况又云管、鲍乎！或谓余，子玉不如改为之子，则管、鲍亦不妨用，是则然，但青莲政不如此拘拘耳。”[17](第二册，P623)又比如《口号赠杨征君》首尾云：“陶令辞彭泽，梁鸿入会稽……不知杨伯起，早晚向关西。”严羽评云：“将头作尾，亦复无首无尾，此格甚异，若以为犯，必非知诗者。”胡震亨也说：“既比之陶潜、梁鸿，不得复比之杨震，一篇中用三人，任笔错杂。此在太白可耳。”[17](第二册，P660)
最后，甚至是同一学者，却对回环错杂的表达特点在不同的诗篇中做出或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这较能反映李白纵横诗风的复杂性，王琦就是如此。《江上吟》有句云：“仙人有待乘黄鹤，海客无心随白鸥。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王琦在诗后加按语说：“仙人一联，谓笃志求仙，未必即能冲举。而忘机狎物，自可纵适一时。屈平一联，谓留心著作，可以传千秋不刊之文。而溺志豪华，不过取一时盘游之乐。有孰得孰失之意。然上联实承上文泛舟行乐而言，下联又照下文兴酣落笔而言也。特以四古人事排列于中，顿觉五色迷目，令人骤然不得其解。似此章法虽出自逸才，未必不少加惨淡经营，恐非斗酒百篇时所能搆耳。”[17](第二册，P482)
可同样是排列古人事，在《送薛九被谗去鲁》中王琦却有不同看法。该诗有句云：“田家养老马，穷士归其门。蛾眉笑躄者，宾客去平原。却斩美人首，三千还骏奔。毛公一挺剑，楚赵两相存。孟尝习狡兔，三窟赖冯谖。信陵夺兵符，为用侯生言。春申一何愚，刎首为李园。贤哉四公子，抚掌黄泉里。借问笑何人？笑人不好士。”王琦说：“'田家养老马’以下十四句，盖历言古人好士之美而杂以'春申一何愚，刎首为李园’，似非伦类。下文又接以'贤哉四公子’云云，譬之李家娘子才入墨池，忽登雪岭矣。太白斗酒百篇，信笔疾书，不无疵纇，然不应数句之间，黑白不分明至此，苟非缺文，则为讹笔，盖无疑矣。”[17]第三册，P993)
通过以上的回顾，可见不管学者是否赞同李白的纵横诗风，却对此都有各自或深或浅、或简单或矛盾的体验。杜甫当然也如此。这里以影响杜甫《饮中八仙歌》较为明显的《行路难》为例具体分析，《行路难》其二全诗如下：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狗赌梨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此诗编年也有异说，郁贤皓等以为是李白开元年间第一次入长安时所作[26](P86)，詹锳等认为是赐金放还初所作[27](第一册，P405)，无论哪一种说法，都作于《饮中八仙歌》之前则属无疑。如果说《蜀道难》的纵横之处体现在景物描写中的话，那么《行路难》则体现在列举人物中，如韩信、贾生、郭隗、剧辛、乐毅、昭王等，这在《饮中八仙歌》中有完美的展现：
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
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
左相日兴费万钱，饮如长鲸吸百川，衔杯乐圣称避贤。
宗之潇洒美少年，举觞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树临风前。
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
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谈雄辩惊四筵。
关于此诗格式，《杜诗详注》颇引诸家之说，如唐汝询曰：“柏梁诗，人各说一句，八仙歌，人各记一章，特变其体耳，重韵何害。”王嗣奭《杜臆》曰：“此系创格，前古无所因，后人不能学。描写八公，各极生平醉趣，而都带仙气。或两句，或三句、四句，如云在晴空，卷舒自如，亦诗中之仙也。”吴见思曰：“此诗一人一段，或短或长，似铭似赞，合之共为一篇，分之各成一章，诚创格也。”[11](第一册，P85)实则此诗并非杜甫创格，也不是学习柏梁诗，乃是学李白纵横诗风的结果。全诗分写八个人物，通过他们的行为表达出中心观点：即天宝以后政治昏暗，八仙不能有所作为，只好寄托于酒。苏轼《李行中醉眠亭三首》其一说得最明确：“已向闲中作地仙，更于酒里得其全。从教世路风波恶，贺监偏工水底眠。”[14](第二册，P564)这里虽然明指贺知章，实则是以一概八的。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又在杜甫的基础上对此加以发展，集中表现在《虔州八镜图八首》中，叙引云：“如知夫八之出乎一也，则夫四海之外……虽至千万，未有不一者也。”[14](第二册，P762)苏诗在杜诗的基础上，把一首诗的八个画面转化为一组诗中的八首，应该来说是种翻新。这也并不奇怪，因为杜甫《饮中八仙歌》就是在李诗的基础上发展变化的，相较而言，杜诗句式、韵脚等方面更统一。可见杜甫学习李白是学习精神，而非生吞活剥，苏轼学习杜甫亦然。
四 余论
前文论证的都是李白纵横诗风对杜甫早期诗歌创作的影响，尤其注重对杜甫《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和《饮中八仙歌》二诗的具体分析。这里要提出另一疑问，即这种早期影响在杜甫以后的诗歌创作中是否还会体现出来？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一个诗人要形成其独特的诗歌风格非常不易，因此形成后对别人的影响也不会轻易消失，它的独特而丰富的内涵总会在不经意中有所流露，就算受它影响的诗人在形成自己另一种独特风格后的创作中想极力避免，也无法完全做到。李白纵横诗风对杜甫的影响便是如此。然而这并不好论证。一方面是因为影响因子总在变化，另一方面是被后人视为集大成的杜甫的诗歌风格太丰富，很难一一指实。笔者把这个问题留到最后，也只能提出一个较为明显的例证。
先来看杜甫“飘泊西南天地间”时期的一首名篇《桃竹杖引》：“江心蟠石生桃竹，苍波喷浸尺度足。斩根削皮如紫玉，江妃水仙惜不得。梓潼使君开一束，满堂宾客皆叹息。怜我老病赠两茎，出入爪甲铿有声。老夫复欲东南征，乘涛鼓枻白帝城。路幽必为鬼神夺，拔剑或与蛟龙争。重为告曰：杖兮杖兮，尔之生也甚正直，慎勿见水踊跃学变化为龙，使我不得尔之扶持，灭迹于君山湖上之青峰。噫，风尘氵项洞兮豺虎咬人，忽失双杖兮吾将曷从。”
再来看一首李白的《远别离》：“远别离，古有皇英之二女，乃在洞庭之南，潇湘之浦。海水直下万里深，谁人不言此离苦。日惨惨兮云冥冥，猩猩啼烟兮鬼啸雨。我纵言之将何补，皇穹窃恐不照余之忠诚。云凭凭兮欲吼，怒尧舜当之亦禅禹。君失臣兮龙为鱼，权归臣兮鼠变虎。或云尧幽囚，舜野死，九疑联绵皆相似，重瞳孤坟竟何是。帝子泣兮绿云间，随风波兮去无还。恸哭兮远望，见苍梧之深山。苍梧山崩湘水绝，竹上之泪乃可灭。”
这两首诗都跟楚地有关，很容易联想到《楚辞》。如此一来，要去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只能徒劳。但换个角度思考，从整个诗风入手来看，《桃竹杖引》在杜甫全部诗歌中就算不是最显眼的，也是比较奇特的，而《远别离》在李白的诗歌中并不扎眼。这就从一个反面来说明李杜诗风同中的不同和不同中的同。既然这种不同中的同在杜甫的诗歌中所占比例极小以至于显得突兀而在李白的诗歌中所占比例极大而显得并不出众，那如果说杜甫晚期的诗歌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依然对李白有所回应，是不成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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