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望家园】容子 | “拜年”的时代感
总第13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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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春节拜年，古人有许多说法，民间有许多习俗，但这不是我今天要谈的主题。我想谈谈儿时、少时、现时的大年初一拜年给我留下的鲜明深刻的时代感。新春佳节到来，唤醒我心中沉睡多年的“拜年”往事。
从我记事起，大年初一的拜年，就像一幅幅生动的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
记得小时候的年初一，从来不敢睡懒觉。年三十晚上妈妈就再三交代我们小孩子：初一早晨要早起！初一清早换上新衣，准备迎接前来拜年的客人。家中的墙上贴上了喜庆的年画，窗台上摆放着水仙花；小方桌铺上漂亮的勾花台布，摆上糖果和“灶糖灶饼”各种点心、水果，还有家中平时舍不得用的景德镇漂亮瓷器茶壶茶杯、平日里父亲招待贵客的龙井茶叶筒。
全家人吃的春节第一顿早餐，是妈妈睡半夜、起拂晓准备的。初一的早餐格外丰盛，有汤圆、油条、炸年糕片、咸鸭蛋和干炸咸带鱼，还有肉松，这些东西平时绝不可能同时上桌，只有初一清早才能统统吃到，对小孩子来说，这就是“过大年”。爸爸是军人，吃饭速度快，他放下筷子，和妈妈说声：“我先去向邻居们拜个年！”披上干净整洁的军呢大衣就出门了。
见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小孩子自然高兴，吃饭速度快不起来，没等我们小姐妹俩吃完饭，第一批前来拜年的客人就已敲响了家门。大清早前来拜年的客人多是邻居，他们和爸爸一样，是各家的“拜年代表”，到邻居家串门，恭贺新年。没人要求必须大清早就串门拜年，可那时邻里间的友善就表现在这种“约定俗成”的礼仪和礼节中：清早拜年显示祝福的诚意、关系的亲密。来拜年的叔叔、阿姨，喜气洋洋，新装隆重，有的穿中山装，戴鸭舌帽；有的着中式袄，系漂亮围巾……进门作揖，面露笑齿，口吐吉言：“拜年，拜年，新春快乐！”拜年佳句不绝于耳，邻居大婶还送来热腾腾的北方饺子……那时邻里间的关系真是亲密。
送走第一批拜年的客人，紧接着第二批、第三批拜年的客人登门，他们都是父母的老乡、同事、朋友……这时妈妈已收拾了饭桌，爸爸也回到家中，为客人沏上好茶，连说：“同喜，同喜，恭贺新年！”这天，妈妈也格外整洁漂亮，烫过的短发自然弯曲，米色羊毛衫配上花色真丝围巾，大方得体，不乏节日气氛。她让我们小孩学着大人的吉言向客人问好：“叔叔好，给您拜年！”“阿姨好，祝新年快乐！”在欢声笑语中，客人们多数只坐10分钟左右就起身告辞，说是赶着去下一家拜年。到了上午10点钟，妈妈给我和妹妹的小脸蛋抹上胭脂，涂上口红，让爸爸带着我们小姐妹去“军人俱乐部”拜年，妈妈留守家中接待其他客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5岁，妹妹3岁，我扎着两根小辫，妹妹剪着娃娃头，我们俩穿着一式一样的大红色灯芯绒小外套，跟着穿军装的爸爸去拜年。初一的“军人俱乐部”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爸爸抱着妹妹，牵着我，和他的朋友们一一握手、拜年。那些配戴肩章的军人叔叔，给我和妹妹的口袋里塞满糖果。他们有的在喝茶，有的在喝啤酒，有的嗑瓜子，有的吃花生，也有的在吸烟，他们和爸爸热情地聊天，好像有说不完的话。爸爸放下妹妹，任由我们姐妹俩在他的军呢大衣下钻来钻去尽情玩耍。这是早期的“团拜”。
初一的下午，我们陪妈妈在家接待陆续前来拜年的客人，而爸爸骑上自行车，带上妈妈为他准备好的新年礼物：红枣、水果、糯米粉，去探望那些家庭困难或有病的老同事、老战友，赶在大年初一拜个年。
初二，爸爸换上便装，和妈妈一起带着我们，全家出门拜年，去拜访父母的老领导、老朋友。登门拜年，聊天说话，有时中午受邀作客。在人家家里吃饭，小孩子得规规矩矩，我和妹妹觉得不如在“军人俱乐部”好玩……初三中午，我们家请客，请父母单位的年轻单身汉吃饭；傍晚全家去观看部队文工团的演出。
那时的拜年活动，只有农村人口和当地城镇居民才有“婆家”、“娘家”这样的民间拜年习俗。凡以工作单位为主体的人，无论是家中来客，还是拜访人家，基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同仁。拜年，就是在特定群体中走亲访友、问候祝福。这是那个年代春节拜年的时代感。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拜年，也充满苦涩和艰难的回忆。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拜年是一种奢侈，若得到它，犹如寒冬里得到温暖。透过苦难中的拜年，可以看到人性中宝贵的正直、真诚与善良。
1961年11月弟弟出生，我们家添了一口人，正处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部队食堂里军人们吃香蕉皮为主食的混合饭，省下口粮给幼儿园的孩子。妈妈在地方食堂和同事们一起用空心菜、野菜和着地瓜干煮汤充饥。
1962年春节，小弟弟刚3个月。大年初一拜年的习俗还保留着，面黄肌瘦的人们虽食不果腹，但还是热情地互祝新年平安。一位空军飞行员叔叔把军队特供的奶粉和一个黄豆肉骨头小罐头，送给了妈妈。爸爸的老战友看到我妈妈产后缺乏营养全身浮肿，骑自行车到郊外乡下，用自家省下的粮票和农民换来20个鸡蛋，作为新年礼物送给我妈妈。这20个鸡蛋的恩情，妈妈记了一辈子，直到她70多岁时，还专程去济南看望久违的老友，答谢他当年送鸡蛋的恩情。
1967年和1968年的冬天，是我们家最寒冷、最难熬的冬天。妈妈因大舅的问题和其他亲戚的“社会关系”被隔离审查了一年多，父亲被调到外地工作，家中的保姆跑了，只有我带着妹妹弟弟“小鬼当家”。父母的老领导、老朋友，乃至我们邻居中的许多人被关进“牛棚”，个个自身难保。“武斗”频发，持械的造反派大卡车三天两头从街上呼啸而过。那个年代，人性中的善被压抑，人性中的恶被放纵，物资极度缺乏，人情寡淡如水，谁还有心情过年啊。
父母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我们提心吊胆度日。有一回爸爸的老部下利用到省城办事的机会来家看望我们，当晚住在我家客房。半夜里他听到凉台上有动静，起身开灯大吼，凉台上的人影即刻顺着水管仓惶逃逸。估计是小偷，如果歹人入室，家中没有大人，后果不堪设想。这位叔叔临走时不放心，拜托楼下邻居老魏关照我们。老魏是妈妈单位的老司机，他二话不说，当晚就搬到我家客房住了几晚，确保再无小偷敢来后才撤回自家。
1968年春节，节前清晨4点，我和妹妹把弟弟锁在家里，去菜场分头排队，在寒风中站了一个多小时，凭票买到一块肥肉，还有一条鱼，这是仅有的年货。寒冬虽冷，但还有暗火在悄悄温暖人间。妈妈单位的军代表念着妈妈是军属，放她回家过年。随后爸爸也突然回到家，因怕造反派跟踪，爸爸“化装”得像地下工作者，穿一件深灰色棉袄，鸭舌帽的帽沿压得很低，大围巾围住嘴和鼻，几乎看不到五官，敲门时声音很轻，生怕惊动邻居。年三十晚上，妈妈用我们买的肥肉炸出一茶缸猪油，用猪油渣拌上酱油做成一道菜，又清蒸了那条鱼，煮了点米粥。然后用猪油和葱花做了葱油饼，在铁锅里抹点油，烘熟葱油饼。全家人吃了这顿团圆饭，过了年。爸爸笑着说：“有鱼（有余）就好，明年会好。”
大年初一，楼下的老魏和他老婆来看我们，带着一个用毛巾包裹的大茶缸。意外见到我父母，高兴地拜年。父母握着他们的手，感激不尽。老魏夫妇反复安慰我父母：请放心，他们一定会关照我们姐弟三人。以前老魏收入低，家庭生活困难，得到过我父母接济，他们知恩图报。现在看到我家困难，他们主动关照我们几个孩子。老魏夫妇说完话，放下大茶缸走了。妈妈解开毛巾，揭开大茶缸的盖子，大茶缸里是热腾腾的鸡汤和鸡肉。这个意外的拜年，让妈妈落泪了。
这天午餐，吃着老魏夫妇送来的鸡肉和鸡汤，爸爸感慨：“困难之时见真情。”妈妈对我们几个孩子说：“要记住别人对我们的好！困难之时，往往是这些普通人在帮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些最普通的人！”母亲的这段话，在我后来的成长过程中反复在耳旁响起，成为我的人生座右铭。年是什么？拜年，拜什么？幸福又是什么？当我走过寒冬，熬到冰雪融化、晴空万里时，懂得了冬天里的那把火多么温暖、多么深情。
人世间许多事会忘记，但总有一些事无法忘怀。这天下午，爸爸和妈妈悄悄商量着一件事：他们挂念一位老领导，那位周伯伯是战争年代的军队领导干部，后任地方高级法院的院长。他虽已“靠边站”、但尚未失去自由时，听说我们家三个孩子没人管，而外面的“武斗”愈演愈烈，两派对射实弹，流弹经常在我家楼前飞过，他不放心我们几个小孩的安全，多次自己一人摸到我家看望我们，仔细检查我家的窗户插销和门锁，叮嘱我们：听到枪声，躲到走廊里，因为走廊两侧都有房间，各有两层墙作掩护，最安全。父母听说后，既感动又感激。现在周伯伯失去自由，病倒了，父母很惦记他。爸爸决定继续化装成“地下工作者”，摸到医院去给这位老头儿“拜年”。
大年初一就这样过去了。父母悄悄地回家，初二又悄悄地走了。临走前他们交待我这个当姐姐的：“不要害怕，有急事就找楼下的老魏叔叔帮忙。”
1969年春节前，母亲获得自由。开春后形势好转，外面的“武斗”已平息，父亲也回到省城工作。这年年底，我14岁半，参军入伍去北方当了小兵。后来老魏跟随省单位去非洲也门参加援外项目，我父母再次工调动去外地，搬家走了。周伯伯病重，后病故。我们几家分开了，但我们永远记着老魏叔叔和周伯伯。
我参军后，在部队过年都是大会餐。部队领导讲完话，向大家拜了年，会餐开始，官兵们大快朵颐，大碗干杯，好不热闹。初一、初二、初三，有家的老同志轮流请客，请单身年轻人来家吃饭，或一起包饺子。这是部队的好传统。
多年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兴起“团拜式”拜年，而这时的“团拜”，物资条件已大为改善。单位年末的迎新大会，不仅有歌舞表演，还有抽奖活动，奖品小到电动剃须刀、手机、MP3、电饭煲，大到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真正的点对点拜年是走访重要客户，请客吃饭。待到年后第一天上班，单位领导到各办公室看望大家，拜个晚年，“接见”一番。
新的“团拜风”盛行时，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那种传统式互访拜年习俗，在悄悄退化、渐渐减弱，乃至慢慢消失。一是因为城市的改造和新住区的形成，新的生活方式打破了以往那种邻里关系。高楼林立的小区里，各家过着各家的日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比比皆是。二是由于科技发展，便捷的通信手段改变了人际交往模式，大年初一打个电话问候亲朋好友，既方便又简捷，成为文明拜年的方式。这种“电话拜年”改变了人们观念，那种大清早敲门拜年的老习俗，已不太适应快节奏的时代变化；影响他人节假日休息也恐被视作“不文明”。由此一来，大年初一能够见面作揖拜年，当面聆听对方“恭贺新年”的祝福，虽然还有，但已少之又少了。这不免让人感叹当代拜年少了点人情味，人际关系淡漠了。
父母老了，父亲耳背，每年的“电话拜年”任务就落在母亲身上。从年三十晚上到年初一上午，妈妈就像忠于职守的“值班员”，守在电话机旁接电话，父母的老同事、老朋友，还有亲戚们一准儿会从四面八方打来拜年电话。他们在电话中互致问候，各自介绍近况，说到开心处，开怀大笑；若讲到哪位老友走了，会潸然泪下…… 老妈伏在老爸耳边，将这一切转告父亲，父亲跟着同乐、同悲。在父母心里仍保留着拜年的滋味，这滋味是他们晚年对人生的回望和纪念。
值得安慰的是，每年的年三十晚上，央视的“春节晚会”不管节目内容怎样、水平如何，它毕竟向全国老百姓拜年了。这种仪式感无可替代，老父母必端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此外，在我们上海的小区大楼里，居民们自发组织了春节联欢会，楼上楼下原本互不相识、并不熟悉的邻居们，汇聚在大堂里演节目，有孩子们唱歌、年轻人拉琴、老年人唱戏，自娱自乐的“团拜”密切了邻里关系，不能不说是人情味的积极回归。
科技的发展，带动了电话拜年和短信、微信拜年的方式，这种方式在特殊时期发挥了意想不到的作用。2020年春节，正是新冠病毒横行的时候，在突发的传染病灾难面前，为了防疫，人们自觉停止了聚会和登门拜年。但春节仍是中国人的传统节日，拜年的方式变了，但人们互祝平安吉祥的心愿未变。庚子年的初一，来自远方的祝福电话、互相鼓励战胜灾难的拜年微信、亲友间的短信问候，如温暖的阳光随着电波穿越寒冷的冬日，洒向人间，让人感到满满的温情。
回望几十年来的春节拜年，犹如打翻五味瓶，酸甜苦辣辛，个中滋味一言难尽。啊，冬天过后是春天，春天就要来了，天气会慢慢转暖，一切都会好起来。
（发表于2020年3月期《上海滩》杂志）
容子，现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会员。于1985年在《特区文学》发表日本中篇小说译文《破产制造者》等；1991年合著出版《中外文艺家及名作辞典》；2013年出版“母女诗歌集”《远方的梦》；2014年出版散文集《走出国门》（海外篇）、《守望家园》（国内篇）；2019年10月出版散文集《故乡在何方》。在多个报刊和新媒体上发表过散文、随笔、纪实文、短篇译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