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被协和医院错割了腰子，却为何还要替其辩护？
梁启超的身体本来不错，他也一向以此自豪。1923年，50岁的梁启超虽心脏不太好，曾一度登报谢客，但不久好转，一切如常。不料第二年，梁夫人李蕙仙患了癌症，于9月病逝，给梁启超以巨大的打击。爱妻的长别，使多情的梁启超顿无生趣。梁夫人去世不久，他就发现小便带血。但他为不给家人增加负担，秘不告人。
家人后来知道了，就劝他去医院看看，他总以“费事”为由不去就医。有一天，梁启超忽然怀疑自己可能得的是同妻子一样的癌症，这才同意检查一下。
梁启超
1926年1月，梁启超前往北京一德国医院检查，经化验，小便先由紫红变粉红，再变为咖啡色和黄色，且带血腥味。医生怀疑是肾和膀胱有毛病，又反复查验，但还是没查出病因。梁启超这时一方面感到自己看病晚了，对女儿讲：“我这回的病总是太大意了，若是早点医治，总不至如此麻烦。”另一方面还是不大重视，在致梁令娴的信中称：“其实我这病一点苦痛也没有，精神气体一切如常，只要小便时闭着眼睛不看，便什么事都没有。”医生让他好好休息，少用脑，别写作，而这期间他还作了一张先秦学术年表。
梁启超的亲朋好友知道后，都劝他好好休息，最好能住院治疗。随着病情日益加重，梁启超不得不入院治疗。在此之前，有人劝他服用中药，也有人建议他出国治疗，但他坚持选择了当时国内最好的西医医院——北京协和医院。梁启超做此选择，还有另一层深意，就是身体力行的推广他笃信的西医科学。
进了协和医院之后，做了一堆详细的检查：
第一回，用折光镜试验尿管，无病；试验膀胱，无病；试验肾脏，左肾分泌出来，其清如水；右肾却分泌鲜血。第二回，用一种药注射，医生说：“若分泌功能良好，经五分钟那药便随小便而出。”注射进去，左肾果然五分钟便分泌了。右肾却迟之又久。第三回，用x光线照见右肾里头有一个黑点，那黑点当然该是肿疡物。这种检查都是我自己亲眼看得很明白的；所以医生和我都认定“罪人斯得”，毫无疑义了。至于这右肾的黑点是什么东西?医生说： “非割开后不能预断；但以理推之，大约是善性的瘤，不是恶性的癌。虽一时不割未尝不可，但非割不能断根。”——医生诊断，大略如此。（梁启超《我的病与协和医院》）
X光线一照，发现有黑点，得做手术割肾，这么大风险的手术，在当时的中国来说还是很多人都难以接受的，所以梁启超遭遇了家里人的反对。但是因为梁启超的坚持，最终还是决定在协和“割腰子”。
这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在被协和诊断出肾有毛病后，当时与梁启超相交甚笃的，被誉为中医“四大名医”之首的肖龙友先生被梁邀请来进行复诊。肖龙友为梁启超切脉后，断然否定了协和医院的诊断结果：“肾脏绝无大病！”力劝梁启超切勿草率从事，并为梁对症下药，处方诊治。服用了肖先生的中药后，梁启超顿觉神清气爽，颇见功效，但是后来病情又出现了反复，病情反复的主要原因是梁启超一直没有停止读书治学劳神费心所致。肖龙友见状十分着急，劝告梁启超说：“治病不能单纯靠药，三分看病七分养，若想彻底恢复健康，必须放下书本，安心养病，否则即使华佗再世也无能为力。”谁知梁启超听后却不以为然，戏虐地说：“战士死疆场，学者死讲堂，死得其所。何惜之有!”肖龙友听后连连叹气，不禁为老友的健康暗暗担心。
果不其然，不久梁启超的病情恶化，旋赴协和医院准备手术。住院后，梁启超饱受病痛的折磨，常常无法忍受，对医院的治疗方案也产生了怀疑和不满，他在给梁思成夫妇的信中这样写道：“这回上协和医院一个大当。他只管医治，不顾及身体的全部，每天两杯泻油，足足灌了十天，把胃口弄倒了。也是我自己不好，因胃口不开，想吃些异味炒饭、腊味饭，乱吃了几顿，弄得肠胃一塌糊涂，以至发烧连日不止。人是瘦到不像样子，精神也很萎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协和医院为梁启超实行了手术，协和医院知道梁启超当时的影响力，所以很重视这场手术，甚至由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
北京协和医院
3月16日，梁启超被推上手术台。刘瑞恒干净利落地切除了梁启超的右肾，就手术本身来说，不可谓不成功。但手术以后，血尿并未停止，虽然有时血量很少，肉眼看不出，但化验证明，病症未愈。协和医院再次检查，却查不出任何原因，只得名之为“无理由之出血症”。4月12日，住院35天之后，他出院回家了。
出院后，他便请名中医开药，慢慢调养。当吃完唐天如大夫的药后，突见奇效，便血停止。梁启超大喜过望，致女儿梁令娴的信中说：“一大群大大小小孩子们，好叫你们欢喜，我的病真真正正完完全全好得清清楚楚了!”但是，8月底，梁启超的四妹不幸病逝。他思妹怀旧，感叹人生，情绪不稳，又开始便血。后请名医伍连德治疗，便血慢慢停止。9月，梁启超的好友曾习经患肺癌离世，死前之苦不可名状，梁亲眼所见，备受刺激，遂便血不止。3天后心情平静下来，遂又好转。而此后两年当中，不顺心之事接二连三向梁袭来，使他的心情总是低沉不已。
1927年3月31日，康有为去世更加打击了梁启超，老师先已作古，弟子又在染病，悠悠岁月，已无法唤起梁的生趣。梁启超的便血病又犯了。自从1926年后，梁启超的便血病时好时坏，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但他 仍在清华执教，不停地讲课、批改作业、接待友人、发表论著。1928年春，梁启超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血压不稳，便血间有，心脏亦在萎缩。不得已，他又人京住进了协和医院，医生不断为他输血，并加强营养，身体渐又转好。出院后，他辞去清华的一切工作，回天津静养。11月27日，梁启超被送往协和医院抢救，但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启超去世。
那么。梁启超的死究竟与割去的这个肾有没有关系？在梁启超的肾被割掉却仍然便血之后，梁的亲朋好友开始怀疑这场手术是否成功，协和医院的诊断是否错误了。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曾在1926年5月29日《晨报》副刊发表《病院笔记》记载这一事件说：
“迨检查后，谓病在右肾……剖治时余未参观，但据力舒东之言，则当腰肾割 出时，环视诸人皆陪然。力与刘(刘瑞恒)作一谐语日：'非把他人之肾割错乎?’刘日：'分明从右肋剖开，取出者当然是右肾，焉得有错。’乃相视而笑。力又云，做副手之美国大夫，亦发一简单之语日：'吾生平所未之见也。’以此证之，则取出之肾，颜色与形状，一如常人，绝无怪异可知。继乃将此肾中剖之，则见中有一黑点，大如樱桃，即从照片上所见，疑以为瘤者，即此物也。”
在此文中，梁启勋充分表达了对西医的不信任，认为他们割了一个本没有任何病症的好肾。
《国学研究院》油画，从左向右依次为：赵元任、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吴宓。
这一下，可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众文人开始纷纷为梁的“腰子”打抱不平了。文人陈西滢对西医的诊治失误嬉笑怒骂后，讲了一件事：
“在梁先生初进医院的时候，上海一位懂得中医的朋友，写信给他，说他的病是不用施行手术的，只要饮什么汤就会好。这话不但西医们听了好笑。就是我们也一点都不信。可是这中西不同的推断究竟有多大的分别呢?大家都在暗中摸索。谁能说什么汤一定不能治愈这病症，即使不然。病人所受的损失，也不至于比丢掉一个腰子和七个牙齿再大吧?”
“中医只知道墨守旧方，西医却有了试验精神。可是我最怀疑的就是这试验精神……我们怎能把我们的同类做试验品……也许科学就是冷酷无情……那么我们至少希望医者在施行手术之先，声明他做的是试验。这样，不愿做试验品的，也有一个拒绝的机会。”
“我们朋友的里面，曾经有过被西医所认为毫无希望。而一经中医医治，不半月便霍然病愈的人，而且不止一二位。”其对中西医的态度泾渭分明。陈西滢将梁启超在协和做手术，称作被西医用做试验品。而他的文章一经在《现代论》刊出，立刻便“附和者众”，其中最有力的支持者。便是大文豪徐志摩。他的文章刊载在当年5月29日的《晨报副刊》，题为《我们病了怎么办》。
这篇文章，徐志摩写的很有水准。表面上看，徐似乎在贬中赞西，实际上，他是在声援陈西滢的“西医就是拿病人当试验品”之说，他嘲讽道，西医所说的所谓“科学精神”，原来是“拿病人当试验品，或当标本看。你去看你的眼，一个大夫或是学生来检看了一下出去了；二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又来查看了一下出去了；三一个大夫或是学生再来一次。但究竟谁负责看这病，你得绕大弯儿才找得出来，即使你能的话。他们也许是为他们自己看病来了，但很不像是替病人看病”。西医如此这般“看病”，哪个还敢“看西医”？
这一唱一和的文章，一经登载，立刻便惹恼了鲁迅先生。当年7月5日，鲁迅开始在北京《世界日报副刊》刊载他的《马上日记》，开篇便将矛头对准陈西滢和徐志摩：
“自从西医割掉了梁启超的一个腰子以后，责难之声就风起云涌了，连对于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学家也都'仗义执言’。同时， '中医了不得论’也就应运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黄蓍欤？什么有病，何不吃鹿茸欤？但西医的病院里确也常有死尸抬出。我曾经忠告过G先生：你要开医院，万不可收留些看来无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没有人知道，死掉了抬出，就哄动一时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
梁启超是西医科学坚定的支持者。戊成变法前一年，1897年，梁启超在上海成立医学善会，特别撰文评述西医中医之优劣。如今，梁启超被西医“割错腰子事件”发生后，他身为受害者，还会继续支持西医吗？答案是肯定的。当反对西医科学的声音甚嚣尘上时，梁启超也在《展报》上发表了《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公开为西医科学辩护。
梁启超首先“就事论事”，详述手术经过。并对割去右肾一事，谈了他的看法。他说： “右肾是否一定要割。这是医学上的问题，我们门外汉无从判断。据当时的诊查结果．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后来回想，或者他(它) '罪不该死’，或者'罚不当其罪’也未可知．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门家，很难知道。但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他肯定西医的医疗是有效的，说：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梁启超出院后不但没有继续吃协和的药，身体也并不能说越发健实。那么，梁启超为何要为协和医院辩护？
有人说，西医传入中国不容易，梁启超不想因为这件事影响了人们对西医的信心。梁启超的这些辩护大有深意。舆论千夫所指：你们不是说西医是科学吗，从西医院里抬出了死人，那就是“科学杀人”。梁启超终生笃信科学。他为西医辩护。便是为科学辩护。对此，他洞若观火：“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察，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事实上，私下里，梁启超先生对家人说过， “这回手术的确可以不必用”。也曾说过“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但面对公众舆论，他还是发表了上述为协和、为西医、为科学辩护的文章，因为。他“怕社会上或者因为这件事对于医学或其他科学生出不良的反动观念”。
另一方面，梁启超选择协和进行手术，本来是自己选择“科学”的决定。梁启勋曾说：
“其友人中有劝其赴欧美就名医诊治者，有劝其不必割治，辞却一切事务专心调养者，有劝其别延中医，谓有某人也同患此病，曾服某中医之药而见痊者，众论纷歧，莫衷一是。而任公微笑日：'协和为东方设备最完全之医院，余既信任之，不必多疑。’”
原本就是自己坚持去协和医院的，如果真的承认协和医院出了错，那么就是在说自己错了。发表了那样一份高姿态的文章后，梁启超自然不可能再与协和计较。但是，手术的苦果是要由他自己承担的，他何尝不关心手术如何错误，结果会如何?但协和医院始终含糊其辞。
后来，在著名西医伍连德的帮助下，他才得以全面了解情况。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梁启超说：
“他(指伍连德)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巳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里、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人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西药并不是不能医，但很难求速效。……我从前很想知道右肾实在有病没有，若右肾实有病，那么不是便血的原因，便是便血的结果。既割掉而血不止，当然不是原因了。若是结果，便更可怕，万一再流血一两年，左肾也得同样结果，岂不糟吗。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丁文江，赵丰田《粱启超年谱长编》）
这是如此，梁启超后来还是找了中医来调养身体，可见他自己内心也对这次“被割腰子”感觉到无可奈何。
遭受了错误的手术，身体受到很大戕害的梁启超，不肯追究协和的责任，甚至还公开为对方开脱，人们还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对“科学”的宽容。但是，对于自己多次经中医治疗好转的事情，他却绝口不向社会公开，甚至在声明中还批评中医治病为“瞎猜”；接受唐天如的治疗，却又说他“言涉虚杳”。这就让人难以理解：何以对西医与中医的态度反差这么大?梁启勋说，梁启超“辛苦数十日，牺牲身体上之一机件，所得之结果，乃仅与中医之论相同耶。中医之理想，虽不足以服病人，然西医之武断，亦岂可以服中医?总而言之，同是幼稚而已”。这就是有人说的，西医治不好病，也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病，也不''科学”。
参考资料：
《“国医”之殇 百年中医沉浮录》作者: 郑洪，陆金国
《近代化细节》 作者: 张建伟
《世界名人的归宿 》作者: 史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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