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权的第三帝国》5 ：司法沦为肆意妄为的政治工具

常思勇 （公众号：感悟常识） 今天

设立特别法庭

1933年2月28日柏林国会纵火案之后，希特勒坚持要求处死纵火者年轻的荷兰无政府主义者马里纳斯·范德吕伯，但是按照《德意志帝国刑法典》并未规定纵火罪罪犯可以被判处死刑，除非造成他人死亡。在范德吕伯的案子中，那把火没有烧死任何人。因此，帝国司法部的官员和法律顾问对判处范德吕伯死刑抱有疑虑。但是，内阁根本不理会这些人，说服兴登堡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下令，把2月28日通过的《国会纵火案法令》中的死刑条款向前追溯到自1月31日（希特勒上任第一天）以来的纵火和叛乱等犯罪行为上。很显然，总统令违背了一个基本的法律原则——“不溯及既往原则”，因为犯罪行为发生时罪犯并不知道这些后加的惩戒措施。

希特勒和戈林不仅坚持要处死范德吕伯，还想把脏水溅到德国共产党身上，指责共产党是纵火案的幕后主使，宣布德共非法。于是在1933年9月21日，站在莱比锡帝国法庭上的不仅有范德吕伯，还有共产国际西欧局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他的两个工作人员，以及德共在国会的领导人恩斯特·托尔格勒。他们面临的指控是纵火罪和叛国罪。

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是个遵守规则的老派律师，季米特洛夫又为自己做了非常巧妙的辩护，使得证人席上的戈林像个十足的白痴。这样法庭做出了一项谨慎的判决，裁定共产党确实曾为发动革命计划纵火焚烧国会大厦，所以《国会纵火案法令》完全合法。但是法庭认为，指控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共产党人的证据并不能证明他们有罪。季米特洛夫最终洗脱了所有指控，罪行被范德吕伯一人承担。范德吕伯不久之后便被推上了断头台。但是三个保加利亚人也很快再次被盖世太保拘捕，最后被驱逐至苏联。托尔格勒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后来成了社民党人。

纳粹领导层被扇了一记耳光。纳粹喉舌《人民观察家报》谴责这是一次不公正的判决，“说明我们的法律制度需要一次彻底的变革，现行的法律还走在已经过时的、和人民完全不合拍的自由主义路线上”。

几个月之后，希特勒从德国普通法院手上收回了判处叛乱罪的权力，转交给1934年4月24日设立的特别法庭，即人民法庭。设立人民法庭的目的在于以最少的规则快速完成审判，这意味着被告的权利很少能得到保障。从1934年到1939年，一共大约有3,400共产党或社民党人在人民法庭受审，被判处死刑的就有77人。

原本人民法庭准备对共产党领导人恩斯特·台尔曼进行公开审判，也为台尔曼罗织好了一系列罪名，包括恐怖袭击、引爆炸弹、大规模投毒、劫持人质，并已决定判台尔曼死刑。但是这些指控都缺乏有力的证据，而且作为德国主要政党的前领导人，审判吸引了超过1,000名外国记者申请旁听。这就让经历了上次国会纵火案审判的纳粹领导层、特别是戈培尔忌惮不已，最后只好决定对其长期关押不进行正式审判。

肆意扩大死刑执行范围

纳粹政权肆意出台新的法律规定，新增了一系列死刑罪名。1933年3月21日通过了一项法令，称任何以毁坏财产的手段制造恐慌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1933年4月4日的一项法令宣布任何有蓄意破坏行为的人都会被判处死刑，1933年10月13日通过的法令规定刺杀州或党的官员的人将被处以极刑。最夸张的恐怕是1934年4月24日的一项法令：图谋修改宪法，或意图以武力威胁或密谋分裂第三帝国将被判处死刑。于是，任何散发传单（这和“图谋”有关）批评独裁政体（这和“宪法”有关）的人现在都可能被抓起来杀了。之后按照1934年12月20日通过的一项法令，在某些情况下，针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仇视性”言论（包括讲笑话）也能判处死刑

同时，政府通过一系列新法律和新法令发明了大量新的罪名，有些法律和命令还具有追溯性。这些法律法令主要是为政权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服务。比如1938年希特勒下令通过新法，宣布高速公路抢劫可判死刑，且该法具有追溯性。所有犯罪行为都染上了政治或意识形态色彩，甚至连小偷小摸都被当作遗传堕落的证据；一些定义模糊的行为，比如“抱怨”或者“无所事事”成了不定期拘禁的依据。刑罚越来越强调所谓种族共同体的利益，以惩治异于纳粹种族标准的人群。各种各样的人被警方、检察官和法官日益视为天生的罪犯，数以千计的人被随随便便地抓起来，未经审判便遭到监禁。

在纳粹当局眼里，法律不是为了维护人类长期以来持有的公平正义原则，而是为了消灭国家公敌和表达种族感情，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尤其是党的纲领和元首讲话中传达的国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阐释法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