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宏飞：试论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西周墓葬— —兼论铜山丘湾社祀遗迹的年代

摘要：本文将邳州梁王城遗址发现的西周墓葬分为三期，年代分别相当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及西周晚期早段，初步建立苏鲁豫皖交界地带西周时期墓葬的分期年代标尺。西周墓葬随葬陶器群具有浓厚的殷墟文化遗风，并首次发现商系文化的男女合葬墓。根据全新材料及全新认识，铜山丘湾社祀遗迹的年代应属西周，该遗迹年代的改定，对于深入认识西周“殷社”的考古学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在江苏邳州梁王城遗址2006年和2008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并清理了一批重要的西周墓葬，对于建立苏鲁豫皖交界地带西周时期墓葬的分期年代标尺、探索该地区西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及文化传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笔者拟对这批墓葬的分期年代和文化因素进行分析，并对与之毗邻的铜山丘湾社祀遗迹提出新的年代认识。

一 梁王城西周墓葬分期与年代判断

在梁王城发现的西周墓葬中，22座随葬陶容器，器类包括鬲、豆、簋、罍、罐，除M209仅随葬1件非典型形制的小陶罐外，其余墓葬均可根据随葬陶容器的形制及组合进行分期。选取的典型单位有M25、M26、M27、M31、M34、M36、M43、M45、M80、M169、M171、M173、M177、M178、M183、M186、M210，这些墓葬随葬器类较多，组合关系可靠，能够通过组合关系确定分型及器类共存关系。

（一）鬲根据器表纹饰和裆部特征分为四型。

A型素面，联裆。标本M25∶2（图一：1），式别特征为长方体、高折沿、高裆，素面属于本地特征。

B型腹部饰绳纹，联裆。根据足部特征分为二亚型。

Ba型足部饰绳纹。根据沿下角、腹部及足部特征分为四式。

I式沿下角为钝角，腹部近直，饰绳纹，绳纹饰至足尖。标本M186∶2。（图一：2）

II式沿下角为钝角，腹部微鼓，饰绳纹，绳纹饰至足尖。标本M43∶1。（图一：3）

III式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微鼓，饰旋断绳纹，绳纹饰至足尖。标本M173∶2。（图一：4）

IV式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外鼓，饰旋断绳纹，饰绳纹的足尖之下添加疙瘩足。标本M31∶4。（图一：5）

Bb型足部素面或被刮抹。根据沿下角、腹部及腹部纹饰分为四式。

I式沿下角为钝角，腹部近直，饰绳纹。标本M171∶1。（图一：6）

II式沿下角为钝角，腹部微鼓，饰绳纹。标本M183∶2。（图一：7）

III式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微鼓，饰旋断绳纹。标本M26∶2。（图一：8）

IV式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外鼓，饰旋断绳纹。标本M178∶1（图一：9），在腹部旋纹之下加饰斜向划纹构成三角划纹，属于个体特征。

C型腹部饰绳纹及扉棱，联裆。即仿铜陶鬲。标本M27∶4。（图一：10）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沿下角近直角，腹部外鼓，腹部饰旋断绳纹。

D型腹部饰绳纹，分裆。根据颈部和足部分为二式。

I式颈部留白较窄，柱足。标本M169∶3。（图一：11）

II式颈部留白较宽，疙瘩足。标本M27∶9。（图一：12）（二）豆根据器体特征分为两型。

A型矮胖。根据口部、唇部、盘腹、柄部特征分为五式。

I式敛口，尖唇，盘腹微外鼓圆折，饰少量旋纹，柄中部稍细饰少量旋纹。标本M34∶2。（图一：13）

II式敛口，尖唇，盘腹外鼓圆折，饰少量旋纹，柄中部稍粗饰少量旋纹。标本M183∶5。（图一：14）

III式敛口，尖唇，盘腹外鼓圆折，饰少量旋纹并通常饰泥饼，柄中部稍细饰少量旋纹。标本M26∶1。（图一：15）

IV式侈口、方唇，盘腹外鼓方折，饰少量旋纹并通常饰泥饼，柄中部稍细饰少量旋纹。标本M31∶1。（图一：16）

V式侈口，方唇，盘腹外鼓方折，饰密集旋纹，柄下部较细下部饰密集旋纹。标本M80∶3。（图一：17）

B型瘦高。根据盘壁及柄的纹饰特征分为二式。

I式盘壁和柄中部饰少量旋纹。标本M27∶3。（图一：18）

II式盘壁和柄下部饰密集旋纹。标本M80∶2。（图一：19）

（二）簋根据腹部纹饰分为四型。

A型腹部通常饰旋纹。根据口沿、腹部、圈足特征分为五式。

I式卷沿较高，腹部微外鼓，圈足甚矮。标本M25∶1。（图二：1）

II式折沿较高，微鼓腹，圈足稍高。标本M169∶1。（图二：2）

III式折沿较低，鼓腹，圈足较高。标本M210∶2。（图二：3）

IV式折沿较低，鼓腹，圈足瘦高。标本M45∶1。（图二：4）

V式折沿较低，鼓腹，圈足极瘦高。标本M80∶1。（图二：5）

B型腹部饰绳纹。根据口沿、腹部和圈足特征分为三式。

I式卷沿较高，腹部微鼓，圈足稍矮。标本M34∶1。（图二：6）

II式卷沿较高，腹部微鼓，圈足增高。标本M173∶4。（图二：7）

III式折沿较低，腹部外鼓，圈足较高。标本M31∶3。（图二：8）

C型腹部饰三角划纹。根据颈部和腹部特征分为二亚型。

Ca型束颈，鼓腹。根据颈部及腹部特征分为二式。

I式颈部收束较甚，腹部外鼓，饰人字形三角划纹。标本M183∶1。（图二：9）

II式颈部微收束，腹部微外鼓，饰内填单向划线的三角划纹。标本H492∶2。（图二：10）

Cb型微鼓腹。根据腹部所饰三角划纹和圈足特征分为二式。

I式腹部饰人字形三角划纹，圈足粗矮。标本M177∶1。（图二：11）

II式腹部饰内填单向划线的三角划纹，圈足瘦高。标本M36∶1。（图二：12）

D型腹部饰网纹。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圈足粗矮。标本M186∶1。（图二：13）

（四）罍根据肩部及腹部纹饰特征分为二型。

A型微折肩，腹部通常饰三角划纹。根据腹部所饰三角划纹特征分为二式。

I式腹部饰人字形三角划纹。标本M183∶3。（图三：1）

II式腹部饰内填单向划线的三角划纹。标本H492∶1。（图三：2）也有腹部省略三角划纹者，如标本M173∶3。

B型圆肩，肩部饰旋纹及梅花桩分布状泥饼。根据纹饰的简化过程分为二式。

I式肩部饰较为密集的旋纹和泥饼。标本M169∶4。（图三：3）。

II式肩部饰稍疏的旋纹和泥饼。标本M26∶3。（图三：4）

（五）罐根据纹饰分为三型。

A型素面。根据口沿特征分为二亚型。

Aa型无口沿。标本M34∶3。（图三：5）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肩部较高，小平底。

Ab型折沿。根据折沿及底部特征分为二式。

I式折沿较高，小平底。标本M36∶2。（图三：6）

II式折沿稍低，大平底。标本M31∶2。（图三：7）

B型肩部饰旋纹，腹部饰绳纹。标本M31∶7（图三：8）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肩部低至通高的一半。

C型肩部和腹部均饰绳纹。标本M169∶2。（图三：9）已有标本的式别特征为肩部较高。

根据上述器物形制分析，可将典型器物中式别特征相同、文化面貌近似的典型单位归为5组：

第1组：M25、M34、M171、M186；

第2组：M43、M169、M177、M183；

第3组：M26、M36、M173、M210；

第4组：M27、M31、M45、M178；

第5组：M80。

根据随葬陶器的相同式别特征可将M181归入第2组，M165归入第3组。M29仅出有1件陶鬲M29∶1，其长方体、高折沿、高裆均属较早的时代特征，但腹部外鼓、饰旋断绳纹的特征不见于西周早期，主要流行于西周中期，故应以相对较晚的时代特征确定年代。由于“M29→M35→M36”，M36属于第3组，同样可知M29的年代不早于第3组，暂将M29归入第3组。M46所出陶罍M46∶1腹部所饰三角划纹内部已出现单向划线，H492所出陶簋和陶罍的腹部均饰有内填单向划线的三角划纹，属于第3组典型特征。属于第1组的M25开口于北区T11、T12和T15的第⑦层下，北区其余墓葬开口于第⑥层下，属于第1组的M186开口于南区的第⑦层下，南区其余墓葬开口于第⑥层下，据此可知第1组在上述分组中的年代最早。检验各典型器物的式别顺序，应为由第1组依次发展至第5组，无颠倒现象。各典型器类及其型、式在典型单位中的分布情况见统计表。（表一）

考虑到上述分组的式别特征之间存在差异，为了更容易把握器物变化的期别特征，有必要进行并组。第1组和第2组的B型鬲腹壁较直，腹部通常饰绳纹，第3组和第4组的B型鬲腹壁外鼓，腹部通常饰旋断绳纹，第1组和第2组的A型豆盘壁外侧饰旋纹，第3组和第4组的A型豆盘壁外侧饰旋纹且通常贴泥饼，第1组和第2组的陶簋圈足较粗矮，第3组和第4组的陶簋圈足相对较高，可知第2组和第3组之间差异较大。第5组的陶簋圈足瘦高，与第3组和第4组的陶簋圈足相对粗矮特征差异显著，第5组的陶豆盘壁及柄外侧所饰密集旋纹也与第3组和第4组的陶豆盘壁及柄外侧饰少量旋纹特征差异显著，可知第4组和第5组之间差异较大。据此可将第1组和第2组合并为第一期，第3组和第4组合并为第二期，第5组仅有1座墓葬，但时代特征鲜明，归为第三期。

陕西宝鸡周原遗址出土西周陶器被分为三期，分别相当于西周早、中、晚期，各期又均可分为早、晚两段，是目前流行的西周陶器分期方案之一。商人故地的西周陶器群面貌与关中地区差异较大，安阳地区也已建立西周陶器的分期方案。将上述分期成果与周原、安阳等地西周遗存已有的分期年代标尺进行对比，可对上述分期成果的绝对年代进行推定。

第一期：A型鬲的高折沿、腹部近直、高弧裆特征与周原IVA1M17∶7相似，Ba型I式鬲的扁体、低折沿特征与周原IA1M55∶3相似，D型I式鬲的分裆近平及添加柱足特征与安阳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5∶1相似，A型II式豆的深盘腹、敛口、粗柄特征与周原73QHM5∶6相似，B型I式簋的宽折沿外侈、圈足稍高特征与安阳孝民屯M788∶3相似，B型I式罍的肩部饰较多旋纹和泥饼特征与周原73QHM5∶4相似，C型罐的高肩近折、底部上凸特征与安阳孝民屯M742∶1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后者的年代均为西周早期。

第二期：Ba型III式鬲的扁体、低折沿、上腹部饰一道旋纹、柱足特征与周原IA1M6∶25相似，Bb型III式鬲的扁体、低折沿、足部抹光特征与周原IA1M52∶5相似，C型鬲的束颈、腹部饰旋纹、扉棱特征与周原IVA1M3∶10及安阳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2相似，A型III式豆的敛口、尖唇特征与安阳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04∶4相似，A型IV式豆的敞口、方唇特征与安阳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79∶5相似，A型III式簋的敞口折沿、鼓腹、粗矮圈足特征与周原60齐家M16相似，A型IV式簋的敞口折沿、鼓腹、圈足稍细特征与周原IVA1M40∶5相似，B型II式簋的宽折沿、下腹部饰绳纹、圈足稍高特征与周原IVA1M19∶4相似，B型III式簋的敞口折沿、鼓腹、浅腹、圈足粗高特征与周原ZIIA3M7∶6相似，Ab型I式罐高折沿、肩部降至通高一半的特征与周原ZIVB2M48∶4和安阳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81∶6相似，Ab型II式罐的低折沿、大平底特征与周原ZIIA3M16∶5和安阳刘家庄北地（抗震大楼）M129∶2相似，B型罐下腹部饰绳纹的特征与周原IVA1M3∶13相似，后者的年代均为西周中期。

第三期：A型V式簋的敞口折沿、鼓腹、瘦高圈足外撇特征与周原IVA1M25∶8相似，后者的年代为西周晚期早段。A型V式豆和V型II式豆的盘壁外侧及柄下部饰密集旋纹的特征为西周晚期陶器的典型特征，常见于西周晚期的陶罐肩部，如安阳小屯东北地M2∶4和安阳大寒南岗M5∶2。梁王城西周墓地中明确属于西周晚期的墓葬仅有M80，随葬陶器特征属于西周晚期早段。

通过对梁王城西周墓葬随葬陶器典型器类的演变规律进行总结，将以随葬陶器为核心的梁王城西周墓葬分为三期，年代大体与西周早期、西周中期及西周晚期早段相当。通过对梁王城西周墓葬随葬陶器的系统梳理，初步建立该墓地随葬陶器的分期年代框架。该年代框架的建立，为判断苏鲁豫皖交界地带西周遗存的分期年代，以及重新认识铜山丘湾社祀遗迹的年代提供了一把较为详细的年代标尺。

二 梁王城西周墓葬反映的文化传统

江苏邳州及邻域的苏鲁豫皖交界地带属于商人故地，梁王城发现的这批西周墓葬具有浓厚的商系文化特征，但又与殷墟文化墓葬存在较为明显的不同之处。

（一）随葬陶器形制及其文化因素

梁王城西周墓葬随葬的陶鬲不见太行山东麓地区西周遗存中最流行的肥袋足无实足根鬲，也缺乏殷墟文化墓葬中常见的小型侈口高束颈鬲及小型旋纹弧裆鬲。A型鬲的联裆特征属于周文化特征，素面属于本地文化特征。Ba型鬲的联裆及绳纹饰至足尖等特征属于周文化特征，此型陶鬲与关中地区西周典型特征的联裆鬲最为近似。Bb型鬲的联裆特征受到了周文化的影响，但足部的刮抹特征属于商系文化传统。殷墟文化陶鬲的锥足为素面特征，河南荥阳关帝庙遗址所出殷墟文化陶鬲靠近锥足的下腹部绳纹也会被抹光或刮削。C型鬲及D型鬲属于商人故地的柱足鬲系统，通常呈现商、周文化的有机融合特征。整体上看，梁王城西周墓葬随葬陶鬲与安阳地区的商代墓葬及西周墓葬随葬陶鬲的形制差异较大，却与关中地区西周墓葬随葬陶鬲的特征较为近似，表明在陶鬲形制方面受到了来自周文化的较大影响，但Bb型鬲的足部抹光、D型鬲的分裆及素面柱足等特征属于商系文化特征，表明殷墟文化的持续影响仍然存在。

梁王城西周墓地随葬的陶豆、簋、罍及罐均受到了来自殷墟文化的强烈影响。（图四）陶豆以A型为主，B型属于A型的派生型。A型I式豆的形制特征接近殷墟文化第四期特征。陶簋根据腹部纹饰分为旋纹簋、绳纹簋、三角划纹簋和网纹簋，这些陶簋均常见于殷墟文化晚期。陶罍中的A型来自殷墟文化，B型见于前掌大墓地，皆属商系文化典型器物。陶罐出土数量较少且形制较复杂，A型罐（圆肩罐）源自殷墟文化的陶罍，B型罐属于A型罐的派生型。整体上看，梁王城西周墓葬随葬的陶豆、簋、罍及罐几乎均可在殷墟文化中找到祖型，三角划纹簋、网纹簋和三角划纹罍等器型已罕见于同时期的西周遗存，在此地却可延续至西周中期，足见殷墟文化的持续性影响。

（二）葬俗

梁王城西周墓葬以东向墓的数量最多，存在少量南向墓，这样的墓向为殷遗墓葬的常见墓向。墓主葬式几乎均为仰身直肢，缺乏殷墟文化男性墓常见的俯身葬。腰坑仅见于西周早期墓葬，其中M25、M169、M186腰坑内殉狗的头向与墓主的头向相反，属于殷墟文化墓葬的常见特征。

殷墟文化同穴合葬墓的数量极少，据统计仅有5座，排除了男性合葬和“殉夫”的墓葬，属于相对平等地位的男女合葬墓仅有殷墟西区M2686。（图五：1）该墓墓底中部的土梁将墓室分为两个相对独立的墓坑，东侧为俯身葬的男性，西侧为仰身葬的女性。梁王城发现了一座真正意义上的男女合葬墓M49（图五：2），男女之间及腰坑内各殉狗1只，这样的男女合葬墓在商系文化中系首次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 铜山丘湾社祀遗迹年代再认识

在梁王城的南、北两区墓葬之间也发现了零星分布的西周时期墓葬，以ⅢT4205第⑦层下的M55和M56较为特殊。M55似为平地掩埋，人骨架呈俯身状，双臂似被绑缚于后背，下肢弯曲，M56与M55的情况基本相同，唯下肢呈直肢状，两具人骨架均为男性，头向均为140°，反映出相同的非正常死亡特征。这样的非正常死亡人骨架很容易联想到江苏铜山丘湾社祀遗迹中的人骨架，两者具有几乎完全相同的特征（图六），梁王城遗址与丘湾遗址相距也仅有约35公里。（图七）

无独有偶，在非正常死亡人骨架邻近的ⅢT4102内也发现有西周时期的立石遗迹。S8开口于第⑥层下，打破M54及第⑦层，平面略呈椭圆形，直壁，平底，坑北壁处立有较为规整的石块，类似的立石遗迹亦见于铜山丘湾及陕西周原凤雏三号基址（图八），凤雏三号基址庭院内的立石恰好也位于铺石地面的北部正中，两者的相似性应不是巧合。坑内还发现两具猪骨，其中坑内北部靠近立石处的幼猪骨骼散乱，西南部的成年猪骨架保存较好，应具有祭祀性质。

M55、M56开口于第⑦层下，S8开口于第⑥层下，打破第⑦层，且M55、M56人骨架的头向并不是朝向S8，表明两者并不属于同一处祭祀遗存，但足以说明此地在西周时期仍然存在立石社祀的习俗，但由于受到严重破坏，难以还原其原始面貌。

铜山丘湾曾发现一处保存完好的立石社祀遗迹。发掘者指出丘湾遗址的“商代文化层”分为上、下两层，社祀遗迹位于上层，又可按照深度细分为“第一层”和“第二层”，“第一层”的人骨架较多而狗骨架较少，“第二层”的人骨架较少而狗骨架较多，不排除这样的堆积属于同一次祭祀行为的前后次序，即先杀狗而后杀人。另外需要强调的是，“第一层”中的第14、15号人骨架并未与其他人骨架及狗骨架一同朝向立石，而是朝向立石的相反方向，且这两具人骨架与其他朝向立石的骨架之间留有一定的空白地带，推测丘湾的社祀遗迹可能不止一处。

发掘者指出“商代文化层”的“上层的陶鬲、陶簋、陶豆等与安阳商代晚期器形特征接近。下层的陶鬲、陶瓮、陶簋、陶豆等，则与安阳商代早期、郑州商代遗址器形特征相近”（下文皆以“丘湾上层”“丘湾下层”指代丘湾遗址“商代文化层”的上层和下层）。不可否认，丘湾下层所出陶器确实存在时代特征较早者，但早年发掘中的“大层”概念会将若干情况复杂的“小层”合并，因而造成不同时代遗物混出的现象。

丘湾下层所出陶簋属于梁王城西周墓葬陶器分期中的A型簋，其敞口、折沿近平等特征与A型III式及IV式簋的式别特征相同，属于西周中期陶簋的典型特征。（图九）由于A型簋在西周早期时的口沿为侈口、折沿较高，在西周晚期早段时已出现明显的束颈及上腹外鼓的特征，据此可将丘湾下层所出陶簋的年代卡定在西周中期。

丘湾下层还出有1件肩部饰旋纹、腹部饰绳纹的圆肩陶罐。圆肩旋纹罐出现于西周早期，商人故地在西周早期晚段开始出现下腹部饰绳纹的圆肩罐，但此时的圆肩罐肩部仍然较高，如孝民屯M882∶3和刘家庄北地（电业局）M27∶1。梁王城西周中期晚段墓葬所出圆肩罐M31∶7的肩部已下降至通高的一半。（图一〇）丘湾上层所出圆肩罐的特征介于西周早期晚段与西周中期晚段之间，年代应大体相当于西周中期早段。

通过上述两件典型标本的形制分析可知，尽管丘湾下层出有时代特征较早的器物，但其年代下限可晚至西周中期早段。若此，则丘湾上层社祀遗迹的年代上限不会超过西周中期早段。丘湾上层出有与丘湾下层年代下限相接的陶器标本。《1959年冬徐州地区考古调查》发表了一件出自丘湾的陶簋线图，《江苏铜山丘湾古遗址的发掘》再次发表了这件出自丘湾上层的陶簋线图及复原口径，清晰可见陶簋腹部所饰三角划纹内填单向划线。在殷墟文化中，腹部饰三角划纹的陶簋最早出现于殷墟文化第二期晚段，腹部所饰三角划纹通常为人字形特征。在梁王城西周墓葬中，西周早期陶簋、罍腹部所饰三角划纹仍然延续殷墟文化典型的人字形特征，至西周中期早段才出现内填单向划线的三角划纹，属于三角划纹的简化特征。（图一一）根据梁王城西周墓葬陶器分期标尺，丘湾上层的年代上限最早不超过西周中期早段，与丘湾下层的年代下限相接。

由于邻近的滕州前掌大墓地所出陶簋和陶罍也有腹部饰内填单向划线的三角划纹者，故需要对这些墓葬的年代进行讨论。《滕州前掌大墓地》发表的墓葬中M14、M25、M31、M101、M102、M114、M115、M121、M202出有此类器物，仅有M14、M31、M121出有铜容器，其中规格最高的墓葬为M121（图一二），可作为典型单位对其年代进行重点讨论。

前掌大M121所出陶壶M121∶19及陶罍M121∶18的肩部饰内填单向划线的三角划纹。该墓所出铜尊M121∶3腹部直棱纹上下及圈足部位所饰鸟纹具有尾羽三股的特征，与西周昭王时期的令方彝所饰鸟纹相似。所出陶鬲M121∶24的低折沿、上腹部饰一道旋纹等特征与周原IA1M31∶4近似，后者的年代为西周中期早段，根据梁王城西周墓葬陶器分期标尺，该鬲腹部饰有一道旋纹的特征也属于西周中期陶鬲的式别特征。从随葬器物形制及组合特征推测，M121的年代下限有可能已晚至西周早、中期之际。《滕州前掌大村南墓地发掘报告》发表的材料与《滕州前掌大墓地》情况基本相同，有学者指出ⅢM301的年代为西周中期早段，该墓所出陶壶ⅢM301∶15腹部饰有内填单向划线的三角划纹，同样验证此类纹饰见于西周中期早段。

丘湾上层中还出有一些时代特征可延续至西周的陶簋残片。（图一三）如，腹部饰网纹的陶簋常见于殷墟文化中，但在梁王城西周早期墓葬中仍然可见。正是由于丘湾上层所出陶片与殷墟文化晚期陶片具有较为相似的特征，才会在过去将丘湾上层的年代误判为商末。

由于丘湾下层的年代下限为西周中期早段，丘湾上层所出陶片的最晚特征同样为西周中期早段，可知铜山丘湾社祀遗迹应是发生在西周中期早段的社祀活动留下的遗迹。俞伟超先生曾指出，苏鲁豫皖交界地带的“杀人祭社之俗在春秋以前是很盛行的。……应当引起注意的是人祭之事皆用于殷社”，表明铜山丘湾社祀遗迹可以具备西周殷遗文化背景。铜山丘湾社祀遗迹年代的改定，对于深入认识西周“殷社”的考古学面貌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作者：李宏飞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文刊于《中原文物》2020年第1期　此处省略注释，完整版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