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大唯一的云南代表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需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制定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势在必行。为了有一个比较安定的会议环境，并争取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共中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唯一在国外召开的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2月，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王德三到上海，向党中央汇报云南工作，中央指定他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王德三是中共六大唯一的云南代表。
出席六大的南方各省代表们在上海集中，出发前代表们分组编队，十几个人编为一组，为了便于行动，每组又分成若干小组，化整为零，分期启程。代表们沉着机警地摆脱了国民党特务和中长铁路上日本警察的重重监视，经大连、哈尔滨等地，由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从中长路到哈尔滨，住在一个指定的招待所，与代表们联系的苏联同志给了一张作为苏联境内“通行证”的美钞，让大家记住上面的号码，并交代了过边界时的联络暗号。
代表们在满洲里下火车后，跟着苏联同志走到一个大木门边几辆马车旁，立即上马车，车夫扬鞭一甩，四匹马拉车奔驰向前。在离开我国边防哨的最后一个碉堡时，听到“砰”的一声枪响，马车夫镇定自若，快马加鞭，一股劲冲出国境线，安全地进入苏联境内。
王德三从莫斯科参加六大回云南后给中央写的报告
当王德三等代表辗转到达莫斯科时，六大已经开幕了，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了政治报告，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王德三十分遗憾没赶上亲耳听取他们的政治报告，但令他高兴的是，会上见到了昔
日北大同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战友邓中夏。
出席党的六大的代表共有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代表只有84人，王德三就是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之一，被选入大会宣传和财政审查委员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
第一次发言指出：党内存在“左”倾和右倾错误观点
6月24日，在讨论政治报告时，王德三提出了“党与群众的关系隔离”“党的力量在白色恐怖下削弱了”，他旗帜鲜明地指出了党内存在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的右倾悲观主义，同时存在认为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过分夸大敌人统治的危机和革命力量的发展的“左”倾盲动主义。他在发言中客观地分析了当时所面临的形势，认为在“客观上革命直到现在是高涨的”，“在主观上的分析，党的力量是削弱了。虽有客观的条件，但是革命的高潮还未到来”。
王德三在发言中提出：“机会主义的发生，根本上在落后的经济关系中，无产阶级的幼稚，党的基础没有建立在真正的无产阶级上，党的政治估量的错误所形成的。”而盲动主义产生的原因是，“在'八七’会议后，党的领导有革命感情的表现，也不估量当时的实际情形，只注意到敌人的弱点，而就忘了自己的弱点。例如小区域的农民暴动或某工厂发生很小的罢工事实，即认为革命高涨了。这样以局部事实为全部政策前提的主观病，在将来工作中很值得注意的”。
他还结合云南的革命情况，指出“云南目前的任务是发动群众，加强党在群众中的领导，是准备暴动，而不是即刻暴动，即刻暴动则又陷于另一方面的机会主义”，认为“过去中央未能指出暴动条件，影响各地而发生盲动主义”。
复原的中共六大会场
第二次发言提出：在农村建立佃农为基础的农民组织，才能得到对整个农村的领导
7月2日，在参加讨论农民与土地问题时，王德三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土地关系问题上，他强调要实事求是，不能简单地一刀切。指出李立三同志的报告中没有明确“农村阶级的划分，应以土地关系来划分”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指出“我们分析土地关系应注意，不能以南北为划分，界限应以水田旱田做分别。许多旱田，面积虽然非常宽大，但是收成是非常少的。一个农民经营一百亩的旱田，与经营十亩水田的结果相差不远。所以应以水旱为分”，“决定谁是地主，而应按照各地的情形来决定”。
关于“土地与政权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封建统治影响着土地关系，有权力的人可以用政治势力获得土地。“政权对土地有这样的关系，这就可以明白地主与豪绅是很难分开的。地主就是豪绅。豪绅就是地主。在政治上的表现，并非两个阶级。”主张农村应以土地关系划分为地主（豪绅）、自耕农、佃农、雇农四个阶级。根据农村的阶级关系，进一步指出：“我认为雇农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农村的基础。”“我们要以佃农为农民组织的基础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得到对整个农村的领导。”明确地提出了党在农村依靠雇农、佃农的阶级路线问题。
此外，他结合在云南深入调查了解的情况，提出在农民土地问题上应加以重视的两个重要部分：一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农奴虽不是普遍的，但很多地方是有的”。在云南“占人口五分之二，即40%”，而且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二是中国的少数民族问题，“在农民问题中是很重要的问题”。“云南、贵州、四川的落后民族，在民族感情上，很易团结，他们的斗争、反抗是很有力的”。因此“是值得注意这一问题的”。
所以，他还特别提出了农奴和少数民族问题。认为中国农奴虽不普遍，但云南、贵州、广西一带还有很多。“他们所受的剥削都是很大的”。特别强调农奴和少数民族问题，是很有远见的。这些问题的正确处理，对于全国革命的发展，尤其是对云南和边沿少数民族地区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
此外，他提出游击战争问题是今后农民运动中的主要出路：在苏维埃已成立的地方，可以做合作社运动，可以用合作社的方式去经营土地。这些问题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却是中国革命中一些重要的问题。
在党的六大期间，王德三与项英、蔡和森等人都深感党内“左”倾错误的危害，因而中共六大上，29名代表联名以党的“六大”的名义致电中央政治局，强调在国内切实制止盲动倾向，获得大会通过。随后，在党的六大决议案中，基本肯定大革命失败后党所进行的斗争，同时批评了“左”倾盲动错误，着重指出，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是当前使党脱离群众的最主要的危险倾向。
王德三在中共六大发言记录
王德三等代表的意见，对党的六大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教训，反对“左”倾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
党的六大闭幕后，王德三同罗章龙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哈尔滨时，与李大钊派到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的云南籍同乡楚图南，以及王德三的哥哥、党中央派到东北开展革命活动的王复生再次相聚。
楚图南、王复生、王德三、罗章龙都是在北大和北师大读书时，在李大钊的指导影响下一同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建党前后就投身革命活动并入党的优秀青年知识分子。王德三将捆在腰间带回的部分六大文件取出烘干，让王复生、楚图南阅读学习。他们一起分析对云南时局的看法，研究如何将党的六大精神结合云南实际开展好工作进行了讨论。四位战友叙谈六大精神，深受鼓舞，互相勉励，情深意切。这一次聚首，成了王复生和王德三兄弟的最后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