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和森：最早提出建党名称的中共早期领导人

蔡和森

蔡和森(1895—1931)，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早期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和卓越的领导人。原双姓蔡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双峰县永丰镇人。1913年初考入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同年秋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15年秋，转入湖南高等师范学校专修科文学部，1917年6月毕业。1919年12月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底回国。他最早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是中共中央第一份机关报《向导》周报的首任主编。党的“二大”至“六大”的中央委员，“五大”设立中央政治局后，代理中央秘书长，并任五届、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第一任部长。“八七会议”后作为中央巡视员参加中央局的领导工作。1929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员。1930年回国在党中央工作。1931年6月，由于叛徒出卖，他在香港被捕，不久壮烈牺牲于广州。有《蔡和森文集》和《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等著作传世。

刻苦求学  三次跳级

1895年3月30日，蔡和森出生于上海，母亲为他取名“泽膺”，字润寰，号和仙。1899年，蔡和森随母亲从上海返回湖南老家湘乡县永丰(今双峰县永丰镇)。因家境清贫，蔡和森年幼时没有条件上学，13岁就在“蔡广祥”辣酱店当学徒。他喜好读书，一有机会便向别人借书求教自学。母亲葛兰英(后改名健豪)深为儿子的求学之心所感动，在他16岁这年想方设法送他进了双峰初等小学堂。学堂山长(校长)蒋恁秋进行口试，发现他文化基础很好，便把他编入三年级。有的富家子弟讥笑他为“太学生”，这么“老”了还来读初小。他置之不理，只顾刻苦攻读，学业成绩优异，只半年，蒋校长就推荐他跳级进了双峰高等小学堂。

在高等小学堂读书，蔡和森学习更加勤奋。他不仅很快跟上了班，有些学科还获得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作文深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由于他顽强自学，逐渐形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从不人云亦云，涉猎也比较广泛，而且关心时政。他平时沉默寡言，一旦和同学讨论时事问题，便慷慨陈词，滔滔不绝，发表的见解常使同学深为折服。他不喜欢“和仙”而改名为“和森”，意即不希望自己象天上的神仙，而要如丛生繁茂的森林。

1年后的1913年春天，蔡和森启用双姓“蔡林”，改为单名“彬”，以“优等生”的成绩考入长沙湖南铁路专门学校。因家贫无力负担学费，又于1913年秋报考免费的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再次以优异成绩被录取。第二年春，毛泽东由第四师范并入第一师范，编在第8班，与第6班的蔡和森同级。自此，这两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便开始了非凡的友谊。他们以极深厚的兴趣钻研文学、哲学、历史，同时深切关注着社会问题，思考着如何挽救危难的中国。

1915年4月，湖南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专修科文学部。蔡和森素好文史，便考入该校文史专科乙班，与邓中夏同学。蔡和森在这里读书用功之勤，精力之专，达到废寝忘食的程度。他除认真钻研学校规定的功课外，还经常到图书馆博览群书。有时研读入神，心不外驰，竟忘记了上课的时间。他妹妹蔡畅后来曾回忆说：“我这哥哥非常聪明好学，他可以关在房间里，一点饭也不吃的念一两天的书。”因为他在校经常“缺课”，年终甄别时，校长曾要将他“除名”，多亏杨昌济等老师极力保护才幸免。

1917年6月，蔡和森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由于求学心切，刻苦用功，聪颖善记，蔡和森仅用6年时间便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全部学业，且成绩优良，这是常人难以做到的，实属难能可贵，不愧为五四运动时期湖南先进青年的表率。

救国心炽　倡导建党

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图书馆藏书丰富，蔡和森在此求学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他从忧国爱民、立志改革社会的思想出发，对墨翟、屈原、谭嗣同的著作研读颇深，《新青年》杂志传到学校后，他又成了热心的读者。经过多方探求，他编写了一部《近百年来的国耻史纲》，痛陈中华民族的这段屈辱历史，在学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1918年4月14日，在长沙岳麓山刘家台子(又称周家台子)蔡和森家中召开会议。蔡和森和毛泽东作为主要发起人组织成立了著名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他们带领会员们如饥似渴地探索当时世界的新思想、新学说，努力追求改造中国的革命道路。蔡和森跟毛泽东说：“只计大体之功利，不计小己之利害，墨翟倡之，近来俄之列宁颇能行之，弟愿则而效之。”

他首次提出“仿效列宁”之所为。这些，都与毛泽东的思想甚为吻合。一时间，他俩的品行和学识，被湖南进步青年奉为表率；他俩的雄才大略，被良师杨昌济等赞誉为“海内奇才”、“救国柱桢”。

新民学会会员的活动主要分两支，一支在国内，主要在湖南；一支在国外，主要在法国开展勤工俭学运动。1918年6月，在长沙省立一师附小召开的一次会员会上，确定进行留法运动，由萧旭东(子升)和蔡和森负责进行。1918年8月，蔡和森和毛泽东、罗学瓒等8名会员在北京筹备赴法留学工作，经常与蔡元培、李石曾等联系接洽，住在地安门内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隆然高炕，大被同眠”，过着清苦的生活。

1919年12月25日，蔡和森和母亲、妹妹、向警予等30余名新民学会会员离开上海，乘邮轮赴法勤工俭学。

1920年初，蔡和森一行抵达法国，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尼，母亲、妹妹及向警予就读女子中学，蔡和森就读男子中学，他发起组织了“工学世界社”。5月，蔡和森与向警予在蒙达尼自由结婚，他们在学校一间木板平房里举行了一个简单而有意义的婚礼，由于在婚礼上朗诵了他们写的《向蔡同盟》的诗册，日后大家都把他俩的结合称为“向蔡同盟”。

在法国蒙达尼求学期间，蔡和森结合学习法文，“猛看猛译”，刻苦钻研了《共产党宣言》等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的读物，认定只有社会主义才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对症之方”，树立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

“和森在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以后，立刻与在法的新民学会会友展开热烈的讨论(蒙达尼会议)，随后还在工学世界社进行多次广泛的辩论，宣传组织共产党的主张。以后他又与赵世炎、李立三等同志商谈组织中国少年共产党，统一领导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和部分华工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

他最早明确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系统地提出了正确的建党思想和方案。他认为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以中国现在的情形看来，须先组织他，“革命运动，劳动运动，才有神经中枢。”

蔡和森的建党思想同当时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建党主张完全一致。而且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这是在尚未与共产国际发生联系的情况下，完全凭对马列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和对国际国内社会情况的独到分析而提出来的。1920年8月至1921年2月，他将自己对建党的原则、方法和步骤写成长信寄给国内的毛泽东和陈独秀，1920年8月13日，他在信中说：“我意中国二年内须成立一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党。”9月16日他又致信毛泽东，建议毛在最近期内“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共产党”。毛泽东回信表示：“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920年冬，毛泽东还在一封来信的按语中明确写道：“一是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立一个改造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陈独秀则将他的来信连同自己的复信冠以《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的醒目标题，公开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

蔡和森还从分析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人手，论证了中国爆发社会革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而实现社会主义唯一制胜的方法，就是“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以“政权来改造社会经济制度。”不仅如此，在这期间，蔡和森还把留法新民学会会员和勤工俭学励进会的成员中的大多数引向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并与周恩来、赵世炎等一起筹建中国共产党旅欧的早期组织，成为“法国支部的创始人”。

毛泽东在收到蔡和森关于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理论的信后，与何叔衡等召集在国内的新民学会18个会员开“新年大会”，对蔡和森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拯救中国与改造世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途径、必须首先建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事业的领导核心”等问题，进行了3天的热烈讨论，得到与会的大多数会员的拥护，并使得一部分原来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会友改变观点，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从而直接推动了湖南乃至全国建党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的工作。

主编《向导》  疾呼革命

1921年10月，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留法勤工俭学生104人因“占领里昂中法大学”斗争，被法国当局强行遣送回国。蔡和森到上海后，1921年年底，经陈独秀、陈公培(吴明)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留在党中央从事党的理论宣传工作。

蔡和森是党的出色的宣传鼓动家，他当时兼任上海大学、上海平民女校教师，主讲社会进化史等，平时他潜心思索沉默寡言，但一上讲台，语言如江海澎湃，汪洋恣肆，一泻千里，使许多人想方设法来听他讲课。他特别注意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现状，探讨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不到半年，他就发表了《中国劳动运动应取的方针》等6篇充满理论力量和革命激情的重要文章。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园举行，蔡和森出席会议并当选为由5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蔡和森出席会议并被选为中央委员。蔡和森是大会宣言的起草人之一，对党的纲领的制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党的“二大”决定将原秘密出版的《共产党》月刊停刊，新出一种报纸为中央机关报，并指定蔡和森负责筹备。亲手办一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报纸，是蔡和森多年的愿望。因此，他满腔热忱地接受了任务。开始，他拟办一份日报，但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建议只办一种周报。于是蔡和森再拟定为《向导》周报，得到了党中央的一致通过。

1922年9月13日《向导》周报在上海创刊。其中《本刊宣言》开宗明义宣告：现在大多数中国人们所急需的是，推倒国内和平统一障碍的军阀与反对中国自由与独立的障碍——国际帝国主义，以国民革命解除国内外的一切压迫，建设民主的全国统一的政府。蔡和森任《向导》周报主编期间，一直高举着这面反帝反封建的大旗。他说：“为中国人民根本祸患的，就是国际帝国主义与封建的旧势力”。他在国内报刊上最早公开喊出“打倒国际帝国主义”的口号。不仅如此，他还在《向导》上辟有“外患日志”专栏，将帝国主义的暴行逐日揭载，以令人触目惊心的大量事实激励人民的爱国热情，从而使反帝国主义的口号日益深人人心，很快响遍全国，因此遭到反动派的声讨，说这是“乡下人的海外奇谈”。帝国主义分子甚至出动武装禁止《向导》发行，致使《向导》一度不能在上海出版。

由于反动派的捣乱，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和生活，蔡和森不得不经常搬家。因为交不起高昂的房租，他们住的都是十分简陋的地方。有一次，他们搬到一座僻静的破庙里。这里鲜为人知，庙壁内外斑驳陆离。他们在庙堂正中的台子上，用篾席隔出一间房，权作办公室和卧室。

《向导》周报的编辑工作人员很少。许多具体工作实际上都由蔡和森一人承担。他不仅要写稿、组稿、改稿，还要做编排、校对等工作。为了保证《向导》能按时出版，他总是日以继夜、夜以达旦地工作着。有时夜深实在疲倦了时，连鞋子都顾不得脱下就和衣躺在床上稍事休息一会，一醒过来又立即伏案工作。

《向导》从创刊至1927年7月终刊，蔡和森除1925年10月至1927年3月在莫斯科驻共产国际工作外，一直担任主编，这几年的时间里，他在《向导》上仅用“和森”署名的文章就达130多篇，还有许多是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义发表的。同时，他还在上海平民女子学校、上海大学、中山大学、北方局等地作了《社会进化史》、《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等报告和讲演。《社会进化史》后来整理成15万字的书出版后连版3次，成为当时宣传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本畅销书。

在蔡和森的心血浇灌下，《向导》周报的发行量从开始的几千份很快就扩大到10多万份。他的文章和所主编的《向导》，观点鲜明，文笔流畅，真正发挥了革命的向导作用。广大读者称赞《向导》周报是“中华民族的'福音’，黑暗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四万万苦难同胞思想上的'向导’。”蔡和森也因此而蜚声海内外，成为我党早期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

　　“五卅”运动　砥柱中流

为了把上海青岛等地罢工斗争引向深入，党中央1925年5月28日召开会议。蔡和森在会上正确地估计了形势，提出“现在要把工人的经济斗争与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反帝斗争结合起来，要使工人斗争表现明显的反帝性质，以争取一切反帝力量的援助。同时也使工人加入总的反帝战线而成为这一战线的中坚。”他还提出了5月30日要在租界组织反帝示威游行的主张。但是，这些主张却被陈独秀指责为“空泛而不切实际”之谈，并说，“如果在示威时有三五百人参加，便算是我们的成功。”蔡和森予以反驳，他严正地指出：“这是一种犯着近视眼病的观点”，“没有估计到广大群众的情绪。假如我们估计到了这些方面的话，则我们的目标决不是动员三五百人，而是动员三五万人。’’经过蔡和森的据理力争，获得了大多数同志的支持，中央便决定把工人经济斗争发展为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斗争，发动群众在上海租界举行游行示威，并成立上海总工会以加强组织领导。后来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蔡和森的预见。“五卅”那天参加反帝游行示威的工人、学生、市民，竟有近10万之众。

“五卅”惨案发生的当天深夜，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会上，蔡和森提出了号召全上海罢工、罢市、罢课，反抗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屠杀的策略主张。他说：“现在总罢课是无问题的，总罢工也可以逐渐实行，现在要用一切力量促成总罢市的实现，以造成上海市民总联合的反帝大运动。”会议再次接受了蔡和森的提议，决定号召上海举行罢工、罢课、罢市，以抗议帝国主义的大屠杀。5月31日，又组织了一次大示威；并召集了产业工会联席会议，公开成立了以李立三为委员长的上海市总工会。总工会当即发出了第一号通令，宣布6月1日举行全市工人总同盟大罢工。

在党的正确策略指引下，6月1日，上海20万工人为抗议“五卅”惨案，率先举行政治大罢工，继之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形成了“三罢”高潮。当晚，中共中央再次举行会议。蔡和森在会上分析了正在发展中的革命形势，进一步提出了新的策略主张：“在上海应当马上成立工商学联合会，成为这一反帝运动的总的领导机构，以巩固和发展这一运动，成为长期的斗争；同时要马上把运动扩大到全国去，这就是我们最近几日的任务。”会议又一次接受了蔡和森的提议，中央决定成立工商学联合会作为这一运动的公开领导机关，同时要求把运动立即扩大到全国去。

党史研究　开创先河

“五卅”运动后，蔡和森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会后，蔡和森与陈独秀等一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国民党代表在上海苏联领事馆商讨国共合作问题，揭露了“西山会议派”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给予国民党老右派以沉重打击。

不久，根据党的指示，蔡和森与李立三、向警予等一道从上海赴莫斯科。向警予进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蔡和森以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身份驻共产国际。1926年2月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第六次扩大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任务，发表了《抗议英国封锁广州的决议》，声援省港罢工斗争。蔡和森出席会议，并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会上致贺词。

在驻共产国际期间，蔡和森一面继续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一面以马列主义为指导，认真总结中国革命斗争的经验与教训。到莫斯科3周后，他即应共产国际东方局的邀请，到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作了题为《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的报告。

《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报告长达5万余字。它第一次用马列主义理论科学分析和系统地回顾与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从诞生到1925年9月中央第二次扩大会议之间的革命斗争历史。是中国共产党内，亦是中国国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多侧面多层次，研究中共党史的第一部专著，为早期中共党史研究建立了科学体系，从而首开了马克思义中共党史研究的先河。

在这部著作中，蔡和森第一次区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级，即“五四”以前的“旧的阶段”和“五四”以后的“新阶段的革命运动”。蔡和森认真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有其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是“半半封建的”社会的产物，它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达到胜利。他还指出：无产阶级“为民族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过去“中国革命之所以尚未成功，即在缺乏领导阶级”，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农民同盟军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初步明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强调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他指出：“在以后的运动中”要“准备武装暴动的技术和成立军事委员会。”在大革命中，而不是在大革命后，蔡和森就提出了这样杰出的思想，表明了深邃的远见卓识。

1927年“4．12”政变后，蔡和森反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他7次给党中央写信，积极宣传“以暴动对付暴动”的革命思想，主张土地革命和“进攻论”，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提出“两湖议案”。他参加“八七会议”，积极支持毛泽东开展武装斗争的主张，并力主毛泽东进入中央政治局。会议刚结束，蔡和森即离开武汉到达北京、天津，与王荷波等恢复北方局的领导机构。9月下旬，中共顺直省委召开改组会及活动分子会议。蔡和森在会上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作了题为《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长篇报告。约5万余字的这个报告于1928年7月经整理后在《顺直通讯》第2期上全文发表，1929年被译成俄文刊载在苏联出版的《中国问题》第1期上。这篇重要的理论著作，全面总结了“五大”以来的党的历史经验教训，批判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提出了整顿全国党组织的主张，是一份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的重要文献。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内、中国国内，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第一部关于党内机会主义发展史的专史著作。不仅在当时的国内外独一无二，就是在今天，也还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这方面的专史著作，堪称举世无双。

　　临危受命　血洒羊城

1928年6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出席党的“六大”，并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在大会讨论政治报告、农民土地问题、职工运动问题时，蔡和森作了多次重要发言。在发言中，他继续总结了党在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及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着重批评了党内“左”的盲动主义，提出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和武装割据的可能性等可贵的思想。他说，由于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部分的建立政权和部分的没收土地，在斗争过程中有可能，而且是必须的。“我们如果忽视了这一点，的确可以使我们走到极左或极右的道路上去。““大会固然不应放松右的机会主义的倾向，同时尤不应放松'左’的盲动主义。”“只有这样，我们的党才能走上真正布尔什维克的道路。”

从莫斯科回国后，他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其前途》，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特点，革命的转变，农民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不久，他又被党派为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常驻莫斯科。

1930年上半年，中共党内发生了李立三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蔡和森是“坚决拥护正确路线而反对立三路线的”，因而被共产国际派回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他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和党内同志一道纠正了李立三的严重错误。接着，他又返回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专题讨论了李立三的错误。在会上，他满腔热情地帮助李立三认识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使李立三深受感动。

1931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蔡和森从莫斯科回国开展新的斗争。蔡和森请求中央同意他去中央苏区工作，没有获得批准，而被任命为中央代表赴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的工作。

广东省委的前身是广东区委，成立于1924年。大革命失败后，整个组织受到破坏，广东区委因此被撤销。不久又成立广东省委，机关设在香港。其时广东一片白色恐怖，省委书记邓发已被捕，党的各级组织均被严重破坏。香港更是鹰犬密布，鬼魅横行，王稼祥、李六如和刘昂等被迫调回上海。刘昂得知蔡和森将去香港，便对舅舅说：那里情况很不好，实在危险，劝他暂时不要去。蔡和森以党的事业为重，服从组织决定，毫不退缩，他坚定地说：“干革命，哪里需要就去哪里，不能只考虑个人的安危。”面对险峻的局势，蔡和森怀着挽回广东大局的决心，毅然赴港。

到达香港后，蔡和森一家住在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的公开身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为了替党节省开支，他没有在附近另租房子办公，而是每天跑一段很长的路去省委机关工作。一到香港，他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之中。当时香港海员工会遭到严重破坏。蔡和森极为重视恢复被破坏了海员工会，希望以此来推动广东整个革命形势的恢复和发展。

为了扼杀广东的革命，敌人派大叛徒顾顺章窜来香港侦缉蔡和森。顾顺章因过去任职的关系，对长期在党中央担任领导工作的蔡和森是熟识的。蔡和森的处境就更加险恶了。但他仍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每天照常离开寓所外出开展繁忙的工作。

6月10日，香港海员举行一次重要的会议。中共广东省委考虑到这样一个群众性集会，很可能混进侦探、特务，所以没有安排蔡和森参加。但蔡和森认为，会议既然这样重要，就必须亲自去参加。就在这次会议上，蔡和森等5人被早蹲在那里的叛徒顾顺章带着便衣特务逮捕了。

蔡和森被捕后，党组织立即采取了营救措施。但狡猾的敌人很快将他引渡到了广州。在广州监狱中，他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酷刑，被打得血肉模糊，动弹不得。蔡和森横眉冷对，坚贞不屈。敌人的残酷折磨丝毫无损蔡和森的坚强意志。穷凶极恶的敌人，野蛮地用铁钉把他的四肢钉在监狱的墙壁上，进行最后的威胁、恐吓。蔡和森宁死不屈。灭绝人性的刽子手们便用刺刀将他的胸部零剥碎割……为了党的事业，蔡和森就这样壮烈牺牲了!时年仅36岁。

蔡和森牺牲后，党和人民始终深切地怀念着他。毛泽东曾说：“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周恩来也说：“和森同志是永远值得我们怀念的”。1979年，纪念蔡和森诞生85年周年时，邓小平题词：“蔡和森同志是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对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永远记着他。”陈云题词：“向为革命而牺牲的蔡和森同志致敬”。聂荣臻题词：“我党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蔡和森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些讲话和题词，对蔡和森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双峰县人民政府在永丰镇的高院路修建了“蔡和森同志纪念馆”和“蔡和森光辉的一家”的塑像。纪念馆由聂荣臻题写馆名，馆前有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蔡和森烈士陵园。纪念馆占地595平方米，建筑面积1642平方米，为四层钢混结构的楼房；一楼门厅陈列了蔡和森的半身铜像和邓小平的题词。左右两展厅详细介绍了蔡和森的生平事迹，陈列了大批珍贵照片及实物。纪念馆被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从1988年4月开馆至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期间，已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团及个人观众约50万人次。（姜友富/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