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大街上的大自鸣钟
学友王保全兄在《绍兴印象记》一文中回忆说：
这里记述的是四五十年代时我对绍兴和绍兴人的印像。那时绍兴行人最多，最热闹，最繁华的地方当数大街。而热闹中最热闹的是大自鸣钟，大善寺，大江桥。我们从三个热闹的人流中可以窥见当时绍兴人最普遍的三个观念……
大自鸣钟矗立在街边。三面都有一个二平方米左右的大钟面。有人说有四面，但我记得西面紧挨店铺是没有钟面，只有一扇小门供人进去上发条用的。此钟较为精准。人们到此，便会取出怀表或挂表，打开盒对时。赶车赶船的也会远远抬头看看它，决定自己行程的快慢。
自鸣钟一种能按时自击，以报告时刻的钟。公元1580年（明朝），西方传教士罗明坚将自鸣钟传入中国。从此庄严雄伟的中国宫殿内开始响起了嘀嗒嘀嗒的清脆节奏。1601年二月，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两座自鸣钟进入了紫禁城。利氏首批贡献的两件自鸣钟，其中一件是楼式的，其高度超过了宫中的所有内殿。它因此被安置在一个需要珍宝而非钟表的地方——御花园，并得到了一座特制的价值1300两白银的镶嵌鸡冠石和黄金的钟亭。
1920年，带钟的建筑——京华印书局大楼落成，位置在今天的虎坊桥路口西北角。1922年，四面钟出现在北纬路西，这座每面都有钟的欧式三层建筑是南城游乐园的标志兼最高点。而中国最著名的钟塔则是建在上海海关大楼。
上海海关大楼是1891年拆除旧屋，于1893年建成的一座英国哥特式楼房。1925年又拆除旧屋重建，于1927年底落成。大楼面临外滩的一端高8层，上冠三层高的四面钟楼，钟楼旗杆为上海地理位置的标志点，同时也外滩建筑中气派最大者。钟楼则为哥特式，有十层楼高，是仿英国国会大厦的大钟制造，在英国造好后运到上海组装。据说花了白银5千多两，是亚洲第一大钟，也是世界著名大钟之一。九旬海关大钟的“洪钟之声”，一直悠扬地飘荡在外滩，无数上海本地人以及海内游人到了外滩，听见钟声，抬头看见大钟，总会浮想联翩。
北京、上海以及巨人下的侏儒——家乡绍兴的钟塔和自鸣钟，不禁令我想起了历史上的一段“自鸣钟”史。那是在1300多年前，由唐太宗和他的臣属们共用制作的“贞观之治”钟塔，自鸣钟演奏的乐曲就是“君道”。
自夏、商以来，中国历史上30多个大小朝代中，先后出了300多位帝王，其中在先秦之后登上政治舞台的占三分之二以上。然而在这支自命为“天子”的队伍中，究竟有几人懂得“君道”呢？
为君之道的精髓，离不开对两个“关系”的处理：一是君民关系，二是君臣关系。历代帝王对这两个关系不仅知之甚少，而且欲知者更少。唐太宗是个例外，他很重视这一问题，并经常与朝臣以此为题进行谈论。在贞观后的朝廷史官吴兢编撰的《贞观政要》中，较详细地记述了唐太宗与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大臣之间的这类对话，以及大臣的诤议和奏疏等贞观政事。
“历史是什么？是过去传到将来的回声，是将来对过去的反映。”法国作家雨果凭自己的灵感，以文学语言给历史下了这么一个定义。然而他的理解或许还达不到1200年前一个中国皇帝直觉的水平，唐太宗是称得上学懂了什么叫历史的古代政治家。懂历史的标志是懂得人民，懂得人民的力量。毛泽东对此作了精辟的总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隋亡的过程为唐太宗所亲眼目睹，隋炀帝那个一度如此不可一世的庞然大物，曾几何时就陷入了一夜之间汹涌而起的洪水之中，而且竟死于一个禁卫军首领、一个他以为最可靠的亲信手中。隋亡的教训令唐太宗深感震惊，唐朝初年，他在其登基伊始，就对身边的大臣们说了一番富有哲理的话：“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盘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人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引起赋税加重，从而坑害民众。当民众遭受苦难，国家就处于危殆，而国亡则人君丧。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
唐太宗重视历史，另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他身边总是站着一位谏臣魏徵。魏徵几乎像一座日夜摆动的自鸣钟，不断地“嘀答，嘀答”作响，絮絮叨叨地忠告着唐太宗——千万不要轻视人民！用威风、愤怒或刑罚来恫吓、镇压人民，也许能使人民一时忍气吞声，表面上表现得恭敬顺从，但是在内心却并不服气，甚至是充满仇视。民愤不在大小，可怕的是失去民心。“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用腐朽的缰绳来驾驭飞奔的马车，其危险性怎么可以视而不见？
把一批像魏徵那样的谏臣置于身边，是唐太宗的聪明或英明之处，这又涉及到他看待和处理君臣关系的问题。对于君臣关系，唐太宗又有一比，这是他对大臣萧瑀说的一番话。他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良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了。近来给弓工看，工说，均非好弓。我问何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斜，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因此他感慨地说：“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坦言自己并非无所不知，承认自己不是完美无缺，足以说明了唐太宗为什么具有从谏如流的胸襟和容纳异己的肚量。
善于纳谏，从谏如流，是作为帝王的唐太宗最突出的特点。他曾询问魏徵，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才是暗？魏徵以“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作答，深得唐太宗的赞同。唐太宗告诫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构，对于有不便行使的诏书、敕令，官吏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例行文书的事，那么谁都能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构的官呢？
精力过人的唐太宗鼓励朝臣们大胆进谏，将大量时间花于对时政大事的讨论。他招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18大臣为学士，轮流值班与他应对。理朝时他允许大臣与他争论，在争论过于激烈甚至发生顶撞时，他也常常一笑了之，不加责怪。
贞观四年，唐太宗诏令征发士卒修建在东都洛阳的乾元殿，作为他去视察时居住的行宫。大臣、给事中张玄素听说后立即上书，以秦始皇由于滥用人力、物力大举土木而遭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加以劝阻，并列举了不应在东都修建宫殿的五点理由：一是当此百废待举之际，皇帝应身体力行，制节物欲；二是不可仿效令百姓厌恶的以往君王的侈靡之风；三是国家储备不多，何必营建两个都城来显示气派呢？四是百姓在战乱之后尚不能安居乐业，根本用不着去花钱修建那座无用的东都；五是目前民风尚不够淳朴，从改革轻薄浮夸的风气考虑，不要匆忙地前往视察东都！唐太宗看了奏章，深感有理并自叹糊涂，立时撤消原定计划，还奖赏了敢于直言的张玄素。
魏徵听了这件事后，感叹地说：“张大人确实称得上具有回天之力啊！真可谓正人君子的一句话，能带来多么大的利益。”然而在贞观历史上真正称得上正人君子的朝臣，却正是魏徵自己。魏徵是唐代最负盛名的谏臣，他以直谏敢言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独特的却是孤立的现象。他的谏议内容十分广泛，大至国脉民命的朝政大事，小到家长里短的皇室私事，似乎是无所不包，什么都要过问一下，审核一番。
贞观之年能出现魏徵，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当时有一个唐太宗。一谏一纳，进谏者看似主动的进攻者，其实并无真正的主动权；纳谏者虽是被批评的对象，然而却是对芸芸众生拥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一国之君。因此明君谏臣能共处于一堂而相得益彰，主导作用还在唐太宗一边，如果将魏徵喻为政治舞台上一个出色的配角演员，那么唐太宗则是一个杰出的导演和主角。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说：“我在朝廷上每说一句话，总要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随便说话。”6年后，唐太宗又一次提起皇帝说话千万要谨慎的话题时说：“即使一般的凡人说错一句话，也会被人记下来而使自己声誉受损，何况作为一国之君呢？隋炀帝在游赏甘泉宫时，下令多捉萤火虫用以夜间照明，于是兴师动众地出动了几千人进行捕捉。一句戏言闹成如此，何况是大事呢？”魏徵对此看法十分赞赏，他说：“君王在四海之内独享尊崇，一旦有缺点过失，如同古人比作日月之蚀，人人都看得见，所以陛下谨慎从事是很正确的。”
仅仅是从谏如流，还不足以使唐太宗成为千古明君，如果在他周围的臣僚都是一批贪官佞臣，或者出现了在许多朝代都司空见惯的宦官擅权、后妃乱政现象，那么对他进谏的主体也就不复存在，而谏议也必然偷梁换柱地变成谀言。因此纳谏还要以用人为前提，知人、选人和用人是判断帝王贤明和昏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对于唐太宗来说，知人善任正是他的另一美德，与他从谏如流的博大胸怀一起，围成了这位史之骄子的满月般地完美。
在即位之初，唐太宗就公开地申明了他的用人原则，他认为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之心。他以十分通俗浅显的道理告诫群臣说，我与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朝廷命官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应按关系的亲疏和资格的新老来决定官职，不能以亲或疏、新或老的准则舍贤才而取庸人。唐太宗还在与魏徵讨论用人的问题说：“为事择官，不可轻率。用了一个好人，其他好人就都来了；而倘若用一坏人，别的坏人也会跟着进来。”魏徵补充道，天下未定时，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而当天下已定，就必须选用德才兼备的贤人。
人才在哪里？老臣如封德彝者认为当世并无奇才，唐太宗对这种论调予以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也有过太平时，难道当时的英才是从别的时代借来的吗？不识人才就不要妄言世上无人。”唐太宗相信人才就在当代，就在眼前。他随时用伯乐一般的慧眼寻找骏马，从新人、疏者、少数民族甚至是敌人的营垒中广泛网罗精英。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唐太宗麾下的不少谋臣武将，都是通过招降纳叛得到的。开国元勋徐世勣（也就是《说唐》一书中的徐茂公），是从瓦岗军来的降将；而唐太宗最信任的重臣魏徵，不仅不是一个开国元勋，而且还曾经是为其兄李建成出谋献策企图杀害他的人。
国家纲纪，唯赏与罚；赏不避仇敌，罚不庇亲戚——唐太宗制定的这一项与用人制度相辅相成的法治政策，再度显示了这位古代帝王的非凡和英明。因触犯法律而被唐太宗处分的官员中，不乏文武将相，皇亲国戚。敢于对自己的亲戚亲信严肃执法，不留情面，能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和采取这样的实际行动，在历代帝王中可谓鲜见了。在他们面前，唐太宗足以自豪地说，能做到大公无私、赏罚分明的帝王，舍我其谁！
当年在南征北战的途中，唐太宗曾经过其当年旧宅，下马小憩。但看到人去楼空，园池荒芜，感慨之余，他吟下《过旧宅二首》以述志，在其一中曰：
新丰停翠辇，谯邑驻鸣笳。
园荒一径断，苔古半阶斜。
前池消旧水，昔树发今花。
一朝辞此地，四海遂为家。
不必对这位千余年前的古代皇帝用太多的溢美之辞，单是他那种“四海为家”的思想和志向，就足以使他名垂青史，而正是这一思想和志向指导着他一生的所作所为。当然唐太宗还没有达到孙中山的境界，他不可能想到“天下为公”，但是脑子中有“四海为家”四个字，对于一位皇帝说来，已经是何等难能可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