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南园记》

庆元三年二月丙午，慈福有旨，以别园赐今少师平原郡王韩公。其地实武林之东麓，而西湖之水汇于其下，天造地设，极湖山之美。公既受命，乃以禄赐之余，葺为南园，因其自然，辅以雅趣。方公之始至也，前瞻却视，左顾右盼，而规模定。因高就下，通窒去蔽，而物象列。奇葩美木，争效于前。清泉秀石，若拱若揖。飞观杰阁，虚堂广厦，上足以陈俎豆，下足以奏金石者，莫不毕备。升而高明显敞，如蜕尘垢；入而窈窕邃深，疑于无穷。既成，乃悉取先侍中魏忠献王之诗句而名之。堂最大者曰“许闲”，上为亲御翰墨，以榜其额。其射厅曰“和容”，其台曰“寒碧”，其门曰“藏春”，其阁曰“凌风”。其积石为山，曰“西湖洞天”。其潴水艺稻为“囷场”，为牧羊牛、畜雁鹜之地，曰“归耕之庄”。其他因其实而命之名。堂之名则曰“采芳”，曰“豁望”，曰“鲜霞”，曰“矜春”，曰“岁寒”，曰“忘机”，曰“眠香”，曰“堆锦”，曰“清芬”，曰“红香”。亭之名则曰“远尘”，曰“幽翠”，曰“多稼”。自绍兴以来，王公将相之园林相望，皆莫能及南园之仿佛者。然公之志岂在于登临游观之美哉？始曰“许闲”，终曰“归耕”，是公之志也。公之为此名，皆取于忠献王之诗，则公之志，忠献之志也。与忠献同时，功名富贵略相埒者岂无其人？今百四十五年，其后往往寂寥无闻。而韩氏子孙，功足以铭彝鼎、被弦歌者，独相踵也。迄至于公，勤劳王家，勋在社稷，复如忠献之盛。而又谦恭抑畏，拳拳于忠献之志不忘如此。公之子孙又将嗣公之志而不敢忘，则韩氏之昌将与宋无极，虽周之齐、鲁，尚何加哉！或曰：“上方倚公若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上之倚公，与公之自处，本自不侔。惟有此志，然后足以当上之倚，而齐忠献之功名。天下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游老病谢事，居山阴泽中，公以手书来示曰：“子为我作南园记。”游窃伏思：公之门，才杰所聚也，而顾以属游者，岂谓其愚且老，又已挂冠而去，则庶几其无谀词，无侈言，而足以道公之志欤？此游所以承公之命而不辞也。

中大夫直文华阁致仕，赐紫金鱼袋陆游谨记。

镇安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判建康军府事，充江南东路安抚使兼行宫留守吴琚谨书并篆额。

《南园记》在叙述了韩侂胄的曾祖父韩琦的功业后，笔锋一转说：“或曰：'上方倚公如济大川之舟，公虽欲遂其志，其可得哉！’是不然。知上之倚公而不知公之自处，知公之勋业而不知公之志，此南园之所以不可无述。”非常明确地指出，天子只知倚韩侂胄为干城，而不知他的处境；只知道他事业上如日中天，而不知道他胸怀恢复中原之志。这分明是在勉励韩侂胄继承祖先勋业，勿忘抗金中兴。这就是他写《南园记》的初衷。而《阅古泉记》除了记述那里烟岚雨壑、野树平芜外，更无一字吹捧，宋人的笔记小说对此皆有切中肯綮的评价。《宋人轶事汇编》云：“韩平原南园成，遂以记属之陆务观，辞不获，遂以其'归耕’、'退休’二亭名，以警其满溢勇退之意。韩不能用其语，遂败。”《齐东野语》说：“昔陆务观作《南园记》于平原极盛之时，当时勉之以仰畏退休。”《鹤林玉露》云：“《南园记》唯勉以忠献之事业，无谀辞。”元人修《宋史》时，对这些记载视而不见，一笔抹煞，作出了“见讥清议”的评论，这完全是不实之辞，不可凭信。当然，宋人笔记小说也有疏漏之处，如《宋人轶事汇编》说，陆游因写《南园记》，“以此得罪，落次对致仕。”事实是在此之前陆游已挂冠归隐，不是因为写《记》丢官。《鹤林玉露》载杨万里因陆游写《南园记》而贻诗相讥，其中有“道是樊川轻薄杀，犹将万户比千诗”的句子，说他为文轻薄。据考证，杨诗写于绍熙五年（1194年），《南园记》写于庆元五年（1199年），二者毫不相干。总之，韩侂胄抗金无罪，陆游写《南园记》也不是污点，应该为他们洗刷不白之冤。

陆游作南园记，据说是韩侂胄先请杨万里作记，并许以翰林学士，被杨万里断然拒绝：官可弃，记不可作。于是复请陆游作的记。小时读史书写韩侂胄为奸相，但他力主抗金曾散家财为军饷，只是禁程朱道学便落得奸相之名，后又为主降派暗杀，函首以献。真是悲哀。杨万里拒作园记，是士的气节。但其后也未见被韩侂胄怎样修理。宋史记韩只是大怒，转请陆游作记而已。阅陆游之南园记，通篇也无阿谀奉承之词，只是述韩侂胄之志是承其曾祖韩琦之志也。韩琦相三朝，立二帝，当政十年，号称贤相。镇守边塞，恢复故疆，可谓社稷之臣。作为曾孙，韩侂胄极力抗金，倒也不算辱没先祖名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