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振振杂谈诗词阅读（三八）
钟振振博士 1950年生，南京人。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古文献整理研究所所长。兼任国家留学基金委“外国学者中华文化研究奖学金”指导教授，中国韵文学会会长，全球汉诗总会副会长，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中央电视台“诗词大会”总顾问、《小楼听雨》诗词平台顾问、国家图书馆文津讲坛特聘教授等。曾应邀在美国耶鲁、斯坦福等海外三十多所名校讲学。
元代末年，政治腐败，天灾人祸，交加迭起。至1351年，长期潜伏运行着的地火终于喷薄而出，爆发为农民战争性质的红巾军大起义。这场斗争虽以失败告终，但它持续十三年，大小数百战，给元蒙贵族集团以致命的打击，使得趁乱而起的朱元璋军能够在扫平南方割据群雄后，轻而易举地北伐中原，将元蒙残余势力逐出大都（今北京），驱往沙漠，代之以一个汉族地主阶级重新执政的封建王朝——明。
南朝齐刘勰在评论汉末建安时期的文学创作时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文心雕龙·时序》）元、明易代之际的词，亦有同样的特点。如果说高启《沁园春·寄内兄周思谊》之所谓“摩挲旧剑生苔，叹同掩衡门尽草莱”云云还只是神肖的话，那么刘基《水龙吟》中“鸡鸣风雨潇潇，侧身天地无刘表”，“问登楼王粲，镜中白发，今宵又添多少”等语，则干脆就以建安才士自命了。而陶安的《水调歌头·偶述》及同调《秋兴》二首，一面展示元末战乱给人民带来的深创巨痛（“血溅中原戎马，烟起长江樯橹”，“苔锁河边白骨，月照闺中嫠妇，赤子困沉疴”），一面抒发自己辅佐朱元璋完成统一大业的豪气雄心（“写兵机，修马政，咏铙歌。西风莫添华发，壮志未消磨”，“天意必有在，早听《大风歌》”），最能反映这一乱而后治之时代的特征。此类作品，风骨遒上，是明词的良好开端。
然而，自开国以后直至熹宗天启末的二百六十年间，明词却由序幕的哀管亢角转入了低轸轻弦。剑光牛斗，壮气蒿莱，南宋、金、元豪放派之清刚，一时收敛；艳歌桃李，芳心兰蕙，唐、五代、北宋婉约派之温柔，再度风发。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心雕龙·时序》），上述嬗替的奥秘，自然还得向当时的政治、社会环境中去搜求。
夫前期二祖，雄才大略，治国治军，咸有建树，然专制独裁，忮忍劖刻，屡兴大狱，滥杀无辜；后起列宗，率多凡庸，唯知逸乐，不足守成，而辅臣争权，宦官擅政，厂卫跋扈，特务横行。是以文人学士，屡受摧残。如高启以作文连坐，竟至腰斩；刘基以刚直见猜，乃罹鸩毒；杨基以被谗夺职，夭折役所；凌云翰以贡举乏人，贬死蛮荒；瞿祐以诗祸下狱，谪戍保安；解缙以藩王构陷，身亡囹圄；夏言以阉魁诬诋，论斩西市；杨慎以议礼获谴，长流南滇；至若边贡以素著才名，屠隆以放浪诗酒，并遭弹劾罢官，犹其小焉者耳。
这一桩桩惨痛事实所造成的后果，不仅仅是从肉体上消灭了一批词人的才华，给明词带来了有形的损失，更严重的是在精神上磨去了一代词人的棱角，使明词受到了无形的戕害。
俊才雅多风流倜傥，时世且令钳口噤声，而欲其不以醇酒妇人为麻醉，又乌可得？明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六载杨慎放废之后，益纵任不羁，“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妓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怍”，且按曰：“特是壮心不堪牢落，故耗磨之耳！”类似情形曷胜枚举，这不过是典型的一例罢了。
加之明代都市经济的发展有过于唐、宋，勾栏酒肆，鳞次栉比，词即不复作金尊檀板歌舞之资，亦足为花前月下遣兴之咏；南曲诸腔的盛行迥异于金、元，曼声软语，玉联珠贯，词虽未必尽效其音容节拍，仍不免略受其浸淫渐染，更何况词本起于市井嘌唱，向有言情旖旎的传统呢？
如此，则本期明词之“竞尚侧艳”，“惟长绮语”，“才士模情，辄寄言于闺闼；艺苑定论，亦揭橥于《香奁》”（近代吴梅《词学通论》第九章《概论四》第一节《明人词略》），就不须多怪了。而专以应歌侑酒、主于批风抹月的《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草堂诗余》（南宋书商纂辑）为何能在当时屡刻而畅销，也有了合理的解释——特定社会风气下的特殊需要么！反过来说，二书的风行，亦未始不是推波助澜、使此种社会风气愈煽愈烈的一个重要因素。但看明人竟有将此两编全数拟和一遍者（陈铎《草堂余意》、张杞《和花间集》），便可知她们对明词的牢笼之力了。
上引吴梅云云既提及晚唐韩偓的《香奁集》，这不由得使我们想起其序中夫子自道的两句俪文：“咀五色之灵芝，香生九窍；咽三危之瑞露，美动七情。”据说宋代高秀实听人诵此，一叠连声道：“动不得也！动不得也！”（宋许顗《彦周诗话》）道学家之酸腐，一至于此，大堪捧腹解颐。其实，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七情六欲，怎地便“动不得”？要当明邪正之辨耳。动而不失其正，斯则为善。剔除此期明词中若干流入亵狎的篇什，那些纯洁、真挚的爱情歌咏，自是人类精神美的财富，应予充分肯定。至于政治失意者“仗酒祓清愁，花销英气”（宋姜夔《翠楼吟》）性质的苦闷之词，盖有托而逃，既非纵欲，又非纯情，理当别论的。
我们反对不作具体分析地一概抹杀此期明词，但并不等于说我们对她严重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持赞赏态度。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这一倾向都是令人遗憾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明词确乎经历了一段较长的中衰。
崇祯暨南明时期，政局板荡，戎马倥偬。清代八旗的剽师悍旅先是频年入侵；继而在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亡明后，大举开进山海关，吞噬了北中国；旋即又跨过长江天堑，横扫南方。鹊噪而起的福王、鲁王、唐王、桂王等南明政权，抵挡不住清人的强弓劲矢，一一鸿逝于历史的缥缈远空。
面对着这样一个山崩地裂、海水群飞的时代，明词在谢幕之前以急筑悲笳、紧锣密鼓重新回升到了她的高音区。如孙承宗之《水龙吟》（平章三十年来）、卢象升之《渔家傲》（搔首摩天问巨阙）、吴昜之《念奴娇·渡江雪霁》、张煌言之《满江红》（萧瑟风云），以赋体直抒慷慨报国之志，作穿云裂石之声；如陈子龙之《点绛唇·春日风雨有感》《江城子·病起春尽》、夏完淳之《一剪梅·咏柳》《烛影摇红》（辜负天工），借比兴曲达伤悼亡国之情，出惊神泣鬼之语：表现手法容或不同，艺术旨趣庶几有别，其人之为殉国的烈士，其词之为爱国的佳篇，则后先一揆。她们是泪涛和血瀑的变奏曲，她们是炮管和弓弦的交响乐，她们是明词的丰碑、明词的骄傲！
明亡以后，还有一大批遗民词人，窜伏草野，抱贞守节，不向新朝臣服。论时代他们已入初清，而论创作犹是明词之袅袅余音。其最负盛名者有二“山”——王船山（夫之）和屈翁山（大均）。
王夫之、屈大均俱曾投身于南明的抗清斗争，暨斗争失败，又都以长歌当哭，借词笔寄托孤臣孽子的哀思，倾泻侠客义士的忠愤。所作皆姿态横生，未拘一格。然翁山尝北走雁塞，词或挟幽并风沙肃杀之气；船山长南匿衡阳，词或染潇湘烟雨凄怨之情——面目亦不尽相同。他们的创作生涯在南明灰飞烬灭后还持续了三十多年，明词那沉甸甸的句号，不啻是以他们为代表的遗民词人在弥留之际圆睁着的含恨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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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游盖竹山
章雪芳（浙江）
山盖青青竹，风描水墨图。
孤身随细雨，踩痛落花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