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儿科与CMPP工作的分析家的相互转诊
关于儿科与CMPP分析家的相互转诊
一、从儿科医生到精神分析师：“请您搞定这个孩子吧”。
一个儿科医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转介给精神分析师，这些不同的风格在初次访谈中就留下了印记，构成了我们工作的基础。当然，仍然有许多儿科医生不会转介他们的病人，因为害怕失去他们（“从我把这个家庭介绍给你之后他们再也不回来了”）或因为他们认为分析是没有意义的，而是相信他们自己就可以听到病人所说的话。他们害怕骗子吗？然而他们并不会总是因此而受到指责。他们中的一些人声称他们认为精神分析不严肃、不科学，从而掩盖了他们对分析的恐惧。通过这种方式，他们经常理性化他们面对自己的无意识和试图去说的难度。在向患者推荐分析家的儿科医生中，有各种各样的方法。这在两种极端之间– 这有时会遇到 - 我们找到了尽职尽责的人，那些在他们尝试了一切之后给了父母我们的名字。因为唯一剩下的只有心理治疗了。
为什么不这样呢？至少没有人能够指责说他们没曾想到过分析。在信仰中（这表明他们对分析有多大的信心），如果它没有帮助的话，至少它不会是有伤害的，他们会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了（警觉的）意识，这与无意识是明显不一样的。儿科医生并不是分发处方的机器，而是主体们，因此他们其实也被困在无意识的话语中。当儿科医生进行转诊时，这会对他和他的病人产生影响。
由这些尽职尽责的医生送来的父母提出的要求是儿科医生的一个错误形象，这并不奇怪：“至少没有人能说我们没有尝试过一切;我不想在以后责备自己。“对于这些儿科医生来说，分析通常所以，分析，只是一种额外的补救措施。一个或多或少相信它，它是治疗曲目的一部分，所以孩子们也要被“推荐”以便“改变”。*一个做 30次疗程的处方：“亲爱的同事，我指的是Philippe对你来说，牵涉到的是与心-身本质的问题有关的东西。“这种连接心灵和躯体的连字符实际上标志着它们的根本上的分离。对孩子进行了各种测试，没有出现任何问题。但是，医生却非常天真地想到，在开出要进行的许多的测验时，他会让父母和孩子放心，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当测试结果为阴性时他们家长会比以往更加焦虑。
正如拉康所说，歇斯底里需要被认同，而不是去治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第一次看到的孩子往往是一个抑郁的孩子。医学不会认真对待他，也不想与他有任何关系，因为它没有找到任何东西。诊断的问题很复杂，而且儿科医生经常会因为没有诊断而拒绝对家庭做出任何解释：“这可能是神经紧张。”然而，弗洛伊德清楚地表明，分析治疗不可能是在默认的情况下，它只能在特定条件下才能开展。
弗洛伊德（1900年）与一名他的症状存在严重器质性问题的患者的雄辩性的讨论表明了这一点：如果只有患者没有否定有这么多关于性的的历史的话，那么诊断神经症（这会解决所有困难）本来是很诱人的。如果没有性的历史，我则拒绝承认神经症的存在。在我的尴尬中，我转诊病人以寻求医生的帮助，我和许多其他人一样，比任何人更尊重他，在我的权威之前，我也最容易鞠躬。在他听了我的疑惑，告诉我它们是有道理的，然后发表了他的意见：“让这个病人处于观察下的;它一定是个神经症。“既然我知道他不同意我对神经症的病因学的看法，我没有去做任何的反驳，但我没有隐瞒我的怀疑。
几天后，我告诉病人，我无法为他做任何事，并建议他寻求其他的建议。于是，令我惊讶的是，他开始为对我撒的谎而道歉。他说，他对自己感到非常惭愧，然后继续揭示出我其实一直在期待的性的病因，如果没有这种病因，我就无法接受他作为神经症的疾病。我松了一口气，但同时也感受了羞辱。我不得不承认我的来访者。。。他比我看得更清楚。[pp。300-301]
注意弗洛伊德强烈坚持在没有性历史的迹象下是无法做出诊断的。对于他来说，因为没有找到其他的原因，那就让病人进行分析，这是不可行的。我们还要注意，他还咨询了一位医生（一位看来有不同意见的人），以便给他提出建议。这个外来的建议可以让他重新开始工作，也许可以让他以不同的方式倾听他的病人。
因此，专业合作既不尴尬也不是无用的。与我所认识的尽职尽责的儿科医生相比，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医生，即“神秘主义者”，对于他而言没有分析就没有救恩。他认为“这一切都在头脑中”，他认为很少有患者不是因为自己的父母而焦虑。在这些情况下，没有体检，医生就取下了听诊器，不称重或测量孩子，而是要求他去画他的家人。当症状持续时，他会定期看他一段时间，然后将他转介给我们：“我需要打电话给专家。”他给家人的地址好像是下一班去卢尔德[1]的火车的日期和时间。
二、倾听Carla的心脏
一个被一位“神秘”儿科医生推荐来的9岁女孩抱怨她的心脏：拜托，请听我的心。而医生说没有必要听听它;他说麻烦在我脑海里。但我的脑袋并没有受伤。我一直害怕我的心脏会爆裂。所以我会按照医生的说法和你说话，但首先我还是要知道我的心脏是什么。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儿科医生同意再次见她并去检查她，因为他确信没有进行检查。毫无疑问他是对的：没有要求进行检查，但却有医疗的姿态。这种姿态对于Carla能够制定需求并开始对他自己进行工作。在她能够让她的心脏被听到之前许多个月已经过去了，而且她受苦于没有被听到，因为听诊器无法触及这一缘由。如果医生拒绝考虑最初的“医疗需求”，他可以阻止孩子去看分析师。同样，如果分析师拒绝听到医生提出的问题，即使它看起来是转移性的，孩子也可能无法去利用分析。
因为我们不仅在医生中遇到阻力。一些分析师对权力的需求视而不见，认为他们拥有所有答案并嘲笑医学知识，理由是它是机械的。对于那些了解所有人并能治愈所有疾病的单人乐队，能否有任何辩护的理由呢？我们是否应该认为不完成分析就会致命？那么我们会发现自己会有个什么奇怪的信仰体系？我们是否处于一个童话故事的中间，我们是魔术师，为了驱除医生的预言而被征求意见吗？我们真的相信自己有能力进行奇迹的治疗吗？如果采取极端的态度，这种中立、禁欲的倒错式的观念将导致分析师进入一种无所畏惧的梦想，也即，他们不再有任何的欲望了。一个狮身人面像等同于他自己的沉默，他应该能够做任何事情而且什么都感觉不到。
但是，我们强调，避免假想的陷阱并不意味着就忘记了分析师的欲望：*拉康精神分析以一种打破自然与文化、个人与社会，内在与外在现实之间的经典二分法的方式来阅读弗洛伊德。实在的、想象的和象征性的将心灵分解为三类而不是两类。实在是其未经修饰的形式的现实。正是这一点扰乱了主体对自己和周围世界的看法。因此，它在特征上似乎是一个破碎的谜团，因为为了理解它，他或她必须符号化它，即找到能够确保其控制的能指。想象是主观体验本身的领域，即主体看到的世界。
拉康解释了镜子阶段中想象中的起源，这是孩子在（母亲）大他者的凝视中遇到他或她的反射的古老经历。从那一刻开始，孩子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和他的幻想都会被这种凝视的经验所吸引。如果分析师体现了流行的形象，以及冷漠的道义的图像，那就是他所拥有的欲望强于可能预期的欲望，把他抱在怀里，或把他扔出窗外。。。。分析师说：我被一种强烈的欲望所拥有。作为一名分析师，他有理由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欲望的经济学已发生变化。[拉康1960-1961，第220-221页]分析师的欲望是一种博学的欲望，使他有活力，以便分析可以发生。他不必保护自己免受转移中出现的感情。但是，要记住，如果要进行分析，那么分析者也必须是活着的。
到底是基于什么理由，分析师会不去告诉抱怨有躯体问题的病人去看医生呢? 难道不是通过将责任放在其他地方，将责任放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我们有时可以作为真相的持有者在我们的会谈中为身体、痛苦和快乐打开一个空间？正如拉康所说，“正是对患者的要求回应的姿态，让合适的医疗处置有存活下来的机会”（1966，第20页）。我们都知道接受分析儿童行为问题的风险，这些行为问题最终归结为大脑。符号秩序是语言和文化的秩序。它是通过父亲之名的法则来对儿童施加的约束性的结构，这种法律所带来的压抑会导致无意识的形成。实在的，想象的和象征性的在一起编织起主体的现实。这些类别总是交织在一起，绝不会被主体以纯粹或孤立的形式来处理。只有精神病爆发才能解除三类别的扭结。[JFG]
我们强调，肿瘤，免疫系统疾病或者酶的紊乱是难以诊断的。我回忆起一名8岁的女孩，被称为假性的学业延迟，因为在心理治疗中被怀疑她的学业难题并不是心因的，她才去医院，然后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的甲状腺功能障碍。在放弃全能和冒着放弃他所谓的技术严谨地位的风险时，分析师是可以去让自己倾听到主体的实在境遇的。
如果将孩子引荐给我们的儿科医生会接受准神奇的信念，即解释之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任何重要性，那么，我再说一遍，可以排除某些承担分析责任的模式。一个小男孩的父母曾告诉我，“X医生告诉我们，只有你能拯救我们的儿子。”对于这位儿科医生来说，奇迹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1]法国南部城市，位于法国南部接近西班牙边界的波河（Gave de Pau）的岸边，其灵修的地位在欧洲类似于西藏对于中国人。它在朝圣期间及复活节和万圣节期间达到最大规模。盛大的庆祝礼仪，长长的仪式队伍以及寻求奇迹的病人，使这个城市沉浸到一种精神灵魂的氛围中，让人无法无动于衷。
——————————————
译者：张涛，巴黎第八大学精神分析博士，独立执业精神分析师
pollus@sina.com
《拉康派的儿童心理治疗》一书相关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