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有月：骗不死人（二十三）
还有一件事情忘了说，在《东周列国志》里，那个出戏诸侯主意被赏了千金的人叫虢石父，他是周幽王委以重任的敛财卿士（和荣夷公好象），等到犬戎进攻镐京的时候，他带着两百乘战车出战，被犬戎人阵斩，以身殉国。但我要说的是，这个虢石父居然就是虢公长父的后代，东虢国的国君，他的那个东虢国，地跨黄河两岸，是块东西、南北各约两百里的大地盘，看着也不象个碰到千金就走不动道的主，（当然，这不是证明他不谄媚的理由）。
问题是，如果没有褒人的谶言，没有千金一笑，也没有烽火戏诸侯，周幽王姬宫湦还是那个传说中的昏君么？
我一直以为，不管在历史记载还是现实过程中，如果姬宫湦真的是个昏君，那一定是各路诸侯们喜闻乐见的事情，遂打油曰：
七绝—咏史
倾城倾国责周幽。
褒姒何曾哲妇谋。
若使王权归一戏，
任他随意戏诸侯。
关于这个事情，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位东周第一位天子周平王姬宜臼。按说他的太子位被废，而且还与其外公一道交通敌国犬戎、灭亡西周王朝，根本就无法摆脱弑父杀弟恶行的指责，在那个道义至上、宗法如天的社会环境里，实际上早已丧失了继承王位的资格，可为什么周幽王刚死那帮诸侯连个会都不开就亟不可待立了这么个玩意当天子呢？
如果周幽王还有其他儿子，天子之位一定不可能是姬宜臼的，除非被申侯和姬宜臼一并杀了，但那样罪过更不可原谅了；如果周幽王只有这两个儿子，似乎又不能满足其腐化堕落贪财好色的标准配备。
有人说了，有记载周幽王生于周宣王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九十五年，周幽王死的时候还很年轻……
说起这事，我更算不过来账了，甚至糊涂的程度丝毫不逊于我们前面说到周成王年纪时候。
周厉王的出生是有记载的：周孝王七年。但这个周孝王七年到底是哪一年没人清楚（夏商周断代工程认为他只干了六年，可也有说秦非子封为附庸国是在周孝王十三年），而之后的周懿王干了十五年、死于公元前八百八十年这事争议较少，那么姬胡当天子的年纪最小是十六岁，最大是二十四岁。那么，在国人暴动的时候，姬胡是五十三岁或者六十一岁，你们说说，当时他的嫡长子也就是太子姬静该多大比较合适？
死于共和十四年的周厉王应该算相当高寿了，而次年也就是公元前八百二十八年，共和结束，周宣王姬静继位天子。说这个时候的姬静四十多岁也蛮正常吧？但我们就是比较走极端，伟大的周厉王为了复兴大计一直就没关注后代的问题（谁信），他就是快五十了才弄出他的嫡长子。是不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那么，周宣王继位时最少也有二十岁。而中兴的周宣王似乎更不关注后代的问题，在位四十六年，居然直到第三十三年也就是最少也得五十好几了才弄出他的嫡长子来，知不知道他之前那些年都忙些啥去了？
公元前七百八十而年，十三岁的周幽王继位，十一年后，二十四岁的周幽王和他改立的太子（废立之事没个几年也搞不定）一道死于原太子外公之手。难怪会亡国，整个西周就没一个正常的嫡长子。
说到这里，我觉得我们该扯扯《竹书纪年》的事情了。
西晋咸宁五年也就是公元二百七十九年（也有可能稍晚个一两年），汲郡的魏襄王陵墓被盗，出土了几十车写满蝌蚪文的竹简，经晋代学者荀勖、束皙等人多年的释读与整理，最终写定先秦古书共十余种、七十余篇，被人统称为《汲冢书》或《竹书》、《汲冢古文》等。但《汲冢书》原简没有传世。
在这批书里，除了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穆天子传》外，还有诸如涉及《易经》和其他一些杂学的相关文献，但最为重要的就是《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也叫《汲冢纪年》）是当时唯一未经过秦火毁损以及汉儒修订的古本编年体通史，共十三篇（也有说十二卷的），以君主纪年为纲目，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史，按年编次，东周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上下记载了八十九位帝王、一千八百多年的历史。
《晋书·束皙》记载：…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
由于其记载和传统正史存在非常重大的区别，它的出现几乎颠覆了整个学术界的认知，几乎让儒家手足无措，只可惜在宋元之际这本书也散佚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各类版本都是后来尤其是清代人重新收集整理的，不免在可信度和史料价值上打了折扣。
（其实，我们前面已经多次提到和利用了一些《竹书纪年》的记载。）
首先得说，《竹书纪年》本身是一套由专业会计完成、并且经过审计的史料账簿，如果不散佚，其合法地位不容置疑。
实际上，由于今本《竹书纪年》在很多时候都能解答一些其他古籍无法解决的问题，且不断与新出土的一些记载相合，所以我们在很多时候还是选择相信它的说法，尤其它是周朝建立以后。
全面分析《竹书纪年》和传统正史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我们还是浅尝辄止，就此打住，回到周幽王这里来。
《竹书纪年》记载：（幽王）八年……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桃杏实。王师伐申。十一年春正月，日晕。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是为携王，二王并立。
是不是又有发现新大陆的感觉？
继续看，还有更厉害的，战国楚简《系年》：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实际上，关于这两段文字，历史学家们也做过无数的学问，搞得清楚的早就搞清楚了，搞不清楚的地方当然也有，而我并没有多少独门的学问，就结合之前之后把这故事讲圆了。
召伯虎联络诸侯发动国人暴动，赶走了执政三十七年、力推《周官》的英武天子周厉王，模仿周公旦以共和的名义自己美美当了十四年的代天子（实际上所谓共和伯就是他）。周厉王死后，再也没有理由坐在宝座上的他也只好推出被幽禁了十四年、年纪已经不老小的姬静出来继位，为了拉拢姬静还编造了用自己儿子替死的谎言。
周宣王也是个蛮狠的角色，（教育到位，说明国人暴动时年纪足够大，）经过四十多年的奋斗，他设法拆散了召公的联盟，硬生生的把权利从诸侯们手里抢了许多回来。
而继承祖父、父亲遗志的周幽王更为强硬，他继位仅仅八年，便在郑桓公和东虢国国君虢石父的支持下，废了诸侯们给他安排的王后和太子宜臼，甚至带兵打败了支持宜臼的前国丈申公（后贬为申侯）。
三年后，申侯和宜臼勾结犬戎出兵，在西虢、秦等国的默许下，在不能忍受周幽王的关中贵族配合下，犬戎不费吹灰之力突袭六师，攻破了丰镐城，（但申侯他们无法控制野性大发的犬戎人大肆烧杀抢掠，给丰镐城以及城内的贵族和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弃城而逃的周幽王在骊山受到了来自方城鄫国军队的阻击，两相夹击之下，周幽王父子、郑桓公和虢石父全部殉难。
谋反成功的宜臼在申、鲁、西虢、许、鄫、秦等国君和郑世子的支持下在丰镐继位称王，史称周平王。而周幽王余部和陆续逃离的贵族大臣们在东虢国继任国君虢公翰的主导下，拥立周幽王的弟弟莫伯姬余臣（或者姬望、姬余）为王，史称周携王。
毫无疑问，周携王具有更充分的理由成为周天子。莫国的都城设在鄚（古音莫）阳城，大体就在今河北任城一带，姬余臣称王之后的都城虽然已经没有记录了，但应该维持不变，其王畿大体应该包括应该在战国时期莫、易二地和中山国，势力范围大致是从钜鹿到渤海湾一带，也就是在晋国、燕国和齐国之间。虢公翰也举族向东北迁徙，占据中山国一带拱卫姬余臣的王畿，史称北虢。而姬余臣得到了晋、齐、燕甚至楚国等东方诸国的拥护，和北方游牧民族也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且发行了带有莫字字样的货币，从楚简的记录看，他死后的谥号是惠，应该说国家治理得相当不错。而《春秋》的名篇“郑伯克段于鄢”极有可能是“鄚伯克段于鄢”，是后人将鄚伯认成“鄭”伯错误移植到郑国公身上了。
但周平王一方也有优势的一面，首先，拥有战马生产线和犬戎支持（这成本不会小）的西部武力上明显要胜过东部；更何况，面对上十年无人来朝的局面，名不正言不顺的宜臼为了保住他的王位绝对舍得下本钱，他不光放权，还把自己的领地不断分封给那些诸侯，分得爪干毛净之后甚至有选择性的承认诸侯吞并部分小国的合法性。
周平王毫无底线的操作方式自然得到了诸侯们的拥护，周携王二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五百五十年，和周平王暗通款曲的晋文侯姬仇乘周携王出巡之际袭杀了他，随后带兵攻破鄚阳，结束了二王并立的局面。周携王也就是惠王殁后，其势力陆续分解为虞、虢、髤、鲜虞、鼓、仇犹、肥、中山和莫国等若干个大小国家，部分国家还继续存续了四五百年之久。
给周平王递了个大大投名状、助他重归正统的晋文侯，得到了周平王的高度赞赏，《尚书》里那篇肉麻的《文侯之命》就是因此而传世的。晋文侯迅速取得王朝的重大发言权并得到大批土地，连战功赫赫的奄父之子叔带都投奔过来，实力迅猛发展，很快便一举成为中原第一大诸侯。
公元前五百四十七年，在历史记载此事之后二十四年之后，周平王才真正在晋和郑、秦等国君的护卫下东迁洛阳。周平王越来越看重的秦国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巨大的回报，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国迅速成长为主理一方的封疆大国；而周平王逐渐疏远的郑国则承担了征伐投靠周携王东方诸侯的任务，（甚至发生了周王室和郑国互相送质子的情况，王权尊严荡然无存，）实力慢慢变弱。
在这一轮大洗牌过程中，齐、鲁、燕等诸侯也是出过力或者站过队的，都在事后得到丰厚的封赏，也为日后的强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周平王结交外敌犬戎、弑父杀弟、灭亡周室的罪行，为保王位向秦、郑、晋等国送出大量周土，以致周王室疆域和实力大减，是典型的卖国求荣君主。周平王极力掩盖历史真相，对晋文侯杀周携王这丑事或曾下过封口令，销毁一切历史证据；而讲究仁义道德（哪怕是表面）的中原各国自感理亏，自动封口。是故，相关各方的历史会计都做了假账，周、鲁史官绝口不提，孔子作《春秋》同样回避了此问题（但他对礼坏乐崩的感叹与其说是对东迁之后而发，不如说主要就是针对东迁本事的），只有僻处南蛮的荆楚史官和后期三家分晋而崛起、跟晋文侯几乎没啥关系的魏国史官才敢谈及，但程度上还有所区别。
世人对周携王莫国之事讳而不言。讳莫如深这个成语就这么出笼了，原指事件重大，讳而不言，后指把事情真相隐瞒得很深。而且莫字字义也发生了转变：莫字本义通暮，原是指日落后的时间，（《说文解字》：“莫，日且冥也”，）自从周携王莫国之事后，为了解释这个成语，莫字就有了否定的语义。
史书里，对于无法避免而要言及莫国之事，当时的诸侯们就尽力不提莫国之名。比如说，赵武灵王想攻占中山国，而莫国就在中山国南部，占据着两条河道及大片土地。赵武灵王提到其国境东北面莫国之地时（黄河至津水），只以“夹水居之民”称之。周携王虽亡，但其国土（指周携王的京畿之地）还是归属周天子，周虽弱，但毕竟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所以，这片土地或者还叫莫国。赵灭中山国后，索性就将莫国故土—莫、易二地平白送给燕国管理，因燕国也是姬姓侯国，从法理上有一定的继承权。
这么一个波澜壮阔、略带龌蹉的故事，不表达点什么自然是说不过去的：
五律—咏史
流沫奄丰镐，垣颓说厉幽。
千年标史鉴，一笑断宗周。
汲冢书犹瘗，崤山月似钩。
东迁多少事，讳莫列诸侯。
总之，平王东迁这个事情彻底宣告了无人控股的西周式股份制合作方式的封建制度运行失败，这也是日后秦始皇搞国有独资的王权专制其主要原因。而炎汉以降，政治格局总是在皇权控股、各方注资的基本框架下进行各种调整。
说到这里，突然又觉得这个事情其实完全应该理解。文化这个词分开来看，文是线条和记录，化是指教化大众。我们的那些贵族先贤们也就是在一次次的探索中寻找道德的基本标准，正是他们的讳莫如深，给后来者划了一条道德分界线，为日后的灿烂文明作了庄严的铺垫和奠基。
于是觉得刚才那首诗不免有些过于心存讥讽之意，显然与这突如其来的情绪不符，竟然有些想再来一首的念头，可转头一看，把先前这首的四联次序倒过来读，完全就是我想达到的庄重沉郁：
东迁多少事，讳莫列诸侯。
汲冢书犹瘗，崤山月似钩。
千年标史鉴，一笑断宗周。
流沫奄丰镐，垣颓说厉幽。
基础的农业和畜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成果的保卫和交换就成为必然，于是就有了村落再发展到城市。城市是个组合词，最早，城主要是为了防卫，并且用城墙等围起来的地域，而市则是指进行交易的场所。开始，大概是先有市而后有城的，后来也就先筑个城而慢慢建市。中国尤其是泛华北平原地区，自神农氏以来就是个稳定的农耕社会，半自给自足式的生活方式本不必太过于计较城市的发展，但由于贵族的形成和更迭频繁、生活质量的不断提升需要、人口和物资的匹配性矛盾，反而显得对城市的需求相当旺盛，故早期中国对早期城市发展的贡献也是极大的。
当然，城市一旦形成，就不仅仅限于交易和保卫这两种城市最原始的功能了，非农业人口就很快聚拢过来群居，工商业因此也就得到迅猛发展，加上政治也需要象传说中点穴一般逐步锁定交通方便或者险要的人类聚集关键地点，所以，城市的发展需求很快，综合功能性不断扩张，政治、宗教、军事、商业、手工业甚至后来的工业以及人类最高端的艺术都慢慢收于城市，成为地域的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城市都是过去部落、方国、邦国之都，而人类文明的核心一直都集中在城市。而文明延续发展、政治生态活跃的泛华北平原一带的城市密集度自然极为可观。
部落和邦国的不断整合，特别是随着大一统王国、帝国的出现，城市也不断分化，出现了首都、中心城市和一般性城市以及一些不完全功能的城市，每个城市都拥有它们自己的历史、传承和承载。
与此同时，很多城市的保卫性特征就不断下降，而代以关塞等纯粹的军事设施。等到热武器发展到无限强大的今天，城市的防卫功能已经全部丧失，只是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区域中心而存在。
一开始，国都往往是该国地域内最大的城市，但发展下去也可能因为历史、地理、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出现变化。而统一王朝或者在全局范围看呈鼎立之势的大的政权的首都，虽然也经历了京都位置的多次转移，纵然不一定是当时最大的城市，但一定是当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虽然中国历史上做过各类政权都城的城市有两百多个，但能称为古都的并不多。
我们多次提到，中国人具有四大情节，古都也不例外，一直以来就有四大古都的说法，入选者似乎也无可争议：西安、洛阳、南京和北京。但从上个世纪开始，古都竟然不断扩编，从四个逐步增加到十个，还成立了中国古都学会，看这架势，古都数量还会继续增长，也许用不了多少年，那两百多个城市估计都会随着学会的业绩增长而入选大半。
这事我们也可以系统梳理一下。
虽然说夏朝不太靠谱，但夏代是中国国家形成的标志，大抵也是中国都城出现的开端，我们似乎可以从那里开头。洛阳东的偃师县二里头曾发现两个大的宫殿建筑基址，以及普通居址遗址、作坊遗址、窖穴和墓葬群，有很大可能与夏文化时代相当，是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一座可能的都城。但夏都这事真的很难说，存于传说的就有：黄河以南的洛阳附近、嵩山脚下、开封、濮阳；黄河以北的夏县、临汾平阳、济源、安阳，几乎黄河两岸都可能是夏都。这也说明当时的夏城尚刚刚起步，搬迁起来应该难度不大，即使有些难度也抵不过政治的需求。从二里头的遗迹看，这似乎是个不大容易搬迁的地方，因为没有特别确切的证据，也未必就敢肯定这一定就是夏都。当然，如果日后能够不可质疑地确认二里头就是夏后期的都城（据说气象不太象都，更接近重要城市），那么，此时夏的都城已初具规模，也就不能排除在此之前甚至夏之前就已有更原始的都城存在。
根据相关记载，以商汤灭夏建都南亳（商丘）为界，其先已有过八次迁徙，此后又有六迁其都，也是飘忽不定，大体都在河南、山东一带，盘庚迁殷（安阳）之后，有接近三百年没挪窝，算是给鼎盛时期商代的国都留下了遗迹，直到快要灭国之前不久才再次迁都至朝歌（淇县）。殷墟至今还在，其沿着安阳河两岸圆形布局，南岸主要是其王宫宗庙所在，有城池痕迹；北岸主要是王陵，（王陵在城外也很正常）。但后来又在北岸低一些的土层里发掘出另外一座单边四里有余的正方形夯筑大城，就在早发现的殷墟王宫宗庙对岸，也算是个不解之谜。我怀疑这才是真正的商都，或因洪水或者别的原因遭毁弃而先迁于南岸过渡后转向朝歌的。从各地的商城遗迹看，商的都城比夏还是很高了一个层次。应该说，最晚在殷墟，商的都城各大中心功能齐备，形制已经基本完善。
周都在文王之后就很稳定，之前的数次迁移不过是从黄土高原一步步移到渭河谷地、走进中国历史的过程。周文王作邑于丰（今西安西南），估计只能按照诸侯的标准。野心勃勃的周武王继位，以丰京地狭，也按照殷墟的搞法，迁都于沣河东岸的镐（今西安市斗门镇），惟留宗庙于丰京，通称丰镐，因“周王居之，诸侯宗之”，故镐京又称宗周。但很遗憾，上世纪开始已经进行了八九十年的挖掘，并没有多少令人惊喜和信服的东西，规模也不是太大，虽然面积略胜殷墟，但结构相对松散，（也间接证明了《周礼》和周公旦无关），并没有体现西周三百来年的进步，颇似被褒姒一笑倾得快灰飞烟灭了的感觉。
但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周代推行的是二都制，洛阳才是西周更重要的都城。武王克商之际，曾营周居于雒邑而后去。周公东征，营建新邑于洛水北岸，（《周官》基本以此为标准，）作为东都，称作洛邑（今洛阳市王城公园）；并于城东营建军事城堡，监控顽民，史称成周（今洛阳市东汉魏故城）。洛邑成周因居天下之中，道里均衡，便于四方诸侯入贡。成王自镐京移居此城办公，迁九鼎以示国家社稷，使洛邑逐渐成为全国经济和礼仪祭祀中心，俨然为西周王朝的主都，逐步发展为世界第一大城。后因王室孱弱，王室才更多待在镐京不动弹（周懿王那个迁都可忽略不计）。到平王东迁，放弃丰镐而都于洛邑，为保持二都的惯例，东周王室改洛邑为王城，改原成周为下都，两城交替为都。
除了二都制这一中国历代建都史上的创举外，西周的王陵远离都城也多为后世所效法。但据《周易》、《汉书》记载，周朝王陵不封不树，（再次证明《周礼》和周公旦无关），致使西周的王陵我们至今未找到。清代乾隆年间，和阮元齐名的大学问家陕西巡抚毕沅经过考证，曾对周原境内的文王姬昌、武王姬发、成王姬诵、康王姬钊和附近的周穆王姬满和宣王姬静及周公姬旦、太公望、鲁公伯禽等人的墓葬逐一树碑立记，但经后人考证又多有异议，认为周朝王陵的位置应在周王朝的发祥地周原及岐邑一带。
（东周列国时期，铁器的使用再一次带来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商业的分离，以及人口繁聚，从而进一步促进城市的兴起。王室衰微，诸侯争霸，列国纷纷筑城设防，营造都邑，形成一批大大小小诸侯国君居处的列国都城；而城破国亡，国都的命运同各诸侯国家的命运紧紧相系，故列国都城大多也有一个选址和迁徙的过程。）
早期的都城大多选择平原内的岗丘或山地、平原等两种地貌的接触地带，而且依附于河流。夏、商、周三代相继，皆屡次迁都，地望虽难确指，却未曾脱离黄河流域河谷平原地区，就是早期都城位置的选择重视肥沃富庶区域之所致。商代后期长期都殷，周以关中、洛阳盆地为政权中心，奠定了中国建都史前期以黄河为轴线东西迁摆的格局。在我看来，泛华北平原能够超越长江流域地区成为文明的主宰，城市是最重要的因素，那些自给自足的南方人相对安逸的生活方式和相对不那么平缓的地形使他们放弃了对城市发展的探索。
至此，都城的基本格局已经确定。
秦以后，都城脉络更为清晰。南宋之前，统一政权和统治中国北方较大地区的政权，还是以长安、洛阳（以及与其一线的开封或邺）为主；因为中原凋敝，南宋以后则固定以北京或南京。历朝历代根据不同情况设置辅京、陪都。
一直以来，四大古都自然是无可争议，西安和洛阳到底是多少朝的古都，估计当地人都已经快数不过来了；南京在泛华北平原之外，南北分治对立时期长期作为南方政权的都城，所谓六朝古都，甚至其还是南宋的行都，加上大明开国之都（后为陪都）和民国首府，再考虑不起眼的南唐和南明，占上一席也毫无问题；北京虽地处泛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但最早就是召公燕国的都城，后来又做过辽的陪都、金的中都、元的大都以及明清两大王朝和当下的京城，近一千年无出其右，自然古都得一塌糊涂。
但从上世纪开始，古都队伍不断补充新成员，但总不那么理直气壮。
第五个加入的是开封，它做过北宋的都城（九帝、一百六十八年），在此之前五代时期的后梁、后唐、后晋、辽、后汉、后周等象走马灯似的在此设都，时间短得总共都算不出五十年。也就是说，这个所谓的八朝古都，除了不靠谱的夏，实际也就二百来年的持续都城生涯，再往下说就只有战国的魏了。跟前四位相比，确实有点勉强，但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好歹也算过关了。
接下来的这个城市杭州就几乎没有任何理由进入这个行列，所以一直争取了六十年都没成。因为南宋人从来就没承认过杭州是他们的都城，人家叫做行在，是指皇帝巡狩的地方，哪怕它事实上当做南宋都城用了，但名义上还不如行都南京；在这个话题里，吴越国理应说不上什么话。但不知什么原因，在提议七大古都时，杭州就稀里糊涂排到第六了，算是混进来的异类。
第七的安阳没准理由反而要充足一些，除了伟大的殷墟之外，还有西河夏都，加之曹魏的邺都也是声名赫赫，其后十六国时期的后赵、冉魏、前燕和南北朝时期的北齐都以邺城为都。
新千年以来，队伍越发庞大起来。
排名第八的郑州连黄帝都搬出来了，黄帝、夏、商，再就是新郑做过春秋郑国、战国韩国的都，完全不靠谱；第九是大同，终于弄到太行山外侧去了，不到一百年的北魏首府，做过辽、金的陪都；第十原来是号称中华第一帝都咸阳的呼声最高，但可能离西安实在太近，结果被大众偶像诸葛亮领衔的、我目前所在的成都打了个埋伏。
当然，咸阳之外，徐州、荆州、商丘、太原、沈阳、朝阳、大理、拉萨、广州、曲阜（此处省略三百余字）等地相信也可以逐步进入这个名单的。
这些年猛提城镇化，这个不奇怪，因为城市越大越多说明经济越发达。本来城市好比是国家的穴位，现在打通任督二脉，几乎满身都是大大小小的穴位，肯定好得一塌糊涂。我比较老土，在这股风刚刚吹起的时候，某次去神农架路过那个可能不真的炎帝陵，居然还表达过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的担忧：
首推耒耜开农业，
国本昭昭安众生。
百世新崇城镇化，
男儿七亿不思耕。
精通历史的慧思则没有这种不必要的担忧，所以他对衡山镇的城市化建设就不遗余力，在七大族的协助下，他几乎让衡山镇平均楼高提升一倍，价格翻了两番，而面积则增加了四五倍不止，（怎么和三峡遗民迁建的县城一样），一举成为湖南乃至南陈境内最有活力的城市，有山南小长沙之称。人们纷纷涌到衡山安家置业，连衡阳县衙也不得不把治所搬到了这个比衡阳县城大了上十倍的地方，原就积压诸多房产的岳神不光直接解决了去库存的问题，还因此一跃成为整个南朝最有实力的房地产商人之一，让他有机会和湘中七大族这样的豪门合作，这也是他和慧思能够保持良好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
楚人自然也会认识到城市的问题，他们也要营造他们的都城。
前面说过，从可能的道祖鬻熊子走进历史到熊绎立国，子爵级别楚国的所谓都城更可能在鸡鸣三省的中原角落甚至已淹没在丹江口水库的丹阳小城；姬姓诸侯进入江汉，昭王南巡不归，楚国并没有和周王室撕破脸皮，穆王战胜徐偃，双方合作默契，楚国并没有因为强大而进行都城的建设；强悍的熊渠虽然扩张很快，但来得快去得更快，很快就被更为强悍的周厉王完完全全打败，几乎失去了爵位和封地之外的一切，让姬姓诸侯大肆进入汉东，都城之事自然无法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之后的百多年，虽然周王室不那么安静，但若敖之前的历代楚君都小心翼翼，自然不会也无法动什么都城的手脚；若敖、宵敖和蚡冒三代，乘着西周到东周的历史模糊期，重新起步、再次筚路蓝缕的楚可劲提高国力军力，还来不及考虑都城；直到伟大的楚武王熊通登场，楚都问题终于开始酝酿实施。
在位五十一年的熊通是个划时代的人物，很多历史学家就把他称王的公元前七百零四年作为春秋时代的开始，而他开创的县尹制度也一改过去分封惯例，把地域行政管理模式从世袭制转为委派制，为日后郡县制之滥觞。
公元前七百四十一年，楚蚡冒死后，熊通杀掉他的侄子，自立为楚君。通过和邓国联姻，娶了历史上最早的贤后和女智者邓曼（有些很有趣的故事就不说了），也为楚国的强大增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熊通上位伊始，他就开始着手四处征伐，他把主要火力对准了以随国为首的汉阳、汉东一带的姬姓诸侯，纵观熊通的军旅生涯，几乎可以用“吃饭睡觉打随国”来总结。
当然，由于姬姓诸侯的强大和顽强，楚人一时间并没有取得重大的战果。为了彻底掌控荆门到夷陵一线，为日后的战争胜利打好基础，公元前七百三十九年，熊通带兵消灭了位于长阳一带、商人后裔的权国，并灭权创县，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国家直属管理并委派县尹的县级行政机构。虽然由于首任县尹斗缗后来的叛乱，权县被迁到那处（今沙洋县一带），似乎也算不得很成功，但此后，楚国还是不断侵吞弱小的附庸国并将其改成县治。
半个世纪之后，不断强大的秦国也在秦穆公时期复制了县制建设。在那个礼坏乐崩的时代，由于分封制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统一的郡县直属管理似乎更有利于战备国家的强大，因此，春秋战国也早早昭示着非秦即楚的结局；当然，也因为此，诸侯家族从此地位不再安稳，搞不好就被强楚强秦给县了，纵然不被郡县制，也完全有可能因战败而惨遭灭国进而失去他们的贵族身份（因为其他诸侯国慢慢也不再维护战败国的国号）。
楚武王三十五年也就是公元前七百零六年，兵威已经让中原大名鼎鼎郑庄公这种级别的诸侯都侧目的楚国军队，在熊通的带领下，打得随国这个南方姬姓诸侯的老大灰头土脸，一败涂地。楚国人逼迫战败的随国国君向周王室进言提升楚国君的爵位和尊号，谋求进兵中原主持周朝大局。两年后，得知周天子拒绝了进爵申请之后，熊通一气之下，当即昭告天下，自称王号，是为楚武王。楚武王称王，（再）开诸侯僭号称王之先河，当时周王室衰微，对楚国完全无可奈何。
直到今天的湖北很多地方，还有个非常有名的土话叫做“不服周”，大体就是不认账的意思，据说就是从熊通称王这里来的。
楚武王不服周之后，立即在沈鹿（今钟祥）组织召开了一次诸侯大会，巴庸申邓郧罗等诸侯应邀到会，而拒不参会的随国很快就遭到了楚国严重的军事打击，最后签订了不平等盟约，认了楚王老大；此后，楚国又陆续攻打了黄邓郧绞蓼罗和卢戎等随的周边国，独霸汉阳、汉东；甚至熊通本人也于即位的第五十一年也就是公元前六百九十年死在再次攻击随国的路上。
实际上，周昭王时期从中原迁入江汉的随国，一度封邑宽广，它以随枣走廊为中心，北抵新野，东邻应山，南及京山，西近襄阳，早先也算是个妥妥的南方超级大国。但到了楚武王死的那一战，仅仅就因为周天子召见并责备随侯过于侍楚之后，楚人感觉随国略有怠慢之意，就出兵把随国打得几乎再也不敢露头，足见楚人的彪悍。不过好玩的事情是，穷熊通一生并以生命为代价攻打的随国，此后居然就慢慢彻底成为楚的附庸国，心甘情愿、忠心耿耿地维护着楚国的利益，还全力保护过在孙武攻破郢都之战中出逃的楚昭王，也相当长时间里得到过楚国的优待，直到它消失在历史长河中。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八年，随州城西一个叫擂鼓墩的地方挖出了一个古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曾侯乙墓。当时出土了一万多件重要文物，墓中有天子使用的九鼎八簋，以及编钟、编磐为主的礼乐器，玲珑剔透的尊盘和完整地书写二十八宿名称的衣箱等，体现了先秦时期中国尤其是楚国系在艺术、技术、天文等方面的极高成就，其中最为出色的是迄今发现的最完整最大的一套青铜编钟—曾侯乙编钟，它包括十二律俱全的六十四件双音编钟和一枚楚惠王赠送的镈，镈上三十一字铭文“隹（惟）王五十又六祀，返自西阳，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宗彝，奠之于西阳，其永持用享”。
毫无疑问，曾侯乙的九鼎八簋只能是楚王赐予的，而他那震撼世人编钟的体例，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楚王，让我站在它面前时，不免很有些憧憬伟大的楚王青铜器又是何等的精密高贵，遂得一诗：
五律—编钟
半承周典故，直越汉官仪。
高祖征绵蕝，叔孙从俗宜。
瞻随八尺阵，令客久支颐。
但叹蛮陵毁，凤章惟阙疑。
问题来了，根据过去的记载，随州这个地方过去只有一个随国，可这个曾侯又是怎么回事呢？楚王熊章镈钟上那三十一字铭文的大体意思是，楚惠王五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四百三十三年，楚惠王在西阳接到了曾侯乙去世的消息后，就地遥祭并铸造了这件镈钟，供其永享。这段铭文不仅为曾侯乙墓的身份确定和断代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也说明曾国和楚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一时间，曾随一国两名和一地两国的说法都出现了，双方争执不休，这就是考古界所谓的曾随之迷，虽然说总体上曾随是同一国家的说法略占上风，我个人也因为那个镈的高规格倾向于曾就是随，极有可能是完全投靠楚之后被楚封为曾国或者自己主动更名为曾以表示和周划清界限，但毕竟没有绝对令人信服的证据。
公元两千零一十四年，有关部门宣布，通过前几年在随州境内的文物考古发掘整理，接连发现了几段重要铭文，尤其是曾侯舆（曾侯与）编钟上的铭文清楚表明曾、随是同一个国家。
我是从湖北省博物馆看完编钟珍品后直接去的随州，在随州擂鼓墩上，依然还是在感慨这个楚的附庸国就拥有如此发达的文明，再接再厉写了一首：
七律—过曾侯乙墓
编钟一出世皆惊。犹憾曾随事未明。
欲控铜源周爵国，何酣榻侧楚方城。
昭王又至终归郢，涢水长流不记盟。
惠镈有知千载瘗，因秦扣缶作嘉声。
大概是在楚武王熊通称王之后，楚国人就开始谋划设计和建造了他们的都城—郢都。《史记》记载，楚武王的儿子楚文王熊赀在继位的当年也就是公元前六百九十年把都城从丹阳迁到了郢都，也有其他历史记载说楚武王后期就已经迁过去了。这两个说法实际上差别并不大，大体就是在熊通称王也就是楚王国正式建立十来年后，他们的都城郢竣工验收投入使用。至于说到底是谁正式迁的，鉴于对司马迁一向的不信任，我相对倾向于武王迁都。另外，毕竟新君上位就迁都往往不是什么好事。
那么，这个南方最早的大城市郢都到底在哪里呢？
似乎并不复杂，从西晋杜预注《左传》开始，荆州江陵纪南城几乎是唯一的答案。即使是完整一点说，江陵纪南城是作为郢都时间最长的地方，自周文王或者周武王告别丹阳算起，直到战国第一名将杀神白起率兵克郢，把楚顷襄王赶到淮阳立都，四百多年里，除了楚昭王和楚惠王在鄀都和鄢都呆过之外，这里都是妥妥的大楚王城。而且，公元两千零六年开始挖掘的熊家冢楚墓也确定无疑是个楚王之墓，这也是目前湖北境内唯一被公认的楚王之墓。似乎这一切都能够证明郢都的问题。
真的是这样么？
我们经常会被一些常识性的公论所左右，实际上，我所知道的情况却是，在纪南城遗址处，至今也没有挖掘到任何的春秋初期文物，春秋后期乃至战国时期的出土文物虽然精美异常，足以彰显强楚的发达和辉煌，但王城的气象终究还是显得不足，根本就无以证明这个城市怎么能够在那个时代长期作为楚国的都城，也就是说杜预起头的这个公认结论显然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
那么，当时到底发生了点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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