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子的理气动静问题

一、问题之提起

太极或理的动静问题，是朱子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学界历来争议较大甚至观点截然相反的一个问题。冯友兰先生是在哲学范式下进行朱子哲学研究的首创者，他认为在朱子哲学中，有动之理，亦有静之理，但理不动亦不静。他说：“太极亦无动静。”[2] 又说：

太极中有动静之理，故气得本此理以有动静之实例。其动者便为阳，其静者便为阴。阴阳亦形而下者。至于形而上之动静之理，则无动无静，所谓“不可以动静言”也。[3]

冯先生晚年仍然坚持此观点，并批评理可以动、可以生气之说。他说：

一般是无情意，无计度，无造作的，有情意，有计度，有造作的是特殊。情意之理并没有情意，计度之理并没有计度，造作之理也不会造作。举一个例说，动之理并不动，静之理也并不静。只有具体的动的东西才动，只有具体的静的东西才静。[4]

理不动说的又一著名代表是牟宗三先生，其为学界所耳熟能详的观点是朱子之理“是但理，只存有而不活动”。[5] 他说：

（伊川朱子系）此系是以《中庸》《易傅》与《大学》合，而以大学为主。于《中庸》、《易傅》所讲之道体性体只收缩提练而为一本体论的存有，即“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于孔子之仁亦只视为理，于孟子之本心则转为实然的心气之心，因此，于工夫特重后天之涵养（“涵养须用敬”）以及格物致知之认知的横摄'进学则在致知’，总之是“心静理明”，工夫的落实处全在格物致知，此大体是“顺取之路”。[6]

冯友兰言朱子之理不动亦不静，是为了强调朱子之理的先验性与形上性，以揭示中国哲学概念的抽象性质，或曰“哲学”性质，以与西方哲学颉颃媲美，从而使中国哲学研究同时亦成为引进与建立“哲学”的思维方式之渠道。此实为冯友兰那代学者的中国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研究，亦属于“哲学”范式。其认为朱子之理“只存有而不活动”，实同于冯友兰。然其意图则在于批评朱子之理不能创生万物，由此判定朱子哲学非儒家正宗，乃“别子为宗”。在主张不动说之学者序列中，还可以加上陈来、刘述先、李明辉诸位先生。[7]在学术方法与旨趣上，大体陈来承冯友兰，刘述先、李明辉承牟宗三。

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也看到与以上诸论截然不同的观点。贺麟、成中英等先生主张，在朱子哲学中，理是能动的。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后期，贺麟、张荫麟、冯友兰之间曾发生过关于理的动静问题的争论。据贺麟1938年6月15号日记记载，他认为，冯友兰在其《中国哲学史》中已提出太极之动静与有限事物之动静不同的观点，但因被张荫麟质问“太极是理，如何能动”后，遂声明太极动静说不通，且以周子的太极为形而下之气。[8]

贺麟于50年代又指出：“朱熹把太极说成理，无声无臭是无极，至高无上是太极，理有动有静。朱熹发现理是能动的，这是一绝大的贡献，可以与黑格尔比美。”[9] 成中英先生认为:“朱子所谓理气，亦如太极之阴阳相互为用，并非静者恒静、动者恒动的分为二橛。更有进者，朱子一方面说理'无作为’，另一又说'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语类》）。可见朱子对理的了解有多层次多方面的意含，而不可简化为一单向面的静止之理。”[10]

上述观点分歧表明了太极动静问题在朱子哲学中的复杂性。可见，非充分地占有材料，深入地进行分析，不能穷究朱子之意也。

二、形而上下两种动静

受分析哲学语言分层理论的启发，笔者认为，朱子“动”、“静”概念的内涵，亦可分为形而上下两个层次。换言之，其动静概念之使用可同时指涉形上形下两个层次。前者为理或太极的动静，可谓本体意义的动静；后者为气的动静，可谓现象意义之动静。动静之分为两个层次，在朱子哲学中是十分明显的。周子《通书》谓：“动而无静，静而无动，物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神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也。物则不通，神妙万物。”朱子解释说：

“动而无静，静而无动者，物也。”此言形而下之器也。形而下者，则不能通，故方其动时，则无了那静；方其静时，则无了那动。如水只是水，火只是火。就人言之，语则不默，默则不语；以物言之，飞则不植，植则不飞是也。“动而无动，静而无静”，非不动不静，此言形而上之理也。理则神而莫测，方其动时，未尝不静，故曰：“无动”；方其静时，未尝不动，故曰“无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静而能动，动而能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错综无穷是也。端蒙[11]

此段中，朱子主张理与物各有动静；物之动与静相互隔离不通，理之动与静则相互贯通，可见其动静说是分为两个层次的。所以，辨别动静的两个层次，是我们理解朱子理之动静问题的关键。在朱子，理无动静是说理无形而下的动静，非谓其无形而上的动静；太极有动静，是谓其有形而上的动静，非谓其有形而下的动静。如他说：“太极理也，理如何有动静？有形、则有动静。太极无形，恐不可以动静言。南轩言'太极不能无动静’。未达其意。”[12] 又，“若谓太极便是动静，则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极之言亦赘矣。”[13]此两段中之动静，显然为形下意义的动静。朱子又云：“未动而能动者，理也。未动而欲动者，意也。”[14] 此处描述理的第一个“动”，显然是形而下的动，第二个则是形而上的。朱子没有把两个层次的动静分别开来陈述，而是形而上下混说，其理之动静问题研究中出现之分歧，多与此种言说方式有关。明乎此，则分析朱子的理之动静思想，须辨别其说所指究竟是形上抑或形下，庶几可以避免误解。

朱子严形而上下之别，故两种动静的差异在他那里是十分明显的。此差异可分为两个方面。其一为显与微的区别。形下之动静是显，处于可感知的经验世界；形上之动静则是微，处于不可感知的抽象世界。其二为偏滞与兼通的区别。形下之动静各偏于一方，不能贯通；形上之动静则是兼通的，动静一如的。从现代哲学来看，朱子之所以区别两种动静，意在表明形上之动静是本体性的、永恒的、价值性的，是理实现于外部世界和规范事物样态的本体性力量。理若无价值性，则混同于现实世界的任何一物，从而不具有规范意义；理若无永恒性，则沦为生灭不定之具体物，从而不足以具有规范性。此二者均可使人类社会因失据而陷入无序、使自然世界因失律而陷入混沌。所以，理必须具有价值性、永恒性。此两种性质来自理的本体性、超越性，一言以蔽之，形上性。此种形上性使得理一定会实现于外部世界，成为世界的规范，这就是理的动，也是它的本体性力量的表现。这意味着理既不是“但理”，也不是“纯概念”。

三、理之动静的指涉概念：兼、有、涵、该贯

朱子关于太极或理与动静的指涉关系，有“兼”、“有”、“涵”、“该贯”等说法。众所周知，在古代哲学家中，朱子可谓思维缜密，用词审慎的一位，故其关于理之动静的不同说法，实值得深入分析。“太极兼动静”乃其门人梁文叔提出，朱子反对此说法，云：

不是兼动静，太极有动静。喜怒哀乐未发，也有个太极；喜怒哀乐已发，也有个太极。只是一个太极，流行于已发之际，敛藏于未发之时。”[15]

此处之动静是喜怒哀乐之未发与已发，是心理活动，可见是形而下的。若证之以下二条，则此义愈加明显。

太极无方所，无形体，无地位可顿放。若以未发时言之，未发却只是静。动静阴阳，皆只是形而下者。然动亦太极之动，静亦太极之静，但动静非太极耳。。[16]

此段明言动静为形而下者，动静之主体非太极。故朱子所谓太极不兼动静，实为太极无形而下之动静。“兼”为形而下地具有。照朱子哲学之思想，若太极有形而下之动静，则其沦为普通经验之物，失去其超越性、永恒性与价值性。太极若无价值性，则朱子之哲学、甚而言之理学已不能建立，人类亦不必存在矣，因其可沦为与动物植物一类。此盖为朱子不以经验之动静指涉太极之深意所在。朱子强调太极流行于已发，敛藏于未发，其意为流行时有个太极在，非流行为太极也；敛藏时亦有个太极在，非敛藏为太极也。流行和敛藏皆形而下之动静。

“太极之有动静”是朱子的主张。《通书解》谓：

太极之有动静，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诚者圣人之本，物之终始、而命之道也。其动也、诚之通也，继之者善，万物之所资以始也。其静也，诚之复也，成之者性，万物各正其性命也。动极而静，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巳也。[17]

此段含有形而上下两种动静。“物之终始”、“万物之所资始”、“万物之所成性”，显系形而下之动静。外部世界之动静乃各种现象的交替不已之运动，是天命之流行的表现。朱子在此是把形下之动静与“诚”、“太极”相关联而言。“太极之有动静”，乃是强调太极、诚固不可以形下之动静指涉，因其为形上也；然亦不可离形下之动静而言。否则，太极、理、形上即沦为孤绝之死理，经验世界为无理之气运世界，上下割断，体用殊绝，非体用一原，显微无间之义矣。此断非朱子哲学之义。

在朱子哲学中，形上世界之孤存或可勉强言之，因其有理之逻辑在先之义，而其所谓经验世界则断然为理气统一之过程世界。故此处之“太极之有动静”，系合形而上下而统言之，言太极既为理，亦表现于气之运动，二者统一。故天命流行亦可谓太极之动静，此即太极之“有”动静。朱子之天命之流行，大抵同于“与道为体”。

太极含动静，在《朱子语类》中又作函、涵，三者义同。

盖谓太极含动静则可，（朱子自注：以本体而言也。）谓太极有动静则可，（朱子自注：以流行而言也。）[18]

以此处朱子之表述来看，所谓“含”，指本体而言，故当为含动静之理。朱子亦明言“太极自是涵动静之理” 。[19] 如前所述，“有”是一个包含形而下的过程，不纯是本体。

朱子还有一个说法，是“实理该贯动静”。周子《通书》有“诚无为，几善恶”一条。朱子释云：

诚，实理也；无为，犹“寂然不动”也。实理该贯动静，而其本体则无为也。“几善恶。”“几者，动之微”，动则有为，而善恶形矣。“诚无为”，则善而已。动而有为，则有善有恶。” [20]

“该”是包含、包括，“贯”是贯穿、统摄、表现于……之义。“实理该贯动静”即理包含、统摄并表现于动静。朱子云“无极之真是包动静而言”，[21] 即是此义；而理之本体却是“无为”的，即“无造作”，无形而下的动静。理既超乎形而下的动静，故其为形上之静、本体之静。“静者为主。”植。[22] 此即所谓“静”为太极之本的思想。此段到“几”之后，进入形而下之动静世界，故有善恶产生。在朱子哲学中，本体之静，可对应形而下的动静。

但是，既然太极是动而能静、静而能动，动而无动、静而无静，则其动静实质上是形而上的动静一如，相互贯通，故言本体为静亦可，为动亦可。

太极只是涵动静之理，却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盖静即太极之体也，动即太极之用也。譬如扇子只是一个扇子，动摇便是用，放下便是体。才放下时，便只是这一个道理。及摇动时，亦只是这一个道理。（录者未详）[23]

若言太极或理为静，则易于与形而下之静相混淆，以形下之静为太极之体，形上之动为太极之用。这样就把太极有限化、具体化了，此是朱子所反对的。此段“不可以动静分体用”的动静，乃是形而下的动静，不能为太极之体、用。所谓“静即太极之体”之静，乃是本体的静，是理之本然的存在状态；而“动”则为理在现实世界的发用、实现，表现为形而下的动。此处须注意者，朱子之表述本体之静，是与形下之动相对而言出的，故易被误解为形下之静。所以，朱子后来废除了太极为体、动静为用的说法，提出“太极者，本然之妙也。动静者，所乘之机也。太极、形而上之道也。阴阳、形而下之器也”，[24] 明确地把太极和形而下的动静分开。此意还见于朱子与杨子直第一书。可是， 这不意味着朱子彻底否认太极具有动静的意味。

直卿云：“兼两意言之，方备。言理之动静，则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其体也；静而能动，动而能静，其用也。言物之动静，则动者无静，静者无动，其体也；动者则不能静，静者则不能动，其用也。”端蒙。[25]

黄干此说，以理之动静互涵为理之体，以理之动而能静和静而能动为理之用，可谓朱子的“未动而能动者理也”之说的一个深化，是符合朱子思想的。

注释：

[1] 本文是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儒家生态哲学史研究”（11AZX006）的阶段性成果。

[2] 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19页

[3] 《三松堂全集》，第3卷，第320页。

[4]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5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1页。

[5] 牟宗三：《心体与性体》（一），台北：正中书局，1968年，第98页、第271页等处。

[6] 《心体与性体》（一），第49页。

[7] 陈来：“从本体论上说，理自身并不运动。”《朱子哲学研究》，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版，第106页。刘述先的观点可参见其《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版。李明辉观点可参见其《理能否活动？——李退溪对朱子理气论的诠释》等文章。

[8] 贺麟：《与张荫麟兄辨宋儒太极说之转变》，《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525页。

[9] 贺麟《关于哲学是上唯心主义的评价问题》，《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第525页。

[10] 成中英：《合内外之道——儒家哲学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11页。

[11]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六册，1988年版，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第2433页。端蒙录“巳亥(1179)以后所闻二百余则”，故此可谓朱子中年之论，见陈荣捷：《朱子门人》，台北：学生书局印行，1982年版，第246页。

[12] 《朱子语类》，第6册，第2403页。

[13] 《文集》卷四十五《答杨子直》第一书，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第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072页。

[14] 《朱子语类》，第1册，第96页。

[15] 《朱子语类》，第6册，第2372页。

[16] 《朱子语类》，第6册，第2369页。

[17] 《朱子全书·太极图说解》，第13册，第72页。

[18] 《朱子全书·答杨子直第一书》，第22册，第2072页。

[19] 《朱子语类》，第6册，第2372页。

[20] 《朱子语类》，第6册，第2393页。

[21] 《朱子语类》，第6册，第2369页。

[22] 《朱子语类》，第6册，第2433页。

[23] 《朱子语类》，第6册，第2372页。

[24] 《朱子全书》，第13册，第72页。

[25] 《朱子语类》，第6册， 第2403页。

本文摘自：《哲学动态》201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