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岁月

              山 居 岁 月

文/康所平

今年，参加岩头乡第二届蒿儿梁文化休闲摄影节，令我想起了曾在这里生活过的那段岁月。

八十年代初，师范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地处五台山北麓的现岩头乡曹辛庄单人小学教书，那年我十九岁。

记得当时学区校长张立功老师正好去公社文教室办完事要返回学校，顺路把我送到了这所小学，便继续赶路了——他所在的学校在这道沟的最深处，还要走十五里的山路呢。

说是学校，其实只有紧傍山脚的三间小东房。屋顶上瓦楞里的白草五六寸高，在深秋的山风中瑟瑟发抖。面积一分见方的不大平整的鹅卵石校院，三面没有围墙，左边是一处破败的古庙，并配有旧的戏台子。站在院里便可望到对面马路上的行人。进了教室，中间空地上竖着一块木头黑板，左右两边是两条土炕，炕上铺着破破烂烂的“莲花落”似的苇席，几条长条木桌横摆炕上——这大概就是以往耳闻的所谓炕头小学吧，我的心当时就凉了半截。

那时，这个村子还没有架电。入夜，在戴了罩的洋灯下，一种被遗弃在荒山野岭的感觉紧紧攫住了我的心。出去解手，对面黑黢黢的群山怪瘮人的，更不敢朝破庙那边看，可偏要不自觉的朝那边瞥一眼，恰好那里发出什么响动，便提了裤子慌慌地逃进屋里。那天晚上少半是因了陌生地方的缘故，多半是由于神经有点紧张，虽然第一次走山路困得很，但村边的那条小河仿佛就从枕边流过，水声格外地响，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迷迷糊糊入睡。

从小学开始念书到读完师范，压根就没见过一个老师怎么教五个年级，面对两条炕上盘腿端坐的二十余个学生在那里等老师上课，还真有点傻眼了呢。事后，请教了这里的一位老教师，自己慢慢摸索着，才逐渐适应了这“复式班”的教学。

烧火做饭，也颇令人头疼。好在烧火的差事多半是孩子们分组负担。有时，眼看快放学到了该吃饭的时候了，可现割的山柴死活烧不着。我撑不住了，只得也来帮忙，嘴对了黑的灶膛使劲地吹气鼓氧，大团的青烟从灶口势不可挡地冒出来，呛得人直流生泪，可仍旧不见火苗。折腾上半晌，终于“嘭”地一声，噼噼啪啪一阵烈焰，终于着啦。有时，晚上熬稀粥，一招架不住就熬成了小米锅巴。

吃饭断顿的事也是有的。那是由于村民负担学校应交的山柴而不交。我只好到村干部家催讨，村干部再站到当街——全村唯一的一条街道上，连吼带骂的吆喝“谁家没给校房背柴啦，赶紧送去……”。哪能一下子就能送来了呢，不过是安抚我一下罢了。末了，只好先留我在他家吃饭。

初来乍到的一段时间，可谓度日如年，有几次我曾萌生过一走了之的念头，想，撂下这个饭碗算了，回村里种地也无非吃点苦受点累，何至于忍受如此煎熬呢！

其实最难捱的莫过于心灵的寂寞孤独了。

孩子们放学了，校园里一片岑静。远处山坡上，牧羊人撵羊群的叱骂依稀可闻，一只叫声怪怪的山鸟拍打着翅膀从上空掠过。我在校园南边的柳树下伫立良久，眺望着对面通向山外的马路，说不清期盼着什么，却很少有行人走过，邻居家混熟了的黄狗蹭过来亲昵地闻嗅着我的脚……入夜，独对孤灯，听着窗外呼呼的山风，恍惚间我仿佛手握黄卷正置身于荒郊寺庙……我不知道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更不敢想熬多少时日才算尽头。

这样大约过了月余，我认真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思想，重新调整了心态。想，自己应当有所作为而不应浑浑噩噩，一味地焦燥埋怨，这根本无济于事，更谈不上改变自己的命运了。于是，曾经喜欢文学想当作家的念头又在心中悄然萌动，并积极付诸行动。

清晨，教室里孩子们摇头晃脑地朗朗背诵，院子里我踱来踱去默记美文。黄昏，放学了，我带了书到教室后面的坡上选定一块大青石坐下，便开始了细细品读。特别是冬季作息时间改为两放学后，有时午觉醒来，四周一片寂静，但侧耳细听，有“沙沙沙”的春蚕咀嚼桑叶似的微细声音，急忙趴到窗口，向外一望，哦，外面落雪了。

室内炉火正红，有一溜小风从不大严实的门缝里挤进，悄悄为炉子鼓风。我披了山羊皮袄，坐了小凳围着火炉，或品读《红楼梦》，或随了赵树理的小说去体验晋东南农村的风土人情……

晚饭后，偎在不知传了几代的已辨不清色泽的小炕桌上，在罩了细脖子灯罩的“洋灯”下，批改学生的作业和备课，之后，便展开日记本，将白日里的琐事、散步时的思考或心中的烦恼倾诉笔端，权作练笔。日子久了，再从日记里精选出自认为上好的有一点价值的篇什，邮寄给本地区的《春潮》杂志。于是，常常散步到村边的汽路上等待邮递员便成了我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那时，投去的稿子即使不采用，编辑部总要退回，还要附上编辑亲笔写的退稿信，指出不予采用的理由以及“欢迎赐稿”等鼓励性的话句。也许是编辑的鼓励发生了作用，也许是想急于改变自己的处境，也许是创作的冲动，或许这几种心理兼而有之吧。总之，旧稿子不断退回来，新稿子不停投出去，一发而不可收，直到两年后调到山下的一所初中为止。现在翻起那时的散文退稿，确实如编辑指出的那样“缺乏情趣”或“缺乏理趣”，自然也就达不到发表的水平了。在退稿当中，记得有一篇《踏石》的简短散文，编辑在回信中告诉“暂且留下，看能否采用”，当时我欣喜若狂，却无人分享，只是独自捧着回信，一字一字，看了又看，读了又读。每次读后心里总要激动好一阵子。然后像保存一封珍贵的情书那样小心翼翼地锁进小炕箱里边的抽屉里——同时也在心里把希望悄悄珍藏起来。

打那以后，我的单调而又孤寂的教书生活平添了几多色彩，也增加了几许期冀。于是，盼望邮递员像盼望亲人一样盼望着编辑部的好消息。课余或放学后，我总要沿着缘了山势布满鹅卵石的通向山口的汽路，独自散步，日日如此。有时外边下雨，雨住了，也要补上这一“功课”。每次散步总要走出二三里，边思考一些问题边注目前方……果然，有一天穿了橄榄色制服，挎了橄榄色邮包小名叫五五的邮递员出现了，他也看见了我，亲热地招呼道“康老师，有你的信”，我赶忙迎上去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那篇暂且留下的稿子也退回来了。尽管如此，编辑言辞恳切的复信，我还是打心底里感激。直到现在我还记得那位编辑的名字，他叫张宝灯。

两年山村单人小学的教书岁月，在我的人生履历上是短暂的却是漫长的。因为那段时光的人和事都已清晰地镌刻在我的记忆深处；那些日子对人生的思考，对苦难(后来，随着年龄渐长，才知道同有些人的不幸相比，那又算得了什么）的体验已成为我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确实，不管日子怎么的煎熬难捱，总有过去的时候；无论身处怎样的逆境，都别忘记给自己制造一些期盼——付诸行动的期盼，她将像头顶上的一盏矿灯，照耀着我们走出生命里程中那一段最黑暗的隧道。

哦，我的难以忘怀的山居岁月！

文字编辑：王志秀    图文编辑：侯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