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传奇神经科学家，43岁那年，选择变性
当地时间9月13日，是美国“传奇神经科学家”本・巴雷斯（Ben Barres）的诞辰。
作为神经胶质细胞研究的先驱，本·巴雷斯教授带领团队证明，这类细胞在大脑发育和控制神经元行为上均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多发性硬化症、阿尔茨海默等神经退行性疾病，很可能就源于神经胶质细胞“功能失常”，从“营养”神经元转变为“摧毁”。基于这一理念，多款针对上述疾病的革命性治疗药物正在研发中。
“如果他还活着，该67岁了。他的一生，有43年是作为女性'芭芭拉’活着，还有14年则是男性'本’。”美国Massive Science网站发文称，本・巴雷斯留给世人的“最持久遗产”，是其不懈倡导科研多样性、包容性。“他相信，每个人都有发言权，科学才能向前发展。”
43岁时，她决定变性
1997年12月，美国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教师芭芭拉·巴雷斯给家人、同事、朋友发了一份长信。
她表示，自己将在近期接受变性手术，切除卵巢、开始激素替代治疗。“我希望你们能继续支持我在神经科学领域的工作。这是我一生的热爱。”
在信的末尾，她签上自己的名字，芭芭拉·巴雷斯。但还有一段“附言”：“从现在开始，希望你们叫我本，本・巴雷斯。”
对巴雷斯而言，性别认同已经困扰其40余年。
巴雷斯出生于1954年，有一个异卵双胞胎姐姐。大概3岁时，她就觉得自己“该是个男孩”。她更喜欢汽车玩具而不是洋娃娃，讨厌穿裙子。她无法理解为什么姐姐能花那么长时间，坐在梳妆镜前打扮。
她在一段电视访谈中提到：“即使已经过去30年，但我依然能清晰忆起，在姐姐的婚礼上，我穿着女性礼服当伴娘。那时，我感觉极度不适（discomfort），有强烈的痛苦（agony）。”
成年后，她的一侧乳房被确诊乳腺癌。巴雷斯请求医生把两侧乳房都切去，并拒绝做乳房重建。“我的母亲在40岁时死于乳腺癌，这可能是遗传——我这么告诉医生。”她在回忆录中写道，“但事实上，我只是不想要那玩意儿。”
图片说明：左为当给姐姐当伴娘的芭芭拉·巴雷斯（Barbara Barres）；右图为变性手术后的本·巴雷斯。/The Times
为了从性别认知的谜团中抽离出来，巴雷斯从小就痴迷于摆弄化学工具和望远镜。8年级时，她告诉老师，自己要考麻省理工学院。老师劝她，没戏，在20世纪70年代，麻省理工学院很少录取女孩。
但她成功了，以“数学竞赛队队长”身份，被提前录取。然后，她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生物学本科学位，在达特茅斯学院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再接着拿到哈佛大学的神经生物学博士学位，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完成博士后训练。
43岁时，巴雷斯获得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终身教职。
这是一份几乎完美的“科学家”履历，但它并非一帆风顺。在求学中，巴雷斯无数次因为性别遭遇质疑。当她还是“芭芭拉”时，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不可置信地说：“这么难的题怎么可能是你做的？是你男朋友解的吧！”
“当时我没意识到这是性别歧视。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嗨，我没有男朋友好吗！’”巴雷斯回忆。
1997年，巴雷斯在工作间隙读到一篇报道，讲述一位女性从小困惑于自己的性别，最终决定变性。她第一次读到一个词“跨性别者”——这就是我！
巴雷斯试图利用自己的神经科学专长，来解释“跨性别”成因：生物学基础未知，可能是因为母亲在怀孕时，服用了防流产的类睾酮药物。但这无法解释为何异卵双胞胎姐姐未受影响。
也是从这篇报道中，巴雷斯知道，彻底的解决方案是做变性手术。但她犹豫不决。
跨性别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性别认同障碍”，属于精神疾病症状。直到2018年6月，WHO发布第11版《国际疾病与相关健康问题统计分类》才将其除名，正式承认跨性别不是病。
巴雷斯担心变性手术会终结自己的学术生涯：我还能申请到科研经费吗？会不会被其他人排挤？会不会从此招不到学生？还会有人邀请我参加学术会议吗？
巴雷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做出变性决定前的一周，她持续失眠。
她写信给自己最信任的3人征求建议。哈佛医学院神经生物学教授大卫·科里是其中之一。科里是巴雷斯的博士生导师。尽管科里的科研方向不是神经胶质细胞，但他始终鼓励巴雷斯“坚持自我、探索你感兴趣的领域”。
在收到这封信之前，科里等人只知道巴雷斯“爱穿T恤、牛仔裤，一头短发”，并不清楚她的性别困惑。收到信后，3人马上回复。“我会无条件支持你，做你认为正确的事。”科里写道。
图片来源于Discover Magazine
官宣跨性别身份，为“少数派”发声
变成“本·巴雷斯”后，巴雷斯似乎打通了“任督二脉”。他开始体会到一些“身为芭芭拉”不会注意的事。
有一次，巴雷斯受邀到一所大学做讲座。报告结束后，有同行点评：“本·巴雷斯的科研工作非常好，比他姐姐芭芭拉好多了”。
“变性以后，我终于可以完整地说完一句话，而不会被人打断。这是否说明社会对男人、女人存在不同的态度？”后来，这一思考触发了巴雷斯与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的隔空笔战。
2005年，拉里·萨默斯公开表示，女性在学术界的成就低于男性，是因为女性本来就没有这方面天赋（aptitude）。随后，还有几位教授在不同场合也发表了类似看法。
听到这番言论，巴雷斯选择正面硬杠。2006年，他在《自然》杂志发表评论文章《性别真是个事儿？》（Does gender matter？）。在文章中，他公开了自己的跨性别者身份，并结合自己的经历指出，男女在求学过程中没有明显的“成绩差异”。
他引用数据称，科学界鲜有女性，并非是能力问题，而是她们遭遇了更多的偏见、阻力、打压。在申请研究基金时，相比同等学历的男性申请者，女性的学术论文产出要高2.5倍，才可能获得同样的评分。“在哈佛读博时，我发表了6篇论文。院长、导师都认为我能获得奖学金。可评选结果却是给了1位只发过1篇论文的男同学。”
甚至，这些打击还可能来自同体系中已经取得成功的女性本身。巴雷斯建议，高校和各大机构应该在领导层增加女性数量，学术界人士应该为包括女性在内的少数群体发声。
“作为过来人，他深知女性遇到匪夷所思的差别对待时，是真恨不得立刻变成一个男人。”《发现》杂志撰文称。
图片来源于Nature
因为研究成果突出，2013年，巴雷斯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邀请他演讲、发言的学术会议更多了。巴雷斯总会在演讲中专门插入几张幻灯片，介绍自己实验室的女学生们。
“2007年，我第一次在美国神经科学学会年会上见到巴雷斯。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专业会议之一，参会者超过3万人。大家都在讲自己的最新成就。而巴雷斯用了很多时间，谈论成为一名女科学家有多难。作为女性，我被击中了。”神经外科医生布尔辛·伊基兹（Burcin Ikiz）写道。
巴雷斯支持的“少数群体”还包括亚裔。他曾多次表达不满美国学术界歧视亚裔。他也积极推动霍华德·休斯基金会在审批基金时，取消一切地域和学校限制。这大大增加少数群体和在不知名学校任职的研究人员获得经费的可能性。
布尔辛·伊基兹称：“作为科学界的新手，我天真地认为自己能在这一领域被平等对待。巴雷斯的演讲让我意识到，我是女性、少数族裔，我的科学家职业生涯会面临多种挑战。但我周围有支持我、鼓励我、追随我的人。”
图片说明：2016年，巴雷斯参加研讨会，做主题演讲“女科学家在职业生涯中面临的障碍”。/Massive Science
此生无悔
变性术后，巴雷斯很快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3年后升为正教授，然后是系主任。雄心勃勃的博士生和研究生们源源不断地加入他的实验室。
学生们爱他。每天早上，巴雷斯带着一群人骑自行车、锻炼身体。他烘焙咖啡豆，分包、发给那些在实验中给出“建设性意见”的人。
他给每位博士生和博士后建立独立的经费账户，允许他们自己申请并管理经费。他鼓励每一位学生在离开实验室时，带走自己的研究课题及所有衍生的研究材料、技术。他承诺，不会继续进行任何与这些课题直接相关的研究，以保障学生们在其学术生涯起步时，不会承受太多的竞争压力。
“他会对我们的研究提很多建议。但他平等对待我们，教我们独立思考，自己管理研究项目。”巴雷斯的学生、美国杜克大学神经生物学家卡格拉·埃罗格卢（Cagla Eroglu）说，“必须陪导师看哈利·波特系列电影，可能是'巴雷斯俱乐部’少数的强制性规定了。”
图片说明：2016年，学生们带着巴雷斯去看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Massive Science
2016年3月，巴雷斯的学生贝丝·史蒂文斯与导师的团队合作，在《科学》杂志发表研究，首次证明在阿尔茨海默病大脑斑块形成前有一个时间窗，在此期间，负责记忆和学习的大脑区域中的突触发生丢失。而C1q高表达，可能参与突触异常损失的病理过程。
就在论文发布上网的一周前，一天凌晨3点，胸口一阵难忍的疼痛将巴雷斯从梦中惊醒。他开车去看急诊。检查发现，巴雷斯患有胰腺癌，已经扩散到肝脏。
在那之前，他的身体状况已经不太理想。他被查出患有甲状腺癌，经过手术治疗得到控制。又被查出腿部静脉血栓和心脏病。
“确诊胰腺癌的第二天，本开始帮实验室所有人制定过渡计划，以确保在他去世的那一天，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好的归宿。”接替巴雷斯出任系主任的斯坦福大学神经生物学家汤姆·克兰丁（Tom Clandinin）回忆道。
病理分析显示，巴雷斯体内的肿瘤细胞携带BRCA2突变。这种突变很可能是导致他和母亲患乳腺癌的原因。但好消息是，相比其他类型，晚期BRCA2胰腺癌的治疗反应更好，患者中位生存期约为两年。
经过治疗，巴雷斯的肿瘤和转移灶都在缩小。2016年11月，他获得美国神经科学学会颁发的最高荣誉“拉尔夫·杰拉德奖”（Ralph W. Gerard Prize）。《发现》杂志称，这是他人生的又一高光时刻。
次年1月，他的博士后谢恩·里德尔洛（Shane Liddlelow）领导实验发现，星形胶质细胞能在特定情况下转化为破坏性的A1型胶质细胞，触发许多类型的神经元及少突胶质细胞凋亡。研究团队观察多发性硬化症、帕金森、亨廷顿舞蹈症和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的脑组织，发现A1型胶质细胞。“下一步计划是弄清楚A1型胶质细胞释放哪种毒素、毒性如何发作。”
到3月，贝丝·史蒂文斯启动C1q阻滞剂的人体临床试验。巴雷斯说，自己急切地想要看到研究结果，“这是我活下去的动力”。
“巴雷斯最自豪的事情，就是学生们持续做出令人兴奋的发现。”现任美国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助理教授的谢恩·里德尔洛告诉媒体。
但他没有等到答案。2017年12月27日，本·巴雷斯教授去世。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巴雷斯给所有带过的学生发信，告诉他们：“给你们写推荐信是我所剩无几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巴雷斯共培养过45名博士学生、博士后研究员。其中至少有24位大学教授，6名从业医师，6名在医药公司担任研究员。
当时，他已经不能坐在电脑前打字了。他请几位老朋友轮流来到家里，把自己以前写好的推荐信一封封调出来。老朋友们逐一念着这些信，巴雷斯口述需要更改和增加的地方，尤其是把每人最新的研究成果加进去。
《自然》在2018年的一篇追忆文章中，引用了本·巴雷斯的话：“我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我想改变性别，我做到了。我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做到了。我想研究神经胶质细胞，我也这样做了。我坚持我的信仰，并希望自己能影响现实，至少我是把钥匙，打开了影响未来的门。”
“我没有后悔。我准备好赴死。我这一生太棒了。”
资料来源：
[1].The Autobiography of a Transgender Scientist. Ben Barres
[2].Remembering Ben Barres, the trailblazing trans neuroscientist and mentor, on his birthday. Massive Science
[3].Ben Barres: neuroscientist and fighter for diversity. BMJ 2018; 360. doi.org/10.1136/bmj.k291
[4].Ben Barres: A transgender scientist shares his story. spectrum news
[5].Ben Barres (1954–2017). Nature. 553, 282 (2018). doi.org/10.1038/d41586-017-08964-1
[6].Barbara became Ben ... and suddenly 'brilliant’. The Times
[7].The Brain of Ben Barres. Discover Magazin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