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旭 ：《聊斋志异》、《红楼梦》与沈阳之关系
在中国小说史上，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与曹雪芹、高鹗的《红楼梦》分别代表着短篇与长篇小说的最高成就，而这两部著作都与沈阳有着密切的关系。
蒲松龄一生没有来过沈阳，但他晚年亲自对《聊斋志异》做过一次系统的整理校订，这就是著名的《聊斋志异》手稿本，而这个稿本归宿就在沈阳。同治九年前后，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带着手稿本来到东北，后定居沈阳。其后代蒲英灏曾在奉天将军依克唐阿帐下供职。
其间，依克唐阿提出借阅，蒲英灏不好推托，便借了上半部。依克唐阿看完归还，又借去下半部，但未及归还，便于1898年奉旨进京。1899年初，依克唐阿死于北京，下半部《聊斋志异》手稿从此失去下落。仅存的上半部手稿2函4册现藏于辽宁省图书馆。
《聊斋志异》手稿
《聊斋志异》不仅手稿本现在沈阳，而且其中《黑兽》一篇更是直接以沈阳为描述对象：
闻李太公敬一言：“某公在沈阳，宴集山颠，俯瞰山下，有虎衔物来，以爪穴地，瘗之而去。使人探所瘗，得死鹿，乃取鹿而掩其穴。少间，虎导一黑兽至，毛长数寸，虎前驱，若邀尊客。既至穴，兽眈眈蹲伺。虎探穴失鹿，战伏不敢少动。兽怒其诳，以爪击虎额，虎立毙，兽亦径去。
异史氏曰：“兽不知何名。然问其形，殊不大于虎，而何延颈受死，惧之如此其甚哉？凡物各有所制，理不可解。如狝最畏狨，遥见之则百十成群，罗而跪，无敢遁者。凝睛定息，听狨至，以爪遍揣其肥瘠，肥者则以片石志颠顶。狝戴石而伏，悚若木鸡，惟恐堕落。狨揣志已，乃次第按石取食，余始哄散。余尝谓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听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犹是也。可哀也夫！”（蒲松龄《聊斋志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46页）
这篇小说托物言志，以沈阳（笔者揣测其具体位置是辉山）一只神秘的黑兽轻易击毙一只老虎的异事引发联想，并由自然中的事物想到人间事，由老虎面对“殊不大于虎”的黑兽“延颈受死，惧之如此”，而想到“狝最畏狨”，进而想到“贪吏似狨，亦且揣民之肥瘠而志之，而裂食之；而民之戢耳听食，莫敢喘息，蚩蚩之情亦犹是也”。
其落脚点不同于《聊斋志异》中其他作品那样对横暴官吏的抨击，而是从百姓角度出发，对百姓受到伤害的原因进行分析，虽然他也说“凡物各有所制”，但也指出“理不可解”，在哀其不幸的同时，也有怒其不争的味道。
蒲松龄画像
蒲松龄的这篇小说直接以沈阳为表现对象，情节笼罩在一片神秘的气氛中，足见沈阳在当时人们心中的印象——荒凉神秘。当时有许多文人被流放到沈阳，沈阳显然在诸多文人心中是一片荒凉苦地，甚至虎豹横行。蒲松龄一向关注社会时事，并在作品中有所体现。这篇《黑兽》虽然没有出现流放文人的形象，但这种荒凉苦地的印象显然是与之有关的。
另一方面，虽然沈阳先后成为清代的首都和陪都重镇，但其文化气息显然还不是非常浓郁，甚至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朝鲜使团成员李田秀与“仲兄”李晚秀《入沈记》中，沈阳依然是一个“文化场所杂乱不堪”（赵旭、刘磊《试论<入沈记>中的沈阳文坛》，《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第3期），文人精神面貌颓废的城市。对于生活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山东地区的蒲松龄来说，表现沈阳的荒凉诡异，显然也是其文化优越心理的体现。
《江宁府志·曹玺传》
除了《聊斋志异》，被视为中国古典小说最高峰的《红楼梦》也与沈阳有着密切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首先，曹雪芹的家世与沈阳有着很深的渊源。其祖父曹寅，“字楝亭，汉军正白旗人，世居沈阳，工部尚书玺子”（赵尔巽等撰《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379页）。而清康熙六十年（1721）唐开陶等纂修《上元县志》卷十六《曹玺传》载：“曹玺……大父世选，令沈阳有声。”
此外，明朝成化二十三年《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上还有沈阳中卫指挥曹辅和曹铭的名字，这块堪称为研究曹雪芹祖籍石刻物证的碑石曾藏于沈阳北塔法轮寺碑林，可惜因长时间没有人管理而风化剥蚀严重，现存于沈阳塔湾碑林。此后，曹辅的墓又于2012年5月在沈阳大东区榆林堡地区被发掘出来。一时间，曹雪芹祖籍问题再成热点，争论日久的“丰润说”、“铁岭说”和“辽阳说”之外，大有再添“沈阳说”之势。
《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
其次，推动《红楼梦》形成完璧的倡导者，“《红楼梦》版本流传史上的标志性人物”（赵建忠《新发现的程伟元佚诗及相关红学史料的考辨》，《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程伟元也与沈阳有着密切的关系。程伟元原籍河南，后来在苏州生活过，自称“古吴程伟元”。他工诗擅画，现存画作就有为盛京将军晋昌画的《红梨主人秋风红豆图》，嘉庆八年朝鲜使团成员李海应的《蓟山纪程》中还收录了程伟元在沈阳为朝鲜人所作的一首诗：
国语难传色见春，
雅材宏度尽精神。
贱生何幸逢青顾，
片刻言情尽有真。
这“为其文化素养的多元化提供了一个佐证”（赵建忠《新发现的程伟元佚诗及相关红学史料的考辨》，《红楼梦学刊》2007年第6辑）。他曾在嘉庆五年到嘉庆七年在沈阳做过盛京将军晋昌的幕僚。
当时程伟元因为刊行120回《红楼梦》已经有了名声，晋昌对其非常器重。在沈阳的三年时间里，他和晋昌及其他诗友互相唱和，可惜的是，程伟元在沈阳所作的诗歌，除朝鲜人李海应记述的那一首外，至今尚无其他发现，但从晋昌所和的三十首题为《壬戌冬还都小泉以上下平韵作诗赠行因次之》还能窥见程伟元的才情风采。
程伟元画像（苏文绘）
此外，他还在晋昌幕府工作之余执教沈阳书院，著名诗人金朝觐就是他的学生，而且还是其入室弟子。程伟元在朝鲜也有着较高的声誉，甚至在道光九年（1829）清宣宗旻宁出关祭祖，朝鲜使臣朴来谦到沈阳谒见皇帝，心中仍然对程伟元充满敬意。他于九月初一日记载道：“曾闻沈阳多文士，谓当于留馆之时过从消遣矣。来闻程小泉伟元作故已久，潘果茹元钺、金朝觐俱游宦在外云，可怅也。”（ [朝鲜]朴来谦《沈槎日记》，载张杰《韩国史料三种与盛京满族研究》，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年版，第342页）
可见，程伟元不仅是个书商，他还是“一位兼长诗、文、画等多方面才艺的名士， 深受以宗室晋昌为首的辽东上层士大夫的器重”（马国权《程伟元在辽宁》，《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3辑）。
程伟元的艺术造诣当不低于高鹗。他在《红楼梦》的整理过程中，不仅是一个出版者，同时也是一个参与合作者。从这个角度看，《红楼梦》的著者在曹雪芹之后如果写上高鹗的名字，那么也可以加上程伟元的名字。
程伟元《红楼梦》序
第三，沈阳的子弟书、大鼓等艺术形式，对《红楼梦》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子弟书在嘉庆初年传到沈阳，影响极大。缪润绂在《陪京杂述》中说：“说书人有四等，最上者为子弟书。”（缪润绂《陪京杂述》，沈阳出版社2009年版）沈阳有许多出版子弟书的书坊，如嘉庆时期程伟元创办的程记书坊，道光年间由缪公恩创办的会文山房等。子弟书中有不少段子取材于中国古典小说，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露泪缘》
就《红楼梦》而言，最出名的子弟书段子当属定居沈阳的多产作家韩小窗所著《露泪缘》和《黛玉悲秋》。此外，《红楼梦》还被东北大鼓、京韵大鼓、梅花大鼓、河南坠子等艺术形式移植，语言更加简洁易懂。例如，在东北大鼓长篇书目中就有《红楼梦》，短篇曲目里有《黛玉悲秋》、《双玉听琴》、《薛宝钗捕蝶》、《晴雯补裘》、《紫鹃试玉》、《史湘云醉酒》和《黛玉焚稿》等。这些艺术形式通过对《红楼梦》题材的吸收，并进行了艺术再创造，不仅丰富了沈阳文坛，而且也有利于《红楼梦》在沈阳的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