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裕焜：蓦然回首：三十年学术路（上）
“时间都到哪儿去了”，我还没有觉得自己老了，但却实实在在步入老年，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
回想五十年前，北大研究生毕业时（当时北京大学本科学制五年，研究生本来三年，因为参加“社教”，延到四年，在北大共九年1956-1965）。因家庭原因，我申请去西北，分配到兰州大学。当时北京高校流传一句话：“首都一条虫，边疆一条龙”，我就踌躇满志地到了兰州大学，以为可以大显身手。1965年8月底报到，1966年2月就去一个小山村搞“社教”， “社教”还没结束，“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美好愿望，雄心壮志都成了泡影。到“文革”结束，我已近40岁，青春年华逝去了。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当我们国家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学术环境有了根本改变的时候，我和许多朋友一样，迫切地感到要迎头赶上，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首歌是那样激动人心，虽然我们已人到中年，不是“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但还是热血沸腾，“为祖国，为四化”，二十年后再相会，“我们心中可有愧”？过了20年，当我们回顾20世纪古代小说研究时，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胡适、鲁迅为代表的学者为古代小说研究奠定了基础，建立起现代的学术范式。而八九十年代是大繁荣、大发展的时期，其广度、深度都超过了二三十年代。在这个古代小说研究的黄金时期，我们这一代从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前期出生的学者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付出辛勤的劳动，做出了无愧于时代的成绩，吸引着世界汉学家的目光，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中心牢牢地扎根在中国的学术园地里。
齐裕焜先生在1985年
在八、九十年代古代小说研究的热潮中，我也自觉的投身其中。粉碎“四人帮”后，我就开始恢复业已荒疏的业务。一方面，把大学和研究生时的课堂笔记，读书笔记翻出来，整理出几篇论文。1979年发表了《略谈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一文（《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引起了学界朋友的注意，张国光等先生来信，邀请参加1981年11月在武汉举行的首届《水浒》研讨会。另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以充实自己。特别幸运的是1980年春去中山大学参加中国戏剧史研讨班。在王季思先生精心组织下，不但听了王季思、张庚等先生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同时，参加了王先生组织的《中国十大古典悲剧集》《中国十大古典喜剧集》的选编，恢复了久违的科研工作。同时也结识了李悔吾等学术界朋友，逐渐融入古代小说戏剧研究的学术圈。
齐裕焜《略谈〈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兰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回想这三十多年，我都做了些什么？取得哪些成绩？留下什么遗憾？我想作点回顾，也对今后古代小说研究提些希望。
早在北大读研究生时期，我就有一个愿望：重写一部小说史。当然，在十年动乱时期，这只是幻想。而到了八十年代，古代小说研究蓬勃发展，我参加了欧阳健、萧相恺主持的《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编写工作，大开眼界；林辰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明末清初小说选刊》、台湾天一出版社出版的《明清小说善本丛书》等让我读到过去没有看到的许多作品；参加古代小说的学术会议，深受启发，对小说史中的很多问题，有了深入的思考。如此等等，总之，编写小说史的条件逐步成熟了。从1987年起，我和陈惠琴、包绍明一起，在吴小如先生的指导下，开始编写《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1990年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史对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有继承，也有创新。正如吴小如先生所说：“是一次大胆而有新意的尝试。”（《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序）得到学术界和读者充分肯定。《人民日报》海外版、《明清小说研究》、香港《新晚报》、韩国《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等报刊都发表了评论文章。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齐裕焜主编，敦煌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这本小说史之所以获得好评，首先是因为从体例上突破了一般小说史的框架，变按历史顺序分阶段评析为分类编写的方法，即按小说类型分章叙述。全书合则为完整的小说史，分则为各类小说的演变史。我国文学史的研究往往以朝代更替的时间顺序来划分历史阶段，由于时代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潮与文学创作关系密切，这种文学史阶段的划分方法有其合理性，但文学传统的流变被朝代的更替中断为处处断流的独立存在，这样的研究未免流于片面和支零。怎样才能注意每一部单篇作品的独创而又找到它在文学史中的位置，怎样才能细致而又阔大地呈现出文学长河的处处旖旎和整体的雄浑壮大，呈现出长江后浪推前浪的历史发展的脉络？这是我多年教学科研中经常萦怀的问题。我结合学习我国古代文艺理论的文学分类与本世纪在西方重新兴起的类型批评，深受启发而发现了小说史建构的一种新体例。《演变史》，即以类型为框架来建构历史的整体。古代小说不仅类型多，而且不同类型的小说往往由于不同的文化基础或来自不同的源头而自成血脉。因而，从类型的特点和演变入手，可能更容易揭示古代小说的内在规律。《演变史》阐述了古代长篇小说发展的两条重要规律：一是同类小说的纵向延伸扩大，二是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交叉融合。前者以人情小说为例。长篇人情小说以《金瓶梅》为嚆矢，这是以一个北方市井家庭为题材的小说，是典型的暴露文学。沿着《金瓶梅》的道路，出现了《醒世姻缘传》《林兰香》《歧路灯》等家庭小说，没有写恋爱，只写家庭的矛盾和纷争，作者都是北方人，描写北国风光，风格泼辣粗犷，是《金瓶梅》的直接传派。《金瓶梅》中自然主义的描写，引发了《金瓶梅》的第一个分支，即猥亵小说，现在多称艳情小说。在明代晚期社会颓风的影响下，这类小说虽然在文化史上有意义，但毕竟格调低下，如《肉蒲团》《灯草和尚》等。《金瓶梅》发展的第二个分支是才子佳人小说，歌颂才子佳人的理想，只写恋爱，不写家庭生活，到“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就戛然而止。作者多为南方人，描写南方风光，风格典雅秀丽，如《平山冷燕》《玉娇梨》等。而《红楼梦》是人情小说的最高峰，熔家庭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于一炉，把恋爱婚姻和家庭生活结合起来，把暴露文学与理想文学结合起来，把北方的雄浑风光和南方的秀丽景色结合起来，集大成而成就为一部不朽杰作。此后，在《红楼梦》的影响下，才子佳人小说演化为狭邪小说，写婚外恋和同性恋，如《品花宝鉴》《青楼梦》等。到了民国初年，狭邪小说又演变为鸳鸯蝴蝶派。另外，在《红楼梦》影响下，有意无意地与《红楼梦》唱反调，把儿女情与英雄气相结合，把人情小说与侠义小说相融合，发展为儿女英雄小说，如《儿女英雄传》等。若按以往的小说史写法，这些内容势必分别置于明、清两个不同时代的不同章节中，比如对于《金瓶梅》、才子佳人小说和《红楼梦》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在高度评价《红楼梦》的时候，便有可能忽视《金瓶梅》尤其是才子佳人小说在人情小说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和应有的文学地位；现在将它们归入“人情小说”一章里叙述，其中的演变规律和历史传承变得一目了然，相关作品也就获得较为公允客观的评价，如《林兰香》作为《金瓶梅》到《红楼梦》之间的重要一环，在《演变史》中得到重视。
不同类型小说的横向交叉融合现象非常常见，如上述儿女英雄小说就是人情小说与侠义小说的类型融合。又如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相结合，产生了公案侠义小说，如《施公案》《三侠五义》等；讽刺小说与神魔小说相结合，产生了《镜花缘》；才子佳人小说与神魔小说相结合，产生了《野叟曝言》。晚明以后，大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中融入人情小说的因素，如《水浒后传》《绿野仙踪》《梼杌闲评》等。
《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修订本，齐裕焜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其次，点面结合，内容丰富、翔实。改变过去小说史只重于名家名著的介绍和评论，《演变史》重点描述各类小说演变的轨迹和阐明其发展规律，尽可能涉及过去为人们所忽略的作品，对几部名著只着重阐述它们在小说史上的贡献。如对《三国演义》，认为它是“乱世英雄的颂歌”，人心、人才、战略是夺取胜利的根本，有永久的启示意义：着重从“类型化艺术典型”、“虚实结合的辩证艺术”等角度分析它的艺术成就；分析《水浒传》复杂的思想内容，认为是农民阶级、市民阶层和进步的知识分子思想的多层次的融合；从人物形象的民族性格、表现方法的民族风格、优秀的语言艺术等方面分析它鲜明的民族特色；从“寓庄于谐”等方面论述《西游记》对立统一的辩证艺术。“对《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则由于撰写人对作家与作品做了深刻细致的钻研分析，因之得出仿佛出人意外、而实际上却是有根有据的新的结论”（《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序）。对这些名著没有全面论述，避免与其它小说史、文学史重复。因此，现在包括《金瓶梅》在内的七部名著，只占全书四分之一的篇幅；对其它作品较之过去的小说史著作则有较多的论述。像《孙庞演义》《乐田演义》《西汉通俗演义》《警世阴阳梦》《梼杌闲评》《辽海丹忠录》《五虎平西前传》《五虎平南后传》《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女仙外史》《雷峰塔传奇》《金云翘传》《斩鬼传》《何典》《常言道》《永庆升平》《圣朝鼎盛万年清》等等，都在其中得到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和相应的评价。特别是在经过“文革”的禁锢之后，介绍这些作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使读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面貌有一个系统的了解，引导读者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总之，这部小说史体例较新，涉及面宽，而篇幅适中（45万字），对专家来说，可能太简略，但对初学者起了引导入门的作用，因而受到欢迎。25年来多次重印，最近经过较大修改，修订本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研究古典文学，要保持一种开放的胸襟和创造的生机。文学的类型研究有利于在联系与对比中说明艺术的超越与独创，有利于艺术发展的总体趋向的有效呈现。而文学史是一条不间断的长河，任何新的创造都既是对传统的超越又是对传统的继承。但学界分工细致，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研究各守疆界，如何贯通古今、古为今用是我长期思考的问题。我尝试打破古今局限，因此，与陈惠琴合作编写了《中国讽刺小说史》。此书力求打通古、近、现三代的隔离、就从古代写到1949年，试图通过展示讽刺小说从萌芽到繁荣、从低谷到高峰的消长起伏、更迭逆转的动态过程，揭示讽刺小说独特的发展道路和演变规律；不但论述了古代讽刺小说，还涉及近现代众多作家作品，如李涵秋、鲁迅、叶圣陶、巴人、老舍、废名、沈从文、张天翼、沙汀、钱钟书、张恨水等等，分析了讽刺小说的四种喜剧形态：机智、荒诞、幽默、滑稽；还提出《儒林外史》、《阿Q正传》和《围城》是中国讽刺小说的三座里程碑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中国历史小说通史》，齐裕焜著，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我还和课题组的同志们一起撰写了《中国小说通史系列丛书》（共5本，1997至2000年间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分体通史，从古代写到当代，即到2000年前后。由《神怪小说通史》（欧阳健著）、《人情小说通史》（陈节著）、《英雄侠义小说通史》（陈颖著）、《社会小说通史》（游友基著）、《历史小说通史》（齐裕焜著）五本组成，进一步打破隔离，研究小说的古今转换与创新。我在《历史小说通史》中对古代到现代关于历史小说的论争作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历史小说的概念提出了较为科学的界定，指出历史小说在客观上具有普及历史知识、树立人格榜样、展示历史文化景观等一系列不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小说有责任尊重与维护历史的严肃性；同时，历史小说又是文学的一种，应当遵循文学艺术创作的规律，文学家可以用自己的历史观来重新审视史料，从而用独特的视角来揭示历史的深刻内涵，在主要人物和事件不违背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对历史进行总体的审美把握，遵循艺术的创作规律，进行重新建构。历史小说是中国小说中数量最为繁富的一类，我在书中描述了历史小说变迁和纵向发展的轨迹，又从类的特征的横向角度对各种类型的作品进行介绍和评析，除古代历史小说外，还论述了近现代（包括台港）很多历史小说，如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凌力的《少年天子》、刘斯奋《白门栁》以及影响很大的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唐浩明的《曾国藩》《旷世奇才—杨度》等。
当然，话说回来，虽然我是把古代小说研究延伸到现当代的提倡者、实践者，但是我没有完成任务，没有能够深入揭示古代小说和现代小说在文化精神和艺术表现上的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对现当代作品还只停留在作品介绍的水平上。最近因为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有的学者探讨了《西游记》、《聊斋》、《红楼梦》等古代小说对莫言小说的影响。我以为研究古代小说对现代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建设包括文艺创作的作用应该成为古代小说研究者的一个选项。
2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变化剧烈、发展迅速的一个世纪，中国的学术研究从学术观念到著述形式逐步建立起现代学术思想研究的体系。世纪之交，对20世纪学术成就作一总结性的审视，并由此对21世纪的学术研究作出期许和建议，成为学术界、出版界共同的选择，出版了多种学术史著作。福建人民出版社请傅璇琮先生主编了《二十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其中《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6月版）由我和王子宽合作完成。面对浩如烟海的小说研究论着，如何安排本书的体例非常关键，我认为，如果先写一个总论，然后几大名著一部一部介绍，其它小说归类介绍，这种写法比较容易，但时代和学术流派就不那么分明。20世纪的小说研究与时代思潮、社会政治密切相关，因此，我决定按照时代顺序把20世纪的小说研究分成三个大的阶段，即1949年之前，1949年到1976年，1977年以后。在这样时序分段的基础上，再把小说研究分为资料、考证、索隐、通史、文学批评这么几种研究派别，一一梳理。同时，本着著史的求真原则，对于20世纪小说研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学术争论，尽可能比较客观地介绍争论双方的观点。本书结束语，从深层的理论思考、求实的基础工作、深入的专题研究、广泛的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提出了开创21世纪小说研究新局面的构想和建设性意见。
《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齐裕焜、王子宽著，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水浒传》和《红楼梦》是两部与政治、文化思潮联系最紧密，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而《水浒传》比《红楼梦》的命运更曲折、更复杂、更富戏剧性。因为《水浒传》写的是最敏感的政治斗争、武装斗争的题材，因此，它不可避免地和中国的社会变革、政治斗争、思想文化思潮的变化联系在一起。在它开始广泛流行的明嘉靖、万历时期就争论不断，或被称为颂扬“忠义”英雄的杰作，或被认为是“诲盗”、“坏人心术”的坏书，被咒骂、被禁毁。在晚清到新中国成立前，虽然还有批评的声音，但肯定它则是主流意见，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提倡自由、平等的社会主义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先被公认为“中国农民革命的伟大史诗”，后在“文化革命”中又成为歌颂“投降派”的“反面教材”。粉碎“四人帮”之后，思想解放，拨乱反正，在肯定《水浒传》的前提下，出现了多元的解读。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一股思潮，《水浒传》又成为鼓吹“血腥暴力”的典型，成了中国人的“地狱之门”。《水浒传》就像过山车，大起大落，请问中国乃至世界上有几部作品像它这样命运如此曲折，评价如此反复？因此，梳理《水浒传》的研究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对研究中国的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是重要的参照系；探讨它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正面或负面的作用也是十分必要的。我们想《红楼梦》有好几部研究史，《水浒传》也应该有一部研究史，于是就和冯汝常等几位学生一起撰写了一本约五十万字的《水浒学史》（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上海三联书店2015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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