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毅中：反两纲的斗争——漫谈从《宣和遗事》到《水浒传》的演化
《宣和遗事》的主题，以反对花石纲、生辰纲为中心，批判宋徽宗和蔡京等奸臣贪官。
方腊起义时曾发表宣言，以反对花石纲为目标，提出了斗争纲领。他号召群众起义时说：“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弗堪。诸君若能仗义而起，四方必闻风响应。旬日之间，万众可集。”
事实果如他所说，起义军迅速扩展，声势浩大（见于方勺《泊宅编》附《清溪寇轨》）。
《泊宅编》
《宣和遗事》也披露了一些实况：“时方腊家有漆园，常为造作局多所科须，诸县民受其苦。两浙兼为花石纲之扰。腊以妖术诱之，数日之间，啸聚睦州青溪帮源洞，响聚者数万人，以诛朱勔为名，纵火大掠，驱其党四出。”
书中有多处批判徽宗征收花石纲的文字，如太学生邓肃在诗中讽刺徽宗建造艮岳说：“灵台灵囿庶民攻，乐意充周四处同。但愿君王安百姓，圃中何日不春风。”邓肃为此诗几乎被蔡京杀掉。
后来太学生陈东上书宋钦宗请杀六贼，也把矛头指向花石纲，这里按《宣和遗事》所引的话（史书所载太详）：
士礼居藏本《新刊宣和遗事》
可见反对花石纲的不仅是农民群众，还有一部分中小地主和文人学士。
这是一次广大群众的政治运动，包括了武装起义。而朱勔就是蔡京所提拔的党羽。方腊起义军曾挖了蔡京的祖坟，也是一种报复。
《宣和遗事》所收的宋江三十六人故事，把杨志等十二人起义原因归于失落花石纲，到《水浒传》里却把它淡化了。因为要肯定宋江打方腊的正当性，竟掩盖了这次农民起义的根源，但也适度反映了花石纲罪案的主犯是宋徽宗。
《水浒传》除了保留着杨志因失落花石纲而得罪的线索，还有一个孟康，原是造运花石纲船的技师，因为“要造大船，嗔怪这提调官催并责罚，他把本官一时杀了”，才逃走绿林安身。这里对花石纲只是轻描淡写地带上了一笔，比《宣和遗事》是大大淡化了。
《宣和遗事》里杨志等十二人，是押送花石纲的武官。到了《水浒传》里，除了李进义变为卢俊义，王雄变为杨雄，张青变为张清（身份没改），穆横变为穆弘，出身也有变异，如李应变为李家庄庄主，但其馀八个还是官府的武将，他们不是农民或游民出身，还是小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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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二个首领，只是由花石纲事故造成的公案才逼上太行山的。其中病尉迟孙立可能因花石纲失事，没准时到达，杨志在颍州等待孙立，阻雪被困，由卖刀而杀了恶少，被判刑发配。
随之，孙立又因救杨志而与李进义等杀了防送军人，劫了杨志同往太行山落草为寇。追根究柢，起因还是花石纲这一荒政，而罪魁祸首正是宋徽宗。他们不仅是官逼民反，而是官逼官反，这部分起义将领对招安比较容易接受，留下了后来起义失败的根子。
《宣和遗事》里一再提花石纲事件，把它作为方腊起义的导火线，祸国殃民的大事件，这是很突出的。在书前的标目里就列有“张阁知杭州兼花石纲事”、“朱勔因花石纲得幸”、“杨志等押花石纲违限配卫州”、“罢花石纲下诏求直言”四条；正文里有张阁知花石纲事，朱勔进贡花石纲、太学生邓肃咏诗讽刺花石纲，方腊宣言反对花石纲，杨志等押送花石纲违限等。
书中引吕中《大事记讲义》也批评花石纲激两浙之盗起，特别是太学生陈东上书请杀六贼，有大段文字指责朱勔进花石而虐民（见上），可见花石纲在宋代民众心中的地位。
《大事记讲义》
佚名《南渡录》里有一段骨碌都对宋钦宗说的话：“吾本姓王，河洲人也。汝父子为官家，尝运花石纲，役使天下人，苦虐不堪言。今至此，天报耳，尚何怨耶？”就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间的呼声，但《宣和遗事》却没有采用这一段。
宋江三十六人上梁山的起因则是生辰纲引起的。《宣和遗事》所收宋江故事说是晁盖等八人劫了梁师宝送的生辰纲，然后上了梁山泺。《水浒传》里吴用智取生辰纲，与《宣和遗事》一脉相承。但把失落生辰纲的责任也转嫁给了杨志身上，却是一大发展。
蔡京是个大贪官，如王明清《挥麈馀话》卷二所载：
《挥麈馀话》
光是寄给海盐亲属家的金银寳货就有四十担，比梁中书的生辰纲多了三倍。至于巨舰运载的当然还要多出许多。蔡京家里藏的财宝，几乎无法计算，他家鸣銮堂就极其豪华，宋徽宗常去他家，亲自给他写了《鸣銮堂记》（见《鸡肋编》卷中）。
蔡京的豪富，屡见于宋人笔记。他的财富，除了宋徽宗的赐与，大概就来自以“祝寿”为名的生辰纲。
元末明初人瞿佑《归田诗话》卷中《周公礼乐》说：
《归田诗话》
蔡京生日，天下郡国都要送礼，这事直到明初瞿佑时还在传说。“太师生辰纲”的故事，在民间广泛流传，可能就是由宋江故事所造成的。借过生日收贿，是贪官们的惯技。
《金瓶梅词话》里也有很详细的描写，小小一个清河县里的商人西门庆也要一再给蔡太师送“生辰担”大礼，买到了一个理刑副千户的官衔，这也是从《宣和遗事》衍生出来的情节。
再看，蔡京的姬妾非常多。据王明清《挥麈后录》卷八记载：
于此可见人民对蔡京的愤怒。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又载：
《墨庄漫录》
蔡京家的豪富，从他家的厨房可见一斑，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六《缕葱丝》记载：
《鹤林玉露》
就是说，蔡京家厨房里专做包子的的人就有好多，分工很细，有专门切葱丝的。据明顾起元《说略》卷25说：“蔡太师京厨婢数百人，庖子亦十五人。”“庖子”应即指包子厨。又说：“蔡京每杀鹌辄千馀。”可见其豪华的生活享受。
《宣和遗事》所收宋江故事，只说北京留守梁师宝派县尉马安国押送蔡京生辰纲，被晁盖等八个大汉劫了，没提到梁师宝和蔡京的关系，也没提到杨志。
到《水浒传》里，把失落生辰纲和失落花石纲的的公案都集中在杨志身上，这是又一次发展，对杨志这个人物做了精致的描塑。
吴用智取生辰纲是晁盖等对蔡京的一次报复性打击，《水浒传》里刘唐、公孙胜一再说这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虽然比《宣和遗事》的批判已经有所弱化，但书中多次出现蔡京及其子婿的身影，如送生辰纲的梁中书，是蔡京的女婿。他是大名府知府，后来成了北京留守，又抓了卢俊义和石秀，引起一场大战。卢俊义和他有血海冤仇，也可说是梁山泊的死对头。梁中书是蔡京的代理人，多次与梁山泊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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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江州府的知州，是蔡京的第九个儿子蔡德章（这是虚构的，按《宋史》蔡京只有八个儿子），就是迫害宋江的主犯。闹江州部分的故事，由宋江发配江州开始，到白龙庙小聚会，实际上是宋江上梁山的关键情节。
在此以前，宋江一贯奉行忠孝，遵守朝廷法度，坚决不肯留住梁山泊，想得到赦免之后，还乡当良民，做一个服侍父亲的孝子。但是偏又碰上了蔡九和黄通判，造成弥天大罪，几乎刑场正法。这就构成了宋江和蔡京的矛盾，才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
第五十八回，抓了史进、鲁智深的华州贺太守，是蔡京的门人，“那厮为官贪滥，非理害民”，强抢了王义的女儿，引起史进的义愤，要刺贺太守被捉，才发生了吴用赚宿太尉金铃吊挂的一段故事。
这贺太守也是蔡京的爪牙，横行不法，激起了江湖英雄的众怒，闹华山在《水浒传》里是一大关目，和蔡京也有间接关系。
这一段史进上梁山的情节，可能是较早就有的，而整合入《水浒传》则较晚（参看拙作《宋元话本与<水浒传>》，载《文学遗产》2019年3期），所以史进的赞词《临江仙》直到第五十九回才出现，“久在华州城外住，旧时原是庄农”，显得晚了。
《宋元小说研究》
接着芒砀山故事与第二回的少华山故事出现了一些重复的文字，因此马幼垣先生认为芒砀山故事原应在少华山故事之前（见《水浒二论·从朱武的武功问题和芒砀山事件在书中的位置看<水浒传>的成书过程》），似可存疑。
闹江州不仅是宋江个人和蔡氏家族的冤仇，而且也是梁山好汉乃至广大民众和蔡京等六贼的矛盾。直到最后，高俅设计诬陷，假名赐酒毒杀宋江等人，也往往有蔡京、童贯等人的参与。
我们要注意，在浔阳楼题反诗之前，蔡京已经写信通知蔡九，要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嫌疑犯，也就是说，蔡京已经认定宋江是危险人物，是民间传说中呼为保义的群众领袖，要各地官府通辑的要犯。
这谣言前两句与《宣和遗事》里玄女娘娘天书上写的预言基本相同。原文是：“破国因山木，兵刀用水工。一朝充将领，海内耸威风。”后两句《水浒传》改作“纵横三十六，播乱在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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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蔡京通辑宋江，早在宋江题反诗之前。似乎蔡京对宋江早就有所了解，并不止是杀阎婆惜的罪案，私放晁盖的公案并未败露，不过《水浒传》的编次者没有交代清楚（元人《大劫牢》杂剧里宋江自白说是烧了官房获罪）。
宋江酒后吐狂言，把隐藏在心底的野心和怨气都写上了粉壁，就给黄文炳题供了罪证。
这和此前宋江的言行大不相同，他一再说要遵从父亲的教训，恪守国家法度，尽忠尽孝，否则就是“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因此刺配途中有意绕避梁山泊，被刘唐截住后还是坚决要走；后来又拒绝李立的建议，不肯留在揭阳岭。
我怀疑题反诗之前原来宋江故事还有一段受迫害的情节，才激发了宋江的凌云壮志，酒后吐露了真情，但在整合中却漏失了。否则为了插入闹江州的一段故事，配合蔡京的通辑令，主动给黄文炳提供罪证，编次者竟不顾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让宋江先题反诗，未免太突兀了。
然而，《水浒传》还是把宋江上梁山的契机和“生辰纲”连接上了。起因是放走了劫取梁中书生辰纲的晁盖一伙，才有刘唐下书，引起阎婆惜的威胁要挟，迫使宋江杀了阎婆惜，犯了命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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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度逃奔波折，最终因为蔡京写信给儿子蔡九知府要抓“耗国因家木，刀兵点水工”的嫌疑犯，迫使宋江要报冤仇，杀了黄文炳全家，彻底断了退路，不得不上梁山当首领了。
那个蔡德章，在派戴宗去向蔡京送家书时，也忘不了还要打点金珠宝贝，作为六月十五日的“生辰纲”呢。蔡京的生辰纲，贯穿着梁山泊的斗争，链接了晁盖、宋江两人的人生道路，也始终围绕着惩贪反腐的主题。在这点上，《水浒传》还是继承了《宣和遗事》的反两纲斗争的。
当然，《水浒传》成于众手，整合者有意制造悬念，插增情节，往往对底本会有所增删。后面宋江上梁山之后，忽然又请假回家探望父亲，就是为了追补宋江还道村受九天玄女天书的情节。
这一节在《宣和遗事》里本来是紧接杀阎婆惜之后，宋江躲入屋后九天玄女庙，才得到了天书和三十六人名单。到《水浒传》里，整合者觉得这一情节不应舍弃，又大加改造，删掉了三十六人的名单，保留了三卷天书，又增添了“替天行道”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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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把高俅作为反面人物的代表，集中于宣和年间消灭梁山起义军的罪案，没有讲到靖康之乱北宋灭亡的大事变，所以没有像《宣和遗事》那样着重批判徽宗和蔡京。
方腊起义是声势较大的一次农民起义，但很快就被镇压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就成了“不替天行道”的强盗。方腊的失败，可能在战略上没有像朱升那样的谋士。元末朱元璋起义的成功，就在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而方腊则反其道而行，没能取得更多的联盟。
从政治大势看，宋江三十六人起义只是一次较小规模的没有成功的反政府战乱，很快就平息了。而宋金对峙的百年局面，是更大的国家祸乱，更值得关注。
《水浒传》吸收了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成果，加工塑造了好多英雄人物的形象，在《宣和遗事》的基础上纂修成了中国第一部长篇白话小说。这是伟大的成就。
我们把它称为经典著作，首先是因为它传承了反两纲的精神，坚持了反腐惩贪的主题，批判了徽宗皇帝和蔡京、高俅等高官大臣。虽然受了弟兄结义盟约的约束，多数人盲从宋江的“忠义”观念，终于走上了招安道路，但也揭露了奸臣当道的黑暗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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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批评《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实际上骂贪官也骂了皇帝，至少是被奸臣掌控了政权，皇帝是最高决策者，怎能没有罪责呢？
《水浒传》第六十四回，宋江对关胜说：“盖为朝廷不明，纵容奸臣当道，谗佞专权，设除滥官污吏，陷害天下百姓。”
第六十五回宋江对索超说：“盖为朝廷不明，纵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酷害良民。”
“朝廷不明”就是说皇帝不明，纵容奸臣污吏，祸害天下百姓，这也就是骂了皇帝，不过留有馀地，还保留了对皇帝的幻想。这是宋江的局限，也反映了书会才人的局限。
而从作品的实际描写来看，对徽宗皇帝的批判，还是相当尖锐的，比起此前的诗文词赋和小说，已经有了很大的突破，只是比《宣和遗事》略有逊色。
《宣和遗事》里却真骂了皇帝，称徽宗是“无道的君王”，说：“今日话说的，也说一个无道的君王，信用小人，荒淫无度，把那祖宗浑沌的世界坏了，父子将身投北去也，全不思量祖宗创造基业时，直不是容易也。”又说：“敢破家丧国天子，是甚般聪俊，何事不理会！”
《宋元平话集》
正因为骂了徽宗皇帝，还披露了许多宫廷丑闻，所以《宣和遗事》的后半部，在南宋时代就不可能用于场上演说，因而在底本上就没有加上诗赞和说话人的套话。
直到第十段康王南渡的部分，才加上了“且说康王自靖康元年二月初二日使斡离不军营……”这段叙事后又加上“真是：龙离铁网归深海，鹤出金笼翔远霄”一联，回到了话本体格式。所以，鲁迅所指的《宣和遗事》第九段，有可能是另一个编者插增的。
《宣和遗事》所收的宋江三十六人话本，基本上可认为是南宋作品。完全可以按照朱东润先生《宋话本研究》的意见：“南宋人所作的话本，即使在1276年临安陷落，或1279年崖山失败以后，也算是宋话本。
这个正同文天祥、谢翱、林景熙、刘辰翁、张炎、郑思肖这些人后期的作品，也算是宋人作品一样。”（《中西学术》2，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11月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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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水浒传》传承了《宣和遗事》的反两纲斗争的精神，对宋徽宗和蔡京等奸臣贪官作了尖锐的批判，歌颂了“广行忠义，殄灭奸邪”的侠义英雄，成为反传统的文学作品，是第一部代表平民文化的长篇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了划时代的里程碑。
其次，根据现有的文献史料，宋江确曾受了招安，随同官军讨伐方腊。《宣和遗事》也说到：“后遣宋江收方腊有功，封节度使。”《水浒传》忠于史实的素材，写了梁山泊好汉受招安的结局，这是难以更改的。但打方腊的结局只能是自取灭亡。
不管这一部分和前面部分的作者是否一人，这个结局对宋朝政府的阴谋毒计揭露得比较尖锐，对招安道路批判得比较深刻，对后来的农民起义军是很好的反面教材。因此，百回本的《水浒传》基本上是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杰作，这是在宋元话本基础上纂修而成的中国文学经典。
再次是在一定程度上宣扬了梁山好汉们“替天行道”的侠义精神。为什么宋元时代的平民群众对三十六人如此喜爱，采取了歌颂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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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末元初人龚开《宋江三十六赞》序说：“宋江事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着，虽有高如李嵩辈传写，士大夫亦不见黜。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之画赞，以未见信书载事实，不敢轻为。……”
他“壮其人”的原因大概是出于肯定宋江“不假称王，而呼保义”，因而“士大夫亦不见黜”。但民间的“街谈巷语”中为什么不赞扬打方腊真有功的王禀、刘镇等大将呢？
民间广为流传的三十六人故事，在《宣和遗事》里可以看到一些梗概，并没有宣扬他们收方腊的事，而是从一个侧面写了反两纲的斗争，还由九天玄女在天书中授命，委任宋江为帅，“广行忠义，殄灭奸邪”。这“奸邪”不是指方腊，指的是蔡京、童贯、朱勔等六贼，甚至还包括宋徽宗。
《水浒传》里九天玄女给宋江加上了“替天行道”的使命，能替天行道的是什么人呢？按宋代官制，“保义郎”只是正九品的小武官，不可能有“替天行道”的权力。而“呼保义”更是名誉职称，实际上正是“假称王”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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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里有一点世外桃源的空想社会观念，第七十一回里的梁山泊赋赞，就有一些“替天行道”的气势：“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人人戮力，个个同心。休言啸聚山林，真可图王霸业。列两副仗义疏财金字障，竖一面替天行道杏黄旗。”后来李逵要砍倒杏黄旗，就因为宋江违背了“替天行道”的宗旨。
所谓“替天行道”，如果从道家的思想来解释，就是“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与天地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老子》第七十七章）梁山好汉们大体上是主张“劫富济贫”，是“损有馀而补不足”的行为。
《宣和遗事》里九天玄女给宋江的天书，只说要“广行忠义，殄灭奸邪”，主意是“殄灭”那些奸臣邪党。
《水浒传》第四十二回九天玄女嘱咐宋江说：“汝可替天行道为主，全忠仗义为臣，辅国安民，去邪归正，他日功成果满，作为上卿。”就改变了主意，“为主”之后又要“为臣”，“去邪归正”，也可以做上卿大官了。这是对“替天行道”的曲解，误导了宋江和大多数的梁山英雄。
《孤本元明杂剧》
元人杂剧，有许多作品敷演了梁山好汉的侠义故事，接过了九天玄女“替天行道”的口号，把梁山泊改造成主持正义的道德法庭，替人民除暴安良，申冤理狱。
比较典型的如佚名的《鲁智深喜赏黄花峪》杂剧，演的是蔡衙内强夺了刘庆甫的妻子李幼奴，刘庆甫上梁山告状，宋江派李逵去打探，救出了李幼奴。最后又由鲁智深去把蔡衙内抓上梁山，宋江下断判决，杀了蔡衙内。
这就是一个理想的“替天行道”的道德法庭。受害的平民无处诉冤，只能上梁山去告状了。
在小说戏曲里，宋江三十六人像是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周文王（相传虞、芮两国争田，不找商纣王而找周文王判断），成为与宋皇朝并立的一个民间政权，广大民众已经归心于梁山了。可是宋江不想“缓称王”，而是“不假称王”，甘心当个“保义郎”级别的小官。
馀如佚名的《争报恩》杂剧，演关胜、徐宁、花荣三人先后下山打探军情，因病滞留，遇上赵通判的妻子李千娇救助，还认为兄弟，送给关胜、徐宁各一只金钗；赵通判的管家丁都管与赵妾通奸，反告李千娇与人通奸，屈打成招，即将处刑，关胜等三人来救，并调解李千娇与赵通判和好。这三个好汉竟成了报恩救命的清官。
《李逵负荆》
至于康进之的《李逵负荆》杂剧更是写了李逵的正直无私和宋江、鲁智深的坦率认真，最后被害人王林上山告状，又由李逵抓到了罪犯，辨明疑案。这几个杂剧都是由宋江出场作了最终判决，俨然是为民作主的大法官了。
《水浒传》第七十三回李逵负荆的情节与杂剧大体相同，但没有王林告状的情节，第七十四回还加出了李逵到寿张县假扮知县，也算当了一回法官，不过是胡乱判案，大闹公堂。
马幼垣先生认为这些杂剧都早在《水浒传》成书之前（见《水浒论衡·从招安部分看<水浒传>的作者问题》）。
我还想保留一点异议，因为元代可能还有不少演说梁山故事的小说家话本，是《水浒传》和元人杂剧共同的素材资源。况且元代早期的杂剧故事，并不排除元末书会才人可以整合成书。
我已提出最主要的整合者，应是《水浒传》引首《临江仙》的作者，他大概是元末人（见拙作《宋元话本与<水浒传>》，《文学遗产》2019年3期）。
最后，历史上宋江三十六人的活动，与方腊起义大致同时，可能略早于宣和二年十月，如果受招安后收方腊有功，那么早在宣和三年八月以前宋江就已归附朝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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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把宋江收方腊得胜回朝的时间延迟到了宣和五年九月，“为主”的时间还是很短，为什么三十六人的影响却如此之大？
除《宣和遗事》所收的三十六人故事之外，画家李嵩等传写了三十六人像，龚开（圣与）写了三十六人赞，罗烨《醉翁谈录》记载了《青面兽》、《花和尚》、《武行者》、《石头孙立》等小说家的话本，对宋江以外的好汉做了各别的传记。其中鲁智深、武松正是梁山上反对招安的代表人物。
龚开说:“余然后知江辈真有闻于时者。于是卽三十六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一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厚之心也。余尝以江之所为，虽不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者，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可也。古称柳盗跖为盗贼之圣，以其守壹至于极处。能出类而拔萃若江者，其殆庶几乎！”
他肯定的是宋江“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就是说他“不假称王，而呼保义”，愿为宋朝的忠臣。这是在宋末元初时对挽救南宋皇朝的一种期望和幻想。
《古代小说丛考》
历史上梁山好汉的幸存者，可能曾参与征辽和抗金的战斗。后来又成为河北忠义军的一支力量，如张青、杨志、关胜、张顺等，在史书上还留有一些痕迹。余嘉锡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实》已作了详细的考证。
其中有些线索，可能寄托了南宋人民的记忆和怀念。如在史书中就有曾抗辽的杨志、抗金的张青、抗伪齐而被杀的关胜、抗元而牺牲的张顺等同名人，有人据此认为它反映了太行山忠义社抗金的史实。
《宣和遗事》里就说到，晁盖“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个，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山泺去落草为寇”。这句话曾引起读者疑惑，太行山和梁山泺不在一起，怎么合伙了？原来宋金对抗时期太行山忠义军可以渡过黄河到梁山泺打游击战，配合岳家军抗金。
岳珂《金佗续编》卷十一记载：
《金佗续编》
这个梁小哥即梁兴（一作梁青），他的活动就跨越了山东、河北两路。《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也有梁兴的事迹，称“太行山忠义社梁兴”，官至“亲卫大夫忠州刺史鄂州驻札御前选锋军同副统制”。“兴自太行山率其徒奔岳飞于江夏。从军凡十年”。他的活动实即反映了杨志等为太行山抗金忠义军的的前身。
宋江三十六人，本来横行于河朔、山东，“转略十郡”，采用的是游击战术，也可以从太行山渡河到梁山泺，南北配合。《水浒传》虽把宋江等的根据地放在梁山，但也捎带写到了抗金的后话。
第一百回提到呼延灼“后领大军破大金兀朮四太子，出军杀至淮西阵亡”。“只有朱仝在保定府管军有功，后随刘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军节度使。”
元代的说话人对梁山英雄始终采取了歌颂的态度，也寄托了恢复宋朝的希望，所以天都外臣（汪道昆）《水浒传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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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忠义水浒传序》则进一步说：“施罗二公身在元，心在宋，虽生元日，实愤宋事。是故愤二帝之北狩，则称大破辽以泄其愤；愤南渡之苟安，则称灭方腊以泄其愤。敢问泄愤者谁乎？则前日啸聚水浒之强人也。欲不谓之忠义不可也。”
《水浒传》传承了《宣和遗事》反两纲的孤愤，也传承了抗金复国的心史，既肯定了宋江的“忠义”，又深深同情地表彰了反招安的代表人物鲁智深、武松、李逵、燕青等。这也是不能忽视的一面，值得继续探讨的。
《水浒传》当然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局限，特别是残暴血腥的过度报复，恐怕对“少儿不宜”，但总的成就是正面的，因此我还是愿意向青年人推荐这部经典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