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怀明：私人书坊——中国古代小说生产与传播的关键一环
中国古代小说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同时也是提供精神消费的商业产品，这已逐渐成为学界的共识，不了解这一点，对古代小说发展演进过程中出现的许多特点和现象就难以弄清，比如《水浒传》繁简本的问题、小说作者、评点者署名的混乱问题、作品流派集中出现的畅销书问题等等。
《〈水浒传〉版本知见录》
以往的研究往往强调古代小说作品的文学特性，强调作者的主体性与读者的接受，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其商品特性，忽视了连接作者与读者的重要环节，那就是书坊。这样对古代小说的认识会有失偏颇，也难以深入。
这是所说的书坊是指由个人经营的、以刻书、售书为主业的手工作坊，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发展演进与书坊业的兴衰密切相关，尽管古代刻书还有官刻、家刻等类型，也都曾刊刻过一些小说，不过总的来看，这种以牟利为目的的私人书坊与古代小说的关系最为密切。
私人书坊从其产生之日起，就与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演进结下不解之缘，彼此间的关系应该从宋元时期说起。宋元时期是通俗小说特别是话本小说的一个兴盛期，同时也是私人书坊获得较大发展的一个时期。唐五代时期虽已有雕版印刷，但主要用以刻印佛经，且刊印的数量有限，商业化程度不高。
《蒙元版刻综录》
以牟利为目的的私人书坊是在宋元时期产生的，这是印刷业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些精明的书坊主从一开始就将目光投向新兴的民间文艺——话本小说。说话本为民间表演艺术，既然是表演，就会受到艺人、演出时间、场地、观众等客观条件的限制，因而也就产生了阅读的需求，正是这种阅读需求催生了话本小说，使其从场上走向案头。
在这一过程中，刚刚兴起的私人书坊及时抓住商机，将话本小说推向市场。正是这些私人书坊使话本小说得以广泛传播，凭借新的文献载体保存下来，至于当时到底刊刻了多少种话本小说作品，因文献缺乏，难以确知，不过从今天还能看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全相平话五种、《至元新刊全相三分事略》、《红白蜘蛛》等不难想象，其数量应当是比较可观的。这些书坊大多分布在南方如杭州、建安等地。
到了明清时期，无论是官方刻书、私家刻书还是书坊刻书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形成了建阳、南京、苏州、杭州、北京等多个区域性刻书中心，并出现了一些以刊刻小说、戏曲为主的私人书坊，如周曰校万卷楼、建安双峰堂、金陵世德堂等。
《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
这一时期通俗小说与出版业的关系更为密切，据程国赋在《明人书坊与小说研究》一书中统计，明代刊刻小说的私人书坊至少有一百八十多家，这些书坊刊刻了四百多种小说作品，由此可见明代私人书坊刊印古代小说的整体情况。到了清代，私人书坊刊刻的小说作品更多，其地域分布也更为广泛，伴随着建安地区印刷业的衰落，又出现了广州、上海等新的出版中心。
明清时期私人书坊和古代小说之间是一种互动的关系。出版业特别是私人书坊的兴盛推动了通俗小说的繁荣，极大地促进了文化的普及，使平民百姓也获得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机会，而通俗小说的繁荣又为私人书坊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通俗小说正是在这种文化语境中逐渐走向繁荣的。
《小说书坊录》
毫不夸张地说，私人书坊是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它的大量出现以及彼此间的竞争给小说创作带来了繁荣，像购买文稿、请人修订评点、刊刻印刷、发兑销售等各个环节，都是由私人书坊来承担的，是他们将作者、刻工、读者连接为一体，其功能相当于现在的出版社、印刷厂加书店。
没有这些私人书坊，小说作品只能是少数人把玩的东西，无法得到广泛传播。正是有了这些书坊，那些小说作品很快就能变成可以销售的文学商品，走进千家万户。
最初，由于小说作品的缺乏，有些书坊主如熊大木、余邵鱼等人就亲自操刀，创作了《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唐书志传》、《全汉志传》、《南北宋志传》、《列国志传》等作品，成为第一批通俗小说作家，有研究者将其称作中国小说史上的“熊大木模式”。
在追述通俗小说的发展历程时，对这些书坊主的贡献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他们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自当有其地位，对小说的各个方面皆有深远影响。
《明代建阳书坊之小说刊刻》
其后，书坊主主要以购买书稿的形式介入小说创作，比如“三言”、“二拍”就是冯梦龙、凌濛初在书商的推动下创作出来的。
这些书坊主对市场行情和读者的需求了如指掌，因而他们会以商业运作这种特殊的方式影响作者，进而影响到小说的发展演进，影响到小说自身的内容。这表现在：这些书坊主会根据读者的需求约稿，抢占市场先机。当一类作品走红时，他们会及时跟上，短时间内集中刊刻，形成类似于今天的畅销书现象。
以万历年间出现的公案小说热潮为例。万历二十二年或更早，《百家公案》刊行，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一部明代短篇公案小说集。该书刊行后，受到读者欢迎。余象斗及时推出自己编纂的《廉明公案》、《诸司公案》，同样受到欢迎。于是私人书坊纷纷跟风，随即《新民公案》、《海公案》跟上，《详刑公案》、《律条公案》、《详情公案》等争相刊出，公案小说一时成为畅销书。
《建阳刻书史》
这类现象在古代小说史上还有几次，如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说的刊印、《红楼梦》面世后其续书的刊印、清代中后期公案侠义小说的刊印等，在其背后是私人书坊的积极推动。
书坊主对商业利润的追逐推动了古代小说的发展，潜在地决定着古代小说的发展方向，但同时也要看到，这种商业化运作模式也给古代小说的发展带来了不少负面影响，比如盗版行为的猖獗、对名人名号的随意盗用、为节省成本对作品的任意删减改动、刊刻印刷的粗制滥造、大量作品的重复雷同、色情作品的屡禁不止等，这些不良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制约了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良性发展，同时也给后来的相关研究带来很多障碍和困扰。
《读者与明清时期通俗小说创作、传播的关系研究》
以盗版为例，这是让不少有意买书稿做原创的书坊主深感头疼的事情，由于缺少法律的保护及官府的缺席，他们对盗版行为往往无可奈何，只能在封里写上“本衙藏板，翻刻必究”、“如有翻印、男盗女娼”之类的警告语，这种无法制止的盗版行为对书坊刊刻新作品的积极性乃至作者的创作都是一种打击和束缚。
再比如有些书坊书为了节省成本，对内容随意删节改动，《水浒传》、《西游记》的繁简本问题就是这种删减改动的结果，这不仅影响到读者的阅读，也给后来的研究者平添许多麻烦。
总的来说，明清时期古代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基本上是按照商业运作模式进行的，呈现出一种混乱无序的自然发展状态。要全面、深入了解古代小说特别是通俗小说的特点，以私人书坊为代表的出版业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观察视角。
《中国古代书坊研究》
此前学界对出版业与古代小说之间的关系重视不够，缺少集中、系统的研究，近些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问题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相继出版了一批研究专著，如程国赋的《明代书坊与小说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文革红的《清代前期通俗小说刊刻考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韩春平的《明清时期南京通俗小说创作与刊刻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文娟的《文学场域变革中的交融共生：扫叶山房说部及杂志刊行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等，此外还有不少相关的学术论文。
《中国历代小说刊印研究资料索引》
虽然已取得了不少重要进展，但总的来看，这一领域仍有较大的学术空间，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未来若干年内会成为一个学术热点，期待更多学人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