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如何从小渔村蜕变为国际金融中心（1）：惨无人道的原始积累

一百多年前，香港只是一个位于中国南部的小渔村。1941年初，香港著名华人罗旭和在为纪念香港开埠百周年的文中也写道:“香港于一百年前，犹如一荒岛，其时道路蓝缕，人迹罕至，濒海之滨，只有三数渔村环绕其间。”

可是，在历史、地理、政治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现在的香港摇身一变成为了仅次于纽约和伦敦的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

香港是如何完成这一华丽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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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者入侵

15世纪，随着欧洲文艺复兴及航海技术的发展，给西方世界带来了意义深远的大航海时代。通过在全球不断向未知地域的探索，西方国家建立起了与东方稳定通航的贸易路线。

那时的中国还是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世界各国趋之若鹜的贸易对象。为了能够更好的与中国进行贸易活动，英国人很早就提出，希望能够在中国周边寻找到一处海岛作为与中国通商的据点。

最初的时候，英国商人把视线放在了伶仃洋的伶仃岛。就是伟大民族英雄文天祥写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地方。

为什么英国商人会将目光锁定在伶仃岛。首先，英国商人要进入广东与中国商人进行棉花或者鸦片贸易，伶仃岛是必经之地。其次，伶仃岛又孤悬于海外，清政府即便想管辖，也是有心无力。再者，一心想打入中国市场的除了英国，还有其他帝国主义列强，特别是葡萄牙已经在澳门站稳了脚跟。英国必须选择一个离其他列强稍远的地方，避免发生不必要的冲突。综合来看，伶仃岛是个不错的岛屿。

可是，没几年英国商人发现，在夏季发大风时，船舶停靠在伶仃岛非常不安全。1836年春，英国商会开会讨论，希望将据点转移。

从英国商会决定转移据点开始，香港岛的命运就要发生转变了，那个无人问津的不毛之地将一步步开始自己的逆袭之路。而香港岛之所以能够成功上位，源于天时地利人和的多方位因素。

首先说天时，前面提到，每当夏季来临时在伶仃岛停靠的船舶就变得不安全，而香港有两个优良的避风塘:九龙油麻地避风塘、港岛铜锣湾避风塘，可以避免船舶停靠的风险。

其次是地利，香港岛海岸线长，接口优良。特别是在香港岛和九龙半岛之间的维多利亚港，面积达到6000多公顷，加上地处热带，终年不冻。港内吃水深达12米，远洋巨轮可以自由进出，能同时停泊150艘巨轮。这些极好的条件保证维多利亚港成为全世界三个最优良的天然港口之一。

最后是人和，在英国商人选定香港前，英国内部实际是有剧烈争论的。众所周知，在英国人占领香港前，香港不过是不毛之地，以至于很多英国人觉得没有必要投入巨额财力人力去占领香港岛。相反，很多人觉得舟山是一个更加不错的选择。

舟山不仅物产丰富，而且紧邻当时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杭州），香港与舟山相比，在贸易上几乎毫无价值。就连当时的英国首相巴麦尊也认为香港没有价值。

就在英国人内部纠结是否要将香港作为最终据点时，一些商人开始坐不住了，如果新的据点迟迟犹豫不决，将对他们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清军和英军在广东沿海地区进行了激烈的交战。英国舰队直接封锁了进入广州的珠江口，此举等于直接将英国商人的贸易路线封死了，导致英国商人只能将货物暂时存放在澳门和香港地区。

澳门是葡萄牙人的地盘，对于英国商人的货物自然是不欢迎的。而香港地区不在英国的管辖之下，就面临着本岛居民以及海盗的威胁。为了尽快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商会不断给时任商务总监督义律致函，要求其对香港问题保持“最大关注”。

在商人的多方要求下，义律率兵攻打香港，并于1841年1月26日成功占领香港岛。

英国在占领香港岛后大力推行自由经济政策。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学派经济学家认为应当让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倡导自由竞争、自由贸易和对企业自由放任，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主张由价值规律这双“看不见的手”来自动加以调节。

在自由经济政策中，最早提出并率先付诸实施的，是自由港政策。1841年2月1日，义律在英军占领港岛后发布的第一个布告，就提出:“凡属华商与中国船舶来港贸易，一律特许免纳任何费用赋税。”

1841年6月7日，英国正式宣布香港为自由港。所谓自由港，就是允许外国货物自由进出的港口。对外国货物进口，一般不征收关税，外国货物进口以后储存、整理、分类、再加工、再包装或者再出口等都不受限制。

对于先天条件不足的香港来说，自由港政策是极为重要的基础政策，为香港日后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不久，来港贸易的商船和商人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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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暴涨

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清朝已经在走向崩溃的边缘，举国上下豺狼当道，民不聊生。而在英国占领之下的香港百废待兴，急需大批人手参与到香港的建设中来。于是，很多中国内陆的民众选择偷渡到香港打工，使得华人移民源源不断流入香港。

1841年1月26日英军占领港岛时，岛上华人估计有5000人左右，其中陆地居民约3000人，停泊在各海湾的船上艇民约2000人。同年5月15日港英当局第一次公布人口调查数字，共有华人7450人。一年之后，港英再次公布的华人数已经超过了1.2万人，短短10个月内增加了近5000人。

太平天国地图

19世纪50年代以后，太平军、捻军相继起事，东南沿海地区纷纷陷入战火之中，为了躲避战事，大量群众选择逃生到香港。到1860年7月，港英公布的华人人数已经达到92441人。从1841年5月到1860年7月的19年间，华人人数增加11.4倍。

英国占领香港以后，香港是中国东南各省民众外出避难或谋生的优选之地。而且由于这里已经不受清政府管治，又有自由经济政策，更方便于避难和经商。因此每逢内陆发生战争、动乱或严重灾荒，来港的移民都会增多。

除了华人大量涌入香港以外，还有不少英国商人来到香港。最初，英国人就是打算将香港作为他们贸易往来的据点，随着香港的建设一步步推进，越来越多的英国商人将原在广州、澳门以至印度、缅甸等地的英资公司纷纷迁到港岛或在港岛开设分支机构。

同时，在自由港政策的吸引下，也有一些其他国家的公司来港开业。一批又一批以英国人为主的非华裔人口络绎来到港岛，香港的西人社会自此形成。

1845年6月港英第1次公布岛上非华裔人口数为957人。1851年12月非华裔人口增加到1520人。1860年7月又增加到2476人。从1845年6月到1860年7月的15年间，港岛非华裔人口增加1.6倍。

虽然，香港岛上大部分居民都是华人，不过这是一个在港英政府统治下的香港，人数众多的华人反倒成了被歧视和压迫的对象。当时，港英政府采取了赤裸裸的民族压迫和种族隔离政策。华人不仅没有参政权，不能担任政府的任何负责职务;而且“非经港督许可”不准举行或参加任何公共集会，甚至连“列队行走”和“吹奏乐器”也在禁止之列。

1843年第一任港督砵甸乍下令强迫居住在港岛中环街市的华人把这一区域让给白种人居住。他说:把华人迁走，尽量防止他们与英国人混杂在一起，是符合社会利益的。

在这种情况下，英占初期的香港社会划分为泾渭分明的两个社会:一个是工作和生活在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中区以及山顶西式楼宇和豪华别墅中的洋人社会，一个是拥挤在上环、西环以至赤柱、石牌等边缘地区低矮唐楼中的华人社会。

在英国占领香港的最初20年内，港岛总人口由五千人增加到近十万人，由单一的华人居住区变为华洋共处分居区，聚集了一批具有管理和专业知识的人员和能工巧匠，以及大量青壮年劳动力，使香港略具城市雏形，为以后进步发展准备了一定的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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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贸易

英国，在香港地区贩毒的历史最早即可追溯到清代道光朝以前，对华鸦片贸易主要是在广州黄埔和澳门进行。1821年，清廷下令驱逐鸦片船，此后英国鸦片商人便将走私活动转移到虎门口外伶仃洋一带。

在所有英国商行中，怡和洋行一直在鸦片走私中居于首位。怡和是最早在中国成立也是最早进入香港的英资洋行之一。1832年7月1日，英国商人渣甸和麦迪逊合伙在广州创办了“怡和洋行”，专门从事鸦片走私，并很快变为最大的鸦片贸易商。从1832年怡和洋行成立时起，到1872年怡和宣布不再经营鸦片贸易时为止，它作为英国最大的私营鸦片商行长达四十年之久。从19世纪后期开始，怡和已经成为在香港和中国内陆都拥有庞大资产、业务遍及全球的大型财团，更是被称为“洋行之王”。到2020年，怡和洋行依然是世界500强之一。

洋行的走私船航速快，火力强，清朝的水师根本无可奈何，即便发现洋行在走私鸦片，也是有心无力。在一次次吃到甜头后，洋行的胆子越来越大，鸦片贸易也越来越猖獗。在19世纪20年代，我国年均输入鸦片不到1万箱。但30年代以后，鸦片输入便直线上升，从1835年起，每年竟超过3万箱，比20年代增长数倍。

大规模的鸦片走私，造成中国烟毒泛滥的局面，戕害千百万民众体质，并导致白银大量外流，严重地影响国计民生。清朝政府早在1834年就下令两广总督驱逐停泊在伶仃洋和香港水域的英国鸦片船，但未收效。1837年7月，道光皇帝下谕旨重申禁令，开始了禁烟运动。

当时鸦片已占英国输华商品总值的三分之二，在英国商人看来，清政府的禁烟运动是在阻挡他们的财路。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的首要工作即是保护和继续扩大鸦片贸易，不择手段地与中国政府相对抗。30年代末，鸦片走私不但没有收敛的迹象，其规模反而有不断扩大之势。清朝政府决心根绝烟毒，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厉行禁烟。虎门销烟后，义律一面用武力保护鸦片商在香港水域继续贩毒，一面派军舰在香港尖沙咀一再挑起事端，揭开了鸦片战争的序幕。

在这场实力悬殊的战争中，清军很快败下阵来，让英国商人看清了清政府的纸老虎面目，也让清政府彻底丧失了对鸦片走私的管理权，鸦片走私贸易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鸦片贸易渐渐变成了一项全民参与的商业行为。1844年，第二任港督德庇时就职后发现:在香港的所有握有资金又非政府雇员的英国人，几乎无人不从事鸦片贸易。鸦片贸易的繁荣让所有西方人都赚得盆满钵满，而由于鸦片贸易都是以走私的方式进行，英国政府却没能从鸦片贸易取得利益。

于是，英国政府向清政府提出将鸦片合法化的要求，希望通过谈判商定鸦片税率，保证稳定的盈利收入，同时避免因鸦片走私和中国发生外交纠纷。但这一方针遭到清朝政府的反对，在此后的十几年中，鸦片贸易继续以走私的方式急剧发展。

英国政府将鸦片合法化的要求，不仅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就连英国的商人也极力阻挠。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斯蒂尔所指出的:“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头号敌人当然是英国大商行。”因为鸦片一旦合法化，商人们就必须付出高额的税收，而且即便在不合法的情况下，他们的鸦片业务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半点影响。

19世纪中叶，香港俨然已经成为鸦片走私的大型中转站。据港督指令于1850年起草的一份备忘录透露，1845-1849年的5年间从印度运来远东的鸦片，足有四分之三是贮存在港岛然后再转移至中国内陆的。

据此计算，这5年内储在香港仓库的鸦片应达16.5万余箱，总值接近8300万银元。最初，香港经济须依赖鸦片贸易才能存在。如1845年，港英政府年度工作报告承认鸦片是它出口的主要货物，1847年，香港出口总值22.6万余英镑，其中鸦片占19.5万英镑。40年代，中国每年进口鸦片在3万箱左右，到50年代，即升至六七万箱。当时运抵中国的大量鸦片，全系先到香港，再转至通商各口。

走私鸦片既不纳税，不受中国法律制裁，又得到港英政府的庇护，是一项赚钱最多的买卖。例如，1848年，一艘英船运载1800箱鸦片从孟买驶到香港，以每箱750元售出，共收入135万元。单是这批货物平均利润为15%，就使货主净赚20余万元。1852年11月，“恒河”号轮将2500箱鸦片从孟买运到香港，照同样的售价和利润率，带来28万余元可观的利润。据外国学者马丁统计，怡和洋行鸦片盈利一项自1827-1847年间即达300万英镑。

1858年，清政府一方面屈从英国的压力;一方面是为了筹措镇压太平军的军饷，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11月8日，中英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其中第五款规定:鸦片“例皆不准通商，现定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每担（每100斤鸦片）征收进口税30银两。

鸦片贸易自此正式合法化，使鸦片的流毒越发不可收拾。居住在北京的俄国东方学家王西里描述当时的情况说:‘过去抽鸦片的人不算太多，而且几乎限于沿海的少数城市，现在吸食鸦片者不仅遍及全国，而且扩展到蒙古和满洲。”

在鸦片贸易的蓬勃发展下，香港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鸦片走私巢穴和贮存、转运中心，这个地位前后保持达30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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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力贸易

苦力贸易也是英国占领香港初期的重要经济活动之一，它和鸦片贸易一样，成为促进香港早期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西方殖民主义者就在中国掠贩华工。英国割占香港后，将这里变成了苦力贸易的大本营。

先后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兴起的两场淘金热，使得超过7万名华人被贩卖到海外当劳工，极大地刺激了香港苦力贸易的兴旺。从1850年开始，香港不仅是一个苦力输出港，而且也是各国苦力船改装设备和取得物资供应的基地。

最初，苦力贸易不单是在香港进行，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普遍都有苦力贸易，特别是在福建和广东。1852年厦门爆发民众抗议示威活动，苦力贸易中心便南移到珠江口一带。

由于港英政府规定任何人均有不受限制出洋的“自由”，并且香港历来实行自由贸易港政策，各国船只都将香港作为船舶停靠或者转口贸易的首选港口，从香港出发去世界各地无疑是最方便的。所以，淘金热兴起时去美国和澳大利亚的中国苦力基本上集中于香港。

当时华人劳工出国主要采取“契约工”的形式，即为了偿还雇主给苦力支付的出国船资及伙食费，苦力必须签订契约，为雇主工作一定年限。在巨额利润的驱使下，西方殖民者肆无忌惮地引诱、拐骗乃至绑架中国人，强签契约，然后将其转运到旧金山、新金山（墨尔本）、世界各地种植场充当苦力。苦力的买主强迫他们从事过重的劳动，直至榨干血汗。

就连英国殖民官员也承认，这种苦力贸易“是以最坏形式出现的奴隶贸易，从事苦力贸易的骨干是洋轮船长，西方殖民政府派来的“移民”代办，不法洋商及与之勾结的当地掮客。

19世纪中叶，世界劳动力市场上的需求增加了，各国的雇主资本家们为了获取华工，纷纷提高招工的佣金，答应种种优厚条件，委托港澳或中国口岸的洋行作为代理经纪人来活动。此外，各国政府及其属下的各当局，如秘鲁、古巴、英属圭亚那等都先后实行了津贴制度，给输人华人劳工的雇主们以一定数额的补助或津贴。

于是出现了“绑架猪仔”和“海上浮动地狱”等层出不穷的伤天害理的无数罪行。据有关资料统计，1851-1872年间，经香港到世界各地的中国苦力达32万人之多，在苦力贸易中，香港的人贩子获得了惊人的利润，每将一个苦力运到秘鲁或西印度群岛，平均支出117~190元，当地种植园主收买苦力的价格是人均350~400元，即人贩子所获利润大约每个苦力200多元。

据统计，1851-1875年的25年中，贩卖华工到美洲各地的私人商行所获暴利高达8400万元，每年平均近340万元。

在巨额利益的刺激下，船东们拼命添制新船，大大带动了香港航运业的发展。1854-1859年的五年间，香港的远洋航运业平均每年增加船只487艘，增加吨位251350吨，年增长率达到68%。

苦力贸易对于香港初期繁荣起到了刺激作用，内陆的大量人口流人香港或经由香港出洋谋生，当地的旅店、粮商、经纪等无不从中大获其利。

另一方面，出洋的苦力需将血汗钱汇回家乡，当时只有香港的新式银行能经办这项汇兑业务。在美华工每月工资只有30-35美元，付伙食费就用去15一18美元。即使如此，极端俭朴的华工每人每年仍可汇回20-40美元。这项汇款逐年增加，成为香港银行业发达的重要因素之一。

苦力贸易使被拐骗的中国青壮年遭受非人的苦难。首先他们在从香港到目的地长达数十天至百多天的漫长航行中，“日则并肩叠膝而坐，夜则交股架足而眠”。整日囚于舱底，不许动弹。加之饮水、食品不足，空气污浊，精神痛苦，生病缺医少药，死亡率极高，1850一1856年平均死亡率达到25.2%。其次，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侥幸到达目的地之后，立即被苦力贩子连同契约一起拍卖。持有契约的买主，不仅对苦力拥有强迫劳动权，而且拥有抵押权、转卖权和留置权。

由于苦力贸易完全不尊重劳工的人权，多次激起苦力船上的暴动，也引起中国人民的公愤和抗议。为了避免苦力贸易给英国在华利益带来危险，英国政府决定对之加以限制。港督文翰于1853年12月28日发布告示，宣布从香港载运亚洲乘客出口的船只，应遵照英国乘客法给予船上乘客以每人12平方英尺的舱位(约1平米)。

1856年1月10日，港督包令因苦力船“屡出意外不测之事”，令执行有关条例，改善待遇。此即上年由英国议会通过的《中国乘客法》，该法规定了关于乘客的住宿空间、粮食、医疗等条件，适当改善了苦力的待遇。

70年代后，香港转口贸易额上升，苦力贸易的重要性渐降。1873年，港英政府提出《中国移民船舶法案》，规定凡与苦力贸易有关的船舶不得使用香港港口，因此基本结束了香港作为苦力船基地的用途。

另又因新、旧金山，檀香山等地方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排华浪潮，禁华人入境。到19世纪80年代末，苦力出口骤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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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英国占领香港初期，打碎了原有的封建制度，建立起从英国移植过来的带有浓厚殖民色彩的资本主义制度。

在经济上，港英当局包庇和支持以英商为主的欧美商人进行鸦片走私和苦力贸易，使这两项“黑色贸易”成为这一时期香港经济的支柱。前者毒害了数不清的中国居民，后者拐骗、残害和压榨了数十万中国青壮年，甚至夺去了他们当中很多人的生命。

正是这些被害中国人的血泪，使以英商为主的欧美商人获取了难以想像的暴利，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也使英国和港英政府获得了高额财政收入，成为它们进一步扩充实力和进行香港早期城市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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