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各族内迁，加重民族矛盾，各族人民奋起反晋

引言在西晋的西部和北部，居住着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族，史称“五胡”或胡族。他们原来在我国西部和北部的广大地区过着游牧生活。氐、羌大抵分布在今青海、四川西部和西藏。西晋时向东向南迁徙，入今之甘肃、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共约五十多万人。各族人民的反晋斗争和西晋的灭亡匈奴、羯、鲜卑，原分布在内蒙古、辽宁等地。向南部发展，迁居今甘肃、陕西、山西、河北等省，有数十万人。内迁各族已由畜牧转入定居农耕，但大都保持部落组织，很大程度上保留了自己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那时的北方久经战乱，地旷人稀。内迁各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一道，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他们愈深入内陆，愈易脱离部落的羁绊，成为国家编户或王侯封户，成为耕种小块土地的封建农民。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科学，推动了内迁各族人民经济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步，汉族人民也从内迁各族人民获得了畜牧技术和一些文化习俗。西晋时期各族内迁，促进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融合，在我国历史上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内迁各族人民不但深受本族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在新迁地方还要受西晋统治者和汉族地主的剥削和奴役，比汉族人民的遭遇更苦重。不仅要纳税，服劳役，还要强迫他们当兵，甚至被掠卖为奴婢。魏晋时期，中原战场上经常可以看到匈奴、鲜卑、羌等族的骑兵，例如，八王之乱时，匈奴人刘渊就率领本族骑兵为成都王司马颖卖命。少数民族群众和汉族人民一样交纳租调，对边远的未编人国家户籍的部落，也要视情况交纳租调或缴纳不同数量的米、钱。劳役是沉重的，连一部分贵族也不能幸免，比如，羌族首领姚复就曾长期为晋武帝养马。少数民族人民更多的是被迫作汉族地主的田客，并州即今山西的一些大豪强地主拥有数千名匈奴人或其他胡人的田客。最惨的是欲做田客不可得，被胁迫或被掠卖为奴婢。

例如石崇家里有八百多僮仆，其中有一个就是胡人的王子宜勤。并州刺史司马腾还把掳掠到的匈奴人、羯人，像牲畜一样押送到山东、河北去贩卖。后赵国王羯人石勒的悲惨经历可以概括许多胡人的遭遇。石勒的祖、父皆为羯人小贵族。为糊口他14岁就随本地行商去洛阳跑贩运。后继父为羯族小帅，给豪强郭敬、宁驱二家当田客。战乱中流亡外地，难以活命只好回来替宁驱耕种求碗饭吃。官家要捉石勒去卖，赖宁驱保护得免。后来石勒不得已又外出求食，恰遇司马腾派兵到处捕捉胡人，石勒同其他被俘者一样，两人一枷，被武装押送到山东，路上受尽了凌辱和折磨，被卖与茌平（山东茌平）地主师欢为奴。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激起内迁各族人民的无比愤恨和反抗。惯于玩弄权术的西晋统治者对少数民族采用分而治之的办法。对少数民族群众毫不留情地进行血腥镇压，而对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则拜官封爵厚加赏赐，妄图利用他们来进行统治，消弥各族人民的反抗。殊知这些上层分子同汉族的地主政客一样，不满足于虚有其名的封号，总想伺隙摆脱西晋控制成为割据一方称雄于世的统治者。他们利用和蒙蔽本族群众和汉族人民为其野心火中取栗，又笼络失意士人出谋划策拉拢汉族地主。而这些士人为贪图富贵和发泄郁结于心的愤懑不惜祸国殃民。少数民族反抗西晋残暴统治的斗争是正义的，可在少数民族头目和失意士人指使和欺骗下的具体行动，却掺杂了不少明显的破坏和野蛮行为，匈奴人、羯人的表现就是如此。这就使得当时反晋斗争中的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变得非常复杂起来，群众是不可指责的，西晋的统治者和这些野心家应负主要责任。

早在西晋初期，少数民族反晋起义就不断发生。270年鲜卑人树机能率领凉州（甘肃西部）各族人民20多万，坚持斗争近十年。294年匈奴人郝散起兵反晋。第三年，其弟郝度元继兄遗志，联合陕、甘交界的胡人举事，攻郡县，杀郡守。陕甘的氐人、羌人纷纷响应，拥氐帅齐万年为帝，聚众7万，杀西晋援军统帅建威将军周处，历时三年多，西晋集中全力方才镇压下去。291年至306年的“八王之乱”，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毁灭了难以数计的财富，黄河流域的生产遭到严重破坏。沉重的负担压得人民难以忍受，官吏豪强还趁火打劫。肆虐的瘟疫和经常的饥饿，卖妻鬻子，吃糠咽菜都难以活命，于是向认为可以活命的地方流亡。盲目逃命的流民难以数计。史书记载，从298年至307年，流民达百多万。原来各族聚居的并州、关中等地，由于人民四散流亡，几乎十不存二。其实，流亡也不能免于死亡，特别是310年，整个黄河流域遭受大蝗灾，草茎树叶甚至连牛马羊的毛都被吃光，接着是瘟疫的流行，到处皆非人间世界。流民即使远走到了新的地方，生活也难有什么改变，逃不了官吏地主的敲诈勒索，往往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残酷的现实迫使各族流民铤而走险。4世纪初，关中大饥，石米万钱。十几万汉人、氏人和羌人流人四川求活。益州刺史勒令流民限期返回甘、陕，并派军队强令立即上道。广汉太守派人要道设卡，搜走流民身上仅剩的一点活命财物，并阴谋杀死流民首领。于是流民人人愁怨，拥氏人李特为领袖反晋，很快聚众2万多。义军宣布废除西晋暴政，整肃吏治，救济贫民，深受人民欢迎，取得一连串的胜利。李特的儿子李雄秉承父志，打败了政府援军和地主武装，304年占成都，建政权。后来李雄称帝，国号“大成”。后又改国号曰：“汉”。这是晋末流民暴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成”是十六国之一，347年为东晋桓温所灭。李雄的义军节节获胜之时，西晋征发荆州人民前往镇压。人民纷纷走避，郡县官吏催逼。

303年任过县吏的义阳“蛮”张昌招集流民及避役之人在江夏（湖北安陆）起义，受到数十万人拥护，控制了荆、江、扬、徐、豫5州的大部分地区。310年宛城流民拒不返乡，西晋派兵押送，担任过武吏的王如聚众反抗，夜袭晋军获胜，占襄城。流民中的大姓庞实、严嶷、侯脱等率众响应，队伍扩大到四五万人。后义军内讧，王如降晋。310年巴蜀流民在荆、湘二州备受豪强地主压迫而群起暴动，许多人被晋军杀死、溺死。湘川刺史扬言尽杀流民，更激起流民的强烈反抗，拥醴陵县令成都人杜弢为领袖，占湘南各郡。后晋军大举进攻，义军失利，杜弢降。义军继续斗争，终因寡不敌众，315年失败。西晋末年人民起义和流民起义是各族人民的联合斗争，有汉、巴资、蛮、氏、羌、匈奴、羯等许多民族的群众，他们都受到西晋和豪强地主的压迫奴役，流民更面临武力催逼返乡的威胁。斗争对象一致，命运休戚相关，故能打破民族界线，共同进行斗争。由于西晋的门阀统治，普通地主和低级士族也受排挤，因此不少失意士人和被冷落的豪强地主也随农民一起流亡，并参加了反晋斗争，但他们往往动摇妥协，稍有挫折或利诱即叛变投降，给起义带来重大损失。由于田庄经济的发展和封建依附关系的加强，心怀二志的少数民族领袖的胁迫利诱，人民的力量受到分割。所以，群众的斗争虽然英勇顽强，西晋也不是强大的对手，各族人民起义和分散的流民起义，既难持久，也未汇集成统一强大的农民战争。在各族群众及各地流民不断起义之时，内迁少数民族上层分子认为称雄时机已到，其中以刘渊、石勒起兵最早。他们利用各族人民的反抗情绪，迅速扩大自己的势力。刘渊祖为南匈奴单于，父是左贤王。

自幼饱读古书兵法，心高志大，自诩笔歌墨舞，谋勇过人。曾以人质身份常住洛阳，与晋武帝及各大臣有过交往。自称东汉皇帝的外甥，也姓刘。晋惠帝任他为山西匈奴人五部大都督。李雄、张昌先后举兵反晋之时，匈奴人认为拥兵自立时机已到，公推刘渊为大都督。这时刘渊正在成都王颖军中，借口返晋增兵。于304年回到左国（山西离石）起兵反晋，自称汉王，建国号“汉”。不到20天，有军5万人，逐步控制了并州的大部分地区。这时，东莱（山东费县）大士族王弥、羯人石勒等也纷纷起兵，转战黄河南北及山东一带。后来皆受晋军重击，先后投奔刘渊，刘“汉”声势大振。其中石勒所部，锋亡毕露，多次大败晋军，收编河北豪强武装，发展到10多万人。八王乱后，东海王司马越控制了西晋政权。这时的洛阳残破不堪，周围州县尽失，断粮绝炊，路无行人。越率大臣及残军主力突围南奔。311年在苦宁的宁平（河北鹿县）被汉国的石勒大军包围，劲弓猛射，10多万晋军自相践踏，无一生还。汉军陷洛阳，纵兵烧杀，死3万余人，怀帝被俘北去。不久，长安陷落，同样大肆杀戮，以致关中“诸郡百姓饥馑，白骨蔽野，百无一存”。安定太守贾疋等收复长安，立邺为愍帝。这时的长安户不足一百，公私车只四乘，断垣残壁，蒿棘成林。愍帝及大臣虽竭力拉拢关中豪强地主，封官许愿，可对人民生活从不关心，无从改善。苦坐愁城，茫然待毙。结语316年汉兵又攻长安，愍帝被俘。西晋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