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克文工作室:中国扶贫实地调研报告

壹  杨慧琳

杨慧琳生于1994年,全家原住在贵州省遵义市务川自治区石朝乡杉坪村板垭坪组,仡佬族。

我问她仡佬族为什么是汉姓,她说不知道,只知道自己祖上一直姓杨。

在2007年13岁之前,来自深山里的仡佬族少女杨慧琳从来没有见过汽车。

杉坪村是一个与世隔绝的深山小村,杉坪村所在的石朝乡,只有1.5万人,是贵州省20个极贫乡镇之一,2014年时,30%的居民是贫困户。

那个村从遵义市区开车过去,约要五小时,你到了深山,往前走,再往前走,走到你怀疑人生的时候,差不多就到了。

现在这里已通双车道水泥路,现在开车走那条路,往往护栏一侧是悬崖,另一侧是峭壁,方向盘打错车子就有坠落悬崖的危险,下雨时,还偶有落石从峭壁滚下。

杨慧琳全家在杉坪村务农,家里还有一个弟弟,按照村落里世世代代的剧本,她原本读完初中就会下地干活,将来跟其他村某个小伙子结婚生子,一起经营着几亩薄地,靠烤烟、玉米、养猪过活。

其实也是贵州山区过去大多数女性的人生剧本,千百年没怎么变过。

村子出去一直要靠步行,原只有几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车子进不来,杨慧琳说,13岁她去丰乐镇读初中时,才见到第一辆汽车。

甚至,她是第一次见到自行车。

那年已是2007年,北京奥运会将在第二年举办,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只是三年后的事情。

而从深山里出来读书的杨慧琳,才知道汽车长什么样子。

中国底层贫困人口与发达地区人口,像被一把快刀切成了两个世界。

如果你没有生活在这个村子里,根本体会不到那种让人绝望的感受,也不会知道中国还有人承受着这样的痛苦。

2020年的杉坪村,民居已全部改造过了

49岁的杨光玉现在还生活在这里,我随杨慧琳回到杉坪村时,板垭坪组已只有二十多户在此生活,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前坪上,接受了我的采访,缓缓回忆起村子里这几十年的故事。

杨光玉说,2012年村子里通了一条毛路,但进不来汽车,一直到2017年才有了硬化路。他全家主要靠种烤烟讨生活,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分家时,他只分到一亩地,自己开荒了七八亩,现在村子里很多人再不回来,地都荒了,谁爱种就种,他一个人便经营着20亩地种烤烟。

杨光玉坐在家门口和我聊天

在2017年前,杨光玉地里的烤烟收获后,要用马和人将烤烟背出去,每次只能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运出150斤,通常要花一个月的时间运烤烟,每次来回4小时,只要连跑两三次,“人和马累得站都站不稳,马都快压瘸了。”,因为这是家中收入最重要的来源,有时候发洪水了,还得想办法找渡船去镇里,只有那里,才有人收他们种植的烤烟。

那时烤烟差不多5元一斤,离村的人也不多,还没有荒弃的土地,杨光玉只有几亩地可以经营,一年的全部收入,只有1万元左右,他靠这笔钱养活一儿一女。

杉坪村村民在收拾烤烟,烤烟是经济作物里最辛苦的,比种辣椒、茶叶要辛苦得多

现在烤烟价格上涨到12元一斤,20亩地平均每亩一年有3000元左右的利润,杨光玉现在一年一个人能挣5-6万元。

杨光玉的儿子现在温州打工,女儿则刚从贵州师范学院毕业,她女儿读大学期间,一年要花费3万元,杨光玉家不算贫困户,只在大学第一年收到过茅台集团一次性5000元的助学金,其它全是他靠烤烟辛苦支撑起来的。

作为贫困户的杨慧琳,全家则相对没有这么大的压力。

杨慧琳与弟弟是在村里念的小学,中学时在丰乐镇读书,由于来回太远,每次要步行两到三个小时到镇上,再坐车回学校,他们平时住校,一周回家一次。

作为贫困户,他们读书、住宿每个月都有补助(初中时的数据她不记得了,高中时是每个月一两千块),基本免费,2015年杨慧琳考上了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费每年7000多元,同年她爸在建筑工地上受了伤,她觉得自己可能上不了大学了,但通过申请贫困生补助,杨慧琳每年减免了4830元,实际上只要交2000多元一年的学费和其他生活费,杨慧琳再申请了7000元一年的免息助学贷款,四年共贷了2.8万元,她今年已经参加工作,估计工作两年就能将助学贷款全部还清。

杨慧琳的弟弟现在也在贵阳商学院念本科,学费是7千一年左右,同样通过贫困生补助,每年只要交两千多的学费,再通过助学贷款,解决了学费、生活费问题。

也就是说,出生贫困户家庭的杨慧琳姐弟两人读完本科,家里不用出一分钱。

我问她,那你们村同龄人现在读大学的人多吗?

杨慧琳说,大概有10%的年轻人读完了大学,大多数人念完了高中,但肯定全念完了初中。

当地扶贫干部后来告诉我,一旦有一个后生没有念完初中,当地扶贫工作一票否决,教育工作让他们紧张得要死,哪怕是这个后生自己不想念书,工作人员也会从省里一直追到村里,必须让后生回到课堂。

2017年,杨慧琳还在念大学时,他父亲电话过来,说他们将成为贫困搬迁户,问她愿意迁到务川县城,还是迁到遵义新蒲新区,杨慧琳选择了房间面积更小,但在市区的搬迁房。

还房小区,建得不高,内部没有电梯

这处小区叫遵义新浦新区新中街道六号还房小区,2017年开始入住,主要安置务川县石朝乡、桐梓县小水乡、仁怀市学孔镇这三个跨县区域的贫困人口,95户共410人来这居住,另有一些拆迁户和永乐镇、新舟镇、喇叭镇227户973人在这里定居。

从5小时车程外的大山里迁到这里居住的杨慧琳一家,四口人免费分到了两室一厅68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有5口人,可以分到93.4平方米的房子,如果家里超过5口人,则能免费分到一层两套68平方的房子。

我在现场用手机录下了杨慧琳家68平房子的内部模样:

这套房子交给杨慧琳家时,已经装修好,并配有电视机、抽油烟机、电磁炉、沙发、餐桌、床、衣柜等等,全部免费,真正拎包入住。

就是政府在城里免费给贫困搬迁户一套房,还全部装修好,连家具、电器都配齐。

简直壕无人性。

不仅如此,凡是搬迁到城里的贫困户,原房子将拆掉变成土地,每人还将领到3000元补助。

杨慧琳家旧址,已被填平还原成土地

到城里后,为了让村民顺利过渡到市民,政府还在社区设置了社区服务中心,从找工作到幼儿园读书,将贫困搬迁户生活全包圆了。

从杨慧琳一家的经历来看,扶贫工程几乎将她从读书到住房全部解决,出于好奇,我在还房小区随机走进了几户人家。

吴孝举

这位老人名叫吴孝举,70岁,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家里五口人,分到了93.4平三室一厅的房子,他患有冠心病、高血压,一年250元医疗保险,区政府替他交了120元,他自己只要交130元一年,每月买药要花费700元,实际报销后只需200元,现在报销采用一站式结算,如果是住院,出院前一次性报销完,不用东跑西跑办证明,在指定医院,还实行先诊疗,后付费,不用担心没钱治病。

吴孝举的医保资料

吴孝举的孙子现在贵州大学科技学院读书,一年1.3万元的学费,同样申请了4830元一年的补助,他们全家是精准贫困户,每人每月还能领到300元的生活补助,一家五口就是1500元每月。

我又走访了其他几户人家,发现情况都差不多,几乎家家户户的教育、医疗、住房全部提供了保障,这些大山深处的贫困人家,全部搬到城里,在有一定生活保障的情况下,逐渐适应新的生活。

贵州省迄今为止,一共完成了188万人的扶贫搬迁,杨慧琳家只是其中一户的代表。

光是新蒲新区,就有两处搬迁安置点,现在每个县都有安置小区,一般一个小区有两三千人,最多的有上万人,社区超过一千人,就会设置社区服务点,超过一万人,就会设办事处,什么婆婆妈妈的事都要管。

对杨慧琳、吴孝举等家庭的照顾,扶贫工程的细节工作,简直做到了令人发指的无微不至。

贰  李长勇

杨慧琳家属于特别困难的搬迁户,这些家庭并不是多数,多数人还和杨光玉一样,居住在深山里。

那这些人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

为此我去永乐镇永乐村拜访了近十户人家,上门咨询他们的生活情况。

这个村主要受困于交通,2013年前,从村到镇是烂泥路,从镇到县城是石子路,以前从这里出发到播州区要两天时间,2014年这个村开始施行精准扶贫,建档立卡,2017年8月243国道开通,才解决了交通问题,后来又从镇到村修了8公里的水泥路,村民们才方便出入。

我进村碰到的第一个人,叫景怀友。

他今年56岁,有两个儿子,大儿子28岁,小儿子26岁,目前在深圳打工,因为家里有两个壮年劳力,又常年在外不归,因此评不上贫困户。

景怀友自己一直在绥阳靠卖菜为生,现在身体不好卖不动了,只好回到故土,家里的房子都荒废了,刚回到家时,他家的房子是这样的。

基本就是栋废弃房了,门窗均已损坏,没有水电,旁边的猪圈连个顶都没有,根本没办法住人,景怀友也没钱整修。

村里看到人回来了,便主动花了三万块钱,用一个月的时间,给他的房子进行了修整,现在是这样的。

房子里面有了电和自来水,内部各个房间补上了门窗,旁边的猪圈改造成了洗手间,现在基本能住人了。

景怀友现在自己种点菜,靠儿子寄钱给他生活。

这是对一个非贫困户的照顾,那贫困户的生活现在是怎样的呢?

我拜访过的永乐村人家里,李长勇夫妇的生活数据最有代表性。

李长勇夫妇照

李长勇夫妇是典型的中国式农民,勤劳、朴实、热情,他们居住在深山里,过去的贫穷,主要是因为交通。

“以前全靠走路。”李长勇告诉我,“我们种好了辣椒、茶叶,要自己背出去,走一天的路到市集,人累得要死要活,背回来太累,住在镇上慢慢卖又有食宿成本,如果卖不掉就要低价清货。”

“我们家养的猪,也要卖得比别人便宜,因为太远,猪贩子走过来太辛苦,不便宜他们不肯收,一斤猪肉如果别人卖10块钱一斤,我们只能卖6-8块钱一斤。”

“最麻烦的是,如果家里有人生病,我们也只能背出去看医生,非常非常辛苦。”

现在他们家门口通了一条水泥马路,这条路不仅剪掉了他们身上背负的痛苦,还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我问起李长勇现在的收入情况,他一点一点地将2019年家庭收入算给我听。

他们家种有4亩金银花,每亩能收一千斤;5亩辣椒,每亩能收八百斤;4亩玉米,每亩收一千斤;3亩水稻,每亩能收1千斤;2亩茶叶还没开始收获。再加上他家养了4头猪,2019年猪肉涨价,每头猪卖了7000块钱;两头牛,每头卖了8000多元(数据是他亲口口述,好像这个数字有点低);还有50只鸡。

李长勇家的这些作物里,玉米和水稻是自己吃的,维持家里的基本盘,也卖不了几个钱,金银花、辣椒、茶叶是经济作物,赚钱用的,猪和牛主要拿来卖,鸡大部分自己家吃掉了。

我们粗略地算了一下,他种地加养殖,2019年的收入流水达到了8万元。

而且现在卖东西一点都不痛苦,只要打一个电话,就会有辣椒贩子、猪肉贩子、茶叶贩子开车上门收货,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再也不用背着竹篓爬山过河了。

因为这条路,李长勇家几年前就已经脱贫(为了防止返贫,各地实行脱贫不脱政策)。

如果没有这条路,李长勇家将一直陷入贫困。

李长勇的家

李长勇家的经济数据,使我深刻懂得了什么叫“要想富,先修路。”

贵州省现在不仅做到了村村通路,更是做到了组组通路,户户通路,我步行走到极深山的地方时,都见到每户门前都有水泥路。

据永乐村当地扶贫干部唐果果说,80%的村民都是这样朴实、勤奋,只要有公路,靠一双手日子就能过得不错。

后来我在花茂村调查时,也遇到了一模一样的情况。

上图这位母先生,拥有一手家传陶艺好手法,特别是制作盬子鸡的陶具,十分受欢迎,花茂村的路没修好前,他们只能人工将陶具挑出去卖,还不能用马和骡子,因为牲口运输会将陶具颠坏。

花茂村2012年没有通水泥路前,母先生一年的收入只有2-3万元人民币,修好路后,母先生将自己的产品放在农村淘宝上卖,盬子鸡陶具销售最好,加上做陶艺馆教人制陶,现在一年的收入达到了30万元。

杨光玉、母先生、李长勇家的故事,昭显出扶贫的本质:就是大基建+基本生活保障。

随后我们走访的永乐村几户人家,大都确实有10几亩地,而且家家户户几乎都统一铺设了琉璃瓦,统一刷过外墙、大门、窗棂。

邓正华老奶奶家,收拾得一尘不染

大家仔细比较一下邓正华老奶奶家和李长勇家的门、窗、瓦,这些都是统一收拾过的,在贵州叫“人居工程”,除了将房子收拾得更好看,还拿出钱改善每一家的厨房、厕所、猪圈,厕所跟厨房要求一共9平方米以上,每家补助5000-10000元。

在原来的贫困永乐村,因为通了路,又有了基本的医疗和教育保障,其实村民们只要身体健康、不赌博、不吸毒,双手勤快,没有哪户人家说得上贫穷了。

那如果村民发生了意外,该怎么办?

32岁的杨天兵刚好在2020年3月14日发生了意外。

杨天兵在家门口

那天他在辣椒地使用旋耕机时,操纵不慎,割伤了双腿,显些酿成截肢,慌乱中先赶去了遵义市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这里花光了现金,还借了一笔钱,扶贫干部告诉他第二附属医院是贫困户指定医院,可以先诊疗,后付费,他又迁去第二附属医院直到治疗结束出院。

这次意外一共花费了17万元,杨天兵自己实际支出了5.6万元,报销了11.4万元,当地驻村第一书记唐果果帮他申请了民政局“救急难”两万元,杨天兵实际最后是花了3.6万元躲过了一场让家庭经济崩溃的灾难。

唐果果最近还在帮他申请另一笔扶贫基金,预计杨天兵将实际花费更少。

农村医保工作这几年应该是下了苦功夫,做得扎实,杨慧琳81岁的邻居杨光华在谈起医保时,说自己“如果没有医保,早就已经死了。”

81岁的杨光华

当然村里也有实在没法自己解决贫困问题的:有的是残疾人家庭,有的是老得走不动一身是病,基本上这部分人群的扶贫工作,只能是保证他们不要住在危房里,并给他们基本的生活补助。

刘永华家里有两人眼盲,无法工作

比如家里有两个盲人的刘永华家,每个月有1349元的低保,150元的残疾人补助,148元的养老金,加上每年有农业直补914元,土地租金1968元,实际这户家庭每年什么都不干也能拿到22325元,在农村地区,足够全家生存下来。

各村也有极少部分人是实在扶不起来的,给他送羊仔回头就拿去做羊肉煲,给他送猪仔把猪饿得比狗都瘦,巴不得躺在床上一动不动,等你每月给他几千块钱的补助,这些属于神仙难救,只能各安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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