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谋讨高丽（资治通鉴卷一九七之十）

唐太宗贞观十七年九月庚辰（初四），新罗派使臣来朝，称百济国攻取他们国中四十多座城，还和高丽国联合，图谋断绝新罗到大唐的通道，因而请求大唐派兵救援。唐太宗命令司农寺丞相里玄奖带着皇帝的玺书前往高丽国，玺书中说：“新罗国归顺我大唐，每年前来朝贡，你们和百济国都要停止征战；如果还继续攻打他们，明年大唐就要发兵讨伐你们的国家了！（新罗委质国家，朝贡不乏，尔与百济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发兵击尔国矣！）”

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奖到达平壤。这时莫离支已经率部进攻新罗，攻下了他们的两座城池，高丽王派人前去召回，他们这才班师。相里玄奖传谕命他们不要再继续攻打新罗国，莫离支辩驳道：“从前隋朝东征我们高丽时，新罗国乘机侵夺我们五百里土地，如果他们不归还侵占我们的土地，恐怕我们难以停战。（昔隋人入寇，新罗乘衅侵我地五百里，自非归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相里玄奖说：“既往的事何必再去追究呢？至于说辽东各城，原来都是中原帝国的郡县，中原帝国尚且没有过问，高丽怎么能一定要收回故地呢？（既往之事，焉可追论！至于辽东诸城，本皆中国郡县，中国尚且不言，高丽岂得必求故地。）”莫离支不听。

二月乙巳朔（初一），相里玄奖回到京城，详悉禀报出使高丽的情况。唐太宗说：“盖苏文杀死他的国王，迫害国中大臣，残酷虐待百姓，如今又违抗我的诏令，侵略他的邻国，咱们不能不讨伐他。（盖苏文弑其君，贼其大臣，残虐其民，今又违我诏命，侵暴邻国，不可以不讨。）”谏议大夫褚遂良说：“陛下麾旗所指则中原大地平定，眼睛一转则四方民族归服，您的威望无与伦比。如今您要渡海远征小小的高丽国，如果捷报指日可待还可以；万一遭遇挫折，将会损伤威望，并引起属国起兵反抗，那样一来朝廷的安危将会难以预测呀！（陛下指麾则中原清晏，顾眄则四夷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远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犹可也。万一蹉跌，伤威损望，更兴忿兵，则安危难测矣。）”李世勣说：“当年薛延陀部进犯，陛下想发兵讨伐，因魏徵谏阻而作罢，结果使之直到今日仍为祸患。那时如果采用陛下的策略，北方边区可保安宁。（间者薛延陀入寇，陛下欲发兵穷讨，魏徵谏而止，使至今为患。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太宗说：“是这样的。这一点确实是魏徵的过失；朕不久即后悔但没有说出来，是担心因此而堵塞了大臣进献良策的缘故。（然。此诚征之失；朕寻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谋故也。）”

唐太宗想亲自统军讨伐高丽。褚遂良上奏疏说：“天下便如同人的整个身体：长安和洛阳，如同是心腹；各州县则如同四肢；四方少数民族，不过是身外之物。高丽国罪恶极大，诚然应当征讨，然而只要命二三猛将率领四五万士兵，他们仰仗着陛下的神威，攻取高丽国易如反掌。如今太子刚刚册封，年龄还很小，其他藩王情况陛下也都清楚，一旦您舍弃安如泰山的境地，越大海之险，身为一国之主而轻身远行，这些都是我所深感担忧之事。（天下譬犹一身：两京，心腹也；州县，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丽罪大，诚当致讨，但命二、三猛将将四五万众，仗陛下威灵，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尚幼稚，自馀藩屏，陛下所知，一旦弃金汤之全，逾辽海之险，以天下之君，轻行远举，皆愚臣之所甚忧也。）”太宗不听。

当时朝中大臣们多有谏阻太宗征讨高丽的，太宗回答道：“即便有八个尧帝和九个舜帝，也不能在冬季播种粮食；乡村野夫或儿童少年，也能在春季播种，这是因为得其时令啊。上天有它的规律，世人有他的功效。盖苏文欺凌国王、暴虐臣民，老百姓翘首企盼解救，这正是高丽国应当灭亡的时令，议论者纷纭不休，只是因为没有看到这个大势而已。（八尧、九舜，不能冬种，野夫、童子，春种而生，得时故也。夫天有其时，人有其功。盖苏文陵上虐下，民延颈待救，此正高丽可亡之时也，议者纷纭，但不见此耳。）”

高丽国虽小，但已在中原王朝势力的边缘地区，对其威慑和控制能力已经在或有或无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