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出了哪些钱？
辽代的年号钱，bai《辽史·食货志》中明文记录铸钱的有八种，即:乾亨、太平、咸雍、大康、大安、寿隆(当为“寿昌”之误)、乾统、天庆。此外，还提到过统和、开泰用钱的情况。从钱币学研究所得，现在知道辽的年号钱当起于天赞。天赞以下，一直到天庆，辽钱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辽太祖天赞年间(922—926年)至辽景宗保宁年间(969—979年)。这个时期，每次改元，几乎都铸年号钱。其间只有大同例外。会同十年(947年)二月丁巳朔，太宗耶律德光建国号大辽，改元大同，及至四月丁丑，驾崩于栾城，世宗耶律阮继位，即改元天禄，大同建元仅两个月，或是未及铸钱。同样的情况，在北宋亦曾有过，宋真宗改元乾兴以后，只几十天，驾崩，也未及铸钱。因为史书没有记载，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是，时间短，铸钱少，年久失传了。
这一时期是辽钱制作特征的形成时期，也是辽钱特点反映最典型的时期:
一、钱名均为年号加“通宝”，且均顺时针旋读。
二、形成了辽钱独特的制作风格。内涵大致可以包括:<1>钱文字体和书法。辽钱文字，大小错落，隶楷相间。有人说，辽钱文字不好，我却赞同杨鲁安先生的剖析，他在《辽钱书体扶微》①等文中，对辽钱文字及书法艺术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我不懂书道，但有一点可以认定，即辽钱的文字和书法有它自己的个性，它反映了质朴、豪放的风骨神采，反映了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情操，辽统治者选定这种书体作为钱文，应该是有意之为。而这种文字书体在辽代年号钱上的正式启用，是从天显通宝开始的。天赞钱的钱文和天显以后各朝钱币上的文字书体，有明显区别，这也许是有人提出天赞通宝不属辽钱的一个原因，但从整个辽钱沿革历史来剖析，天赞通宝所反映的恰恰是辽年号钱的最初面貌。所以，辽钱风格的正式形成当是在天显以后。<2>钱体结构和布局。包括钱文的大小、位置、文字、边郭的深度、内外郭的阔狭及其在整体中所占的比例，钱体直径和厚度之间的比例，等等，这种钱体结构，加上隶楷相间的钱文和书体，所产生的整体效果，和宋钱有鲜明的区别，形成了辽钱特有的风采。这种制作特征的确立，大概也是天显以后的事情。<3>币材的合金和组成。据现在掌握的分析数据，我们知道辽钱的合金组成不同于宋钱，在工艺技术的掌握上也可能会有所差异，这项工作正在进行之中，当另文专论。
三、这一时期，辽钱的铸额很少。尽管史书没有记载，无从得知其确切的铸造数量，但从遗存的实物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现在存世的天赞钱，伪品居多，通常认为，有一种被称作“虎尾通”的天赞通宝，应是真品，存世者屈指可数。天显通宝遗存更少，日本已故钱币大家大川铁雄先生②，得之如获珍宝，高兴得把自己的斋室定名天显堂，从此天显真钱密不示人。会同通宝、天禄通宝，现存者都是近年刚刚发现的新品。据说继上石匠山出土之后，辽沈地区又有“天禄”问世，但无缘见得真相，不敢妄言。应历通宝、保宁通宝也都是大珍之品，存世者寥若晨星，无需赘言。
在这一时期，辽地主要的流通货币是宋钱和前朝遗存的旧钱。辽统治者决定铸年号钱，更重要的原因，不是为了流通，而是为了显示一种权力，出于一种与外部抗争的心理。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反映在辽钱的设计制作上，具有鲜明的个性，透过这个个性，仿佛还可以看到其内含的傲骨(当然，我这里说的，不是指那些由于工艺技术上的缘故，而导致的某些制作特征)。这种制作特征，一旦形成，便成为终辽一代的传统，这便是钱币学家所说的辽钱独具的神韵。
第二阶段，自辽景宗乾亨年间(979—982年)至辽兴宗重熙年间(1032—1055年)。这个时期，或可称作过渡时期。《辽史·食货志》载，乾亨、太平均铸钱。赵至忠《虏廷杂记》曰，景宗时“置铸钱院，年额五百贯”。但现在所见到的乾亨通宝和乾亨重宝两种钱，都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汉的铸币，多在岭南出土。还有一种旋读的乾亨元宝，所见均伪。故此，可被确认为辽铸的乾亨钱，迄今尚未发现。存世的太平钱种类更多，其中究竟哪一种可以系之于辽，也常有人提出来讨论，但终难咸定甲乙。此外，开泰、景福，均未见铸有年号钱。由此，这个时期所见的年号钱，只有统和、重熙两种。统和钱旋读称元宝，重熙钱旋读称通宝，制作风格，除沿袭第一阶段铸币的主要特征外，有一些新的变化:一、钱名不再是年号加“通宝”一个模式，出现了“元宝”钱；二、每种钱的版式也不再拘泥于一个模式，除传统规格外，出现了广穿、阔缘、大字等不同的版别；三、铸额增加。现存的统和钱亦属珍稀，但比之前朝的任何一种年号钱，数量已经见多，而重熙钱的铸额更多，大概到重熙时期，铸钱已是为了补充流通货币的不足。
第三阶段，自辽道宗清宁年间(1055—1064年)至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年)。道宗耶律洪基继位以后，确立了十年改元的制度，一直到辽亡，每次改元，均铸新的年号钱。这时图二期的辽钱除继续保持传统的制作特征外，又有新的变革和发展:
一、钱名。继续第二阶段的变革，或为年号加“通宝”，或为年号加“元宝”，均顺时针旋读。至天庆年间，除有天庆元宝钱外，还出现了国号加年号的“大辽天庆”钱。
二、铸额。这个时期是辽代铸钱最多的时候，其原因有商品经济发展的因素，也有政治腐败，天灾连年，通货膨胀，国库不足，以及赵宋政权采取禁止铜钱外流的措施，致使流入北方的钱币受到制约等因素，所以需要新铸钱币给予必要的补充。然而，即使在这个时期，辽钱在整个流通领域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低，据最近辽故地出土的几批窖藏钱币分类统计，辽钱只占1.5～2%。
三、铸大钱。通辽之世，年号钱都是小平钱，但到道宗以后出现了记年大钱，天祚帝时期，乾统、天庆均有当十钱。
四、制作。这一时期的辽钱，尽管继续承袭前朝确立的制作风格，但几乎每一种年号钱都有不同的版别。出现这种情况，当与铸额增加，导致铸地不同，铸期不同有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自大康以后，在仍以传统制作为主流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薄肉、广穿、阔缘、细郭、钱文为隶中带楷的方体形字的年号钱。不仅大康、大安有这一类钱，乾统、天庆也有类似的钱(图二)。其制作特征，乍一见，似和传统辽钱大相径庭。但仔细观察，却又似曾相识，灵犀相通，成为辽代后期年号钱的又一类型。无独有偶，在北宋的铸钱中，也有一种薄肉、阔缘的制作，初涉泉域者，往往会对它发生怀疑，然熟识宋钱版别者，则一目了然。顺便要提到的是，关于助国元宝钱和牡国元宝钱的铸地铸期问题，韩仁信先生的《牡国与助国元宝钱为辽钱琐谈》，和卫月望先生的《牡国、助国钱臆说》③，做了比较透彻的分析，这两种钱，和薄肉、阔缘一类年号钱的制作，恰恰相吻，因此，将它们断在道宗时期，想无大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