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是书院：务求实学 存是去非

求是书院是中国最早的新式高等学堂之一，为浙江大学前身，位于杭州市大学路（原蒲场巷）。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杭州知府林启以普慈寺为院址，筹建新式学堂，定名为求是书院。书院成立后，由于清末新政的推进，数年内三易其名，1903年更名为浙江高等学堂。1927年，第三中山大学在求是书院旧址蒲场巷成立，并于次年，定名为国立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浙江大学迁至老和山下玉泉新校址。求是书院旧址现存原普慈寺大殿，为杭州近代教育史陈列馆。
    （一）
　　求是书院创办者林启（1839—1900年），字迪臣，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清光绪二年（1876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后为编修，放陕西学政，1889年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他为官刚正不阿，因上疏反对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营造颐和园，被外放衢州知府。1896年调任杭州知府，守杭近5年，勤于治理，政平人和，时人评价他“治杭得其政，养士得其教，为匹夫匹妇得其利”。于杭州任上，林启兴办了三所学校，即求是书院、蚕学馆、养正书塾，以求是书院最为著名。
　　书院成立时，正值内忧外患之际，面对列强侵略，有识之士发愤自厉，以求自强之道。而教育者，图强之嚆矢也。甲午战后一二年中，汪康年曾回杭各方奔走，拟创办新式学堂，“因官绅梗阻，久久未遂”。林启来守杭州后，认为原有书院“只空谈义理，溺志词章”，不能适应革新需要，在浙江巡抚廖寿丰的支持下，就寺兴学，然顾虑杭绅或又中阻，遂以书院名之。林启任总办，负责制定章程、延聘师资等事宜。
　　当时国内几乎没有可借鉴的新式学堂。林启曾与梁启超商讨，梁氏认为，培养人才，“必以通习中国掌故之学，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故他主张：一、聘一通古今达中西之大儒为总教习。二、日课以中西政学之书为定课，“以今日新法证群书古义，而详论其变通之由与推行之道”。三、每月设月课，其题多用策问体，举政学之理法以叩之。求是书院师资、课程、考试与梁氏所言若合符节，以培养有政治头脑、关心国事之人为首要任务。
　　求是书院成立后第二年，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被害，书院亦面临困境，求是学生钱均夫回忆：“政变后，退学者甚众，留者不过十之一二”。面对守旧派攻击书院“伏有新党，应予查封”，林启临危不惧，以身家性命担保求是并无新党，使书院得以延续发展下来。
    （二）
　　求是书院秉持“居今日而图治，以培养人材为第一义；居今日而育才，以讲求实学为第一义”的宗旨，杂糅中西，倡导变革，形成了独特的教学风格。
　　第一，采用了与传统迥异的课程设置模式。教学中增加了西学内容，将课程分为必修和选读两类，必修课有国文、英文、算学、历史、地理、化学等课，选读课有日文、音乐等课。鲁迅曾回忆青年求学的情形，他对绍兴的中西学堂“却也不满足，因为那里面只教汉文、算学、英文和法文。功课较为别致的，还有杭州的求是书院”。可见，开办仅一年的求是书院课程已非常丰富。
　　第二，重视国文教育和民族意识的培养。林启在为廖寿丰所写的奏章中指出，当时中国积重难返，时变日亟，国人不满传统的“词章帖括”，而追求西学。现实中不少人则借西文谋财图利，不但西学无成，而亦忘古代圣贤之教。故书院以国文为必修，积极礼聘宋恕、袁毓麟、马叙伦等博学名士。然而，书院对国文的重视又突破了传统的“词章帖括”，在招考通告中，明确规定报名者“先试经义史论时务策”，并规定在校学生课余时应对“时务尤当留心”。
　　第三，重视启发式教育。宋恕自从被聘为求是书院国文总教习后，便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启发学生，“到校未一年而校风顿变”。钱均夫回忆道，国文不是由教师直讲，而是由学生自行研阅，有疑则发问。然学生须每日作札记，由教师批阅。许寿裳在《〈宋平子先生评传〉序》中赞誉宋恕：“掌教杭州求是书院，余幸得亲炙，虽为时仅四月，而获益之大，受知之深，毕生不能忘也。”
　　第四，鼓励学生关心国事。书院学生在宿舍开辟“书报阅览室”，组织“励志社”，定期举办读书会、讲演会，“砥励品学，促进维新”。在校外则积极响应《杭州白话报》运动，由同学们集资定购，分送到书院附近的茶馆，并进行讲解，教习孙翼中还曾担任《杭州白话报》主笔。该报有论说、中外见闻、杂文、译文，从多方面批评陋俗、提倡妇女教育等，“其立论浅近，唤醒世众，打破旧习”。
    （三）
　　由求是书院而出者，类多成材。如求是学生，后任浙江大学校长邵裴子所言，书院成立时，科举未废，若有学子“舍此利禄必由之途而入学堂”，“此显然为一种学术救国之自觉及牺牲利禄之精神”。正因为有此精神，故成就者众。如蒋百里等学成后，参加了辛亥革命，在军界任职。许寿裳、钱均夫、厉绥之等在教育事业上颇有建树。学术上，理科方面有夏元瑮，工科方面有陈榥、何燏时等。此外，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亦是书院的早期学生。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浙江响应武昌起义，不久全省实现光复。据马叙伦的观点，求是书院对于浙江光复具有“直接的历史影响”。邵裴子谈书院办学历史时也曾说道，求是书院“为浙江革命思想重要源泉之一”，“为本省及全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之一部分”。书院中人物与革命相关者颇多，这既与时事有关，亦与书院师生积极参与革命密切相关。如许寿裳回忆宋恕时说：“余窥先师实乃一伟大革命之学者”，“虽不倡言革命，而使人即悟革命之不容缓一日也”。教习孙翼中曾以《罪辫文》命题，高年级学生在辅导评阅时将“本朝”改为“贼清”，险酿成“罪辫文案”。后来，求是书院蒋百里等浙籍留日学生创办《浙江潮》宣传新思想，编辑发行者还有求是书院的许寿裳、孙冀中、王嘉榘等人。
　　求是书院的师生还是革命团体光复会的重要成员。求是学生、光复会会员沈瓞民认为光复会的成立与东京“浙学会”有一定关系。而东京“浙学会”则是求是书院“励志社”活动的延续，1901年夏，由于“罪辫文案”，“励志社”骨干纷纷离校，部分社员到了日本。据沈瓞民回忆，在东京的“浙学会”会员，曾两次聚集在王嘉榘的寓所密商，认为要另组一革命团体。1904年，光复会于上海成立，蔡元培任会长，孙翼中、蒋百里、许寿裳、王嘉榘等求是师生均是光复会成立时的会员。
　　求是书院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所形成的风气至关重要。钱均夫指出，书院自创建以来逐渐形成“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求是学风。郑晓沧认为求是有双关的意义，一为“务求实学”，二为“存是去非”。抗战时期，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继承求是书院的传统，确立了“求是”校训，并多次谈到“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从求是书院到浙大，学风一脉相承，其根本目的亦在于培养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