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及初唐诗坛

肖旭

由隋代到初唐时期诗歌发展，主要体现在诗风的转变、题材的扩大和诗体的建立与成熟上。这一章是要弄清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的总趋势，弄清诗人们对唐诗繁荣发展所做出的特殊贡献。

重点是了解“四杰”、陈子昂，尤其是陈子昂的贡献。

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人。他们都是唐初后期“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的作家(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四杰》一文)。他们在当时以文词齐名被称为“王杨卢骆”。也号称“四杰”。卢骆稍早于王杨，卢骆善长七言歌行，王杨则善长五律。

“四杰”对唐诗的发展到底有什么贡献?这可以从诗歌的基调、题材的开阔、新诗体运用等方面去把握。

一、初唐“四杰”，力求摆脱齐梁诗风，突破了宫体诗的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创作题材。《概说》己讲过，初唐前五十年是南朝形式主义文学的延续，宫体诗充斥诗坛。所谓“宫体诗”是指以梁简文帝为太子时的东宫，以及陈后主、隋炀帝、唐太宗等几个宫廷的诗歌，主要是以艳丽的词句，表现色情的内容，美化贵族的宫廷生活。题材狭窄，诗风轻浮绮糜，是一种萎糜堕落的文学。而“王杨卢骆”四人都是当时有才华，有成就的诗人，他们不是门阀出身，也没有政治势力，他们完全凭自己的创作登上初唐诗坛。他们的诗从自身遭遇出发，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现实，题材比较广泛。

卢照邻和骆宾王的七言歌行，是宫体诗的新发展。宫体诗在他们手里从宫廷走向市井，所以说他们是宫体诗的改造者。

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和骆宾王的《帝京篇》，在当时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两篇歌行对长安的繁华有铺张的描写，但重点是放在人物活动的描写和诗人的抒情上。

《长安古意》将宫体诗带入市井，用热烈的爱情追求，代替了艳情的描写。对贵族的豪华奢侈进行比较，认为寒士的读书生活才更有意义。《长安古意》这篇歌行的思想内容，更接近于左思的《咏史》其四，远不是宫体诗所能容纳的了。

另外，骆宾王的《在狱咏蝉》，表现了知识分子的愤闷不平。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表现了真挚的友情和壮阔的胸襟。《藤王阁》诗抒发深沉的历史感情。

杨炯的《从军行》，则是一首很有气魄的边塞诗。

从上面例举的四杰的代表诗作来看，他们诗歌已经挣脱了宫体诗的束缚；表现了比较广泛的社会生活，在诗歌的题材上有所开拓。

二、初唐四杰的诗中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抑郁不平的愤忾，代表了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他们努力摒弃轻浮绮糜的诗风，建立刚健有力的新诗风，如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虽然是赠别诗，但是他写的乐观开朗，没有一般赠别诗常有的那种哀伤徘徊。他的乐观开朗的情调，与唐朝前期经济文化走向繁荣、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同宫体诗那种萎靡不振的精神状态，形成了鲜明对照。“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至今还常常被人们引用。杨炯《从军行》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也表现了诗人为民效劳的雄心壮志，是一种积极进取的精神。骆宾王的《帝京篇》当中，感慨寒士不遇。《在狱咏蝉》则写不被理解的痛苦，都抒发了在封建社会政治压力下知识分子的愤闷不平，也透露出新的气息。

三、确立律体，发展七言歌行。卢照邻和骆宾王善长七言歌行，他们的歌行是对宫体诗的发展、改造，而王勃和杨炯则是五律的奠基人。五律的形式到他们手中才初步定型，歌咏的内容也从台阁移至了江山和塞士。

总之，“四杰”代表了当时文学革新的前进方向；他们力求摆脱齐梁诗风，突破了宫体诗的狭小范围，扩大了诗歌题材，诸如离别、怀乡、边塞、市井生活，山川景物，成为他们歌咏的内容，诗里表现了积极进取的精神和抑郁不平的愤忾，显示出诗歌创作的健康方向。

文/肖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