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汉奸,“交通银行”为何至今竟沿用他的题字?

郑孝胥(1860-1938),中国近代的政治人物、书法家。福建省闽候人。1882年清光绪八年举人,曾历任广西边防大臣,安徽广东按察使,湖南布政使等。辛亥革命后以遗老自居。1932年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得力于北魏碑。所作苍劲朴茂。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

书法由帖入碑,工楷、隶,尤善行楷字体,取经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 于北魏碑版,所作字势偏长而苍劲朴茂,然笔墨寒伧,品格不高,且用笔过于夸张,用笔给人有雷同之感,常有观一足以之感,不足学。亦能诗,著有《海藏楼》。

至今“交通银行”的形象仍沿用他的字,虽不能以人废言,但作为一个国有银行,此举实在令人费解!他的书法艺术真的高于一切?

看上图,100多年历史的“交通银行”,四个大字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字体结构紧炼方折,既肃穆典雅,又险绝纵逸,既不出规范,又奇姿流美,但有些人并不知道,这4字竟是出自汉奸郑孝胥之手。

是的,郑孝胥,除了背负汉奸之名外,还是我国著名的书法家。

郑孝胥(1860年—1938年),满洲国建国的参与者之一,曾任伪满洲国总理。郑孝胥以他的“郑派”行书闻名于世,同时他也是一位工于楷书的书法大家。据后人推断,该字更多地源出于有“魏碑之王”之誉的《张猛龙碑》。

始建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的交通银行,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解放后是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现为中国五大国有大型商业银行之一。

说到这里,想必很多的疑问来了:交通银行为何到今天还沿用这个汉奸的字?

毕竟出自汉奸之手,必定有不少人对交通银行这一做法颇有微词。但分析当时的背景情形,也不难理解,有以下三个原因:

其一,交通银行有意沿用其长久的历史渊源。交通银行始建于1908年,作为百年老店,是中国早期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民国成立后,交通银行受央行委托,与中国银行共同承担国库收支与发行兑换国币业务。

1928年,国民政府立法院通过《交通银行条例》,交通银行成为扶助农矿工商的专责银行。交通银行成立之初,总行设在北京。

1928年,随着全国政治中心从北京转移到南京,交通银行也将总行迁到上海外滩14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交通银行将总行迁到重庆。战争结束以后的两年,上海总行重建为艺术装饰主义风格的6层大楼。交通银行的前后见证着中国曲折的近现代史。

其二,郑的负面影响不大。郑孝胥不能算是国人尽知的大汉奸,他对于伪满洲国的作为有限,如果换成汪精卫,就算他书法如何了得,情况都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被正面引用。

其三,郑的书坛地位较高。郑孝胥在当时的书法界的地位是极为可观的。其书法工楷、隶,尤善楷书,取径欧阳询及苏轼,而得力于北魏碑,作品苍劲朴茂,就连国学大师沙孟海先生都对其评价很高。

而且郑的文学影响力很大。作为诗坛“同光体”倡导者之一,闽派诗的首领。郑孝胥与陈衍都是闽派诗的首领。晚清光绪12年(1886)在北京时,与陈衍标榜“同光体”。

陈衍论道光以来诗,区分为“清苍幽峭”、“生涩奥衍”两派,把郑孝胥列在清末前一派之首。郑孝胥诗学古趋向,在于谢灵运、孟郊、柳宗元、王安石、陈与义、姜夔、元好问诸家,它特点是意度简穆,韵味淡远,造语生峭,往往清言见骨。

其代表作为《海藏楼杂诗》,名句如“乱峰出没争初日,残雪高低带数州”《泰安道中》《渡江会议商约归得上海书》等。当时影响较广,但后辈往往是“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石遗室诗话》。

因为上述原因,交通银行继续沿用了这位汉奸的书法字体,庆幸的是并没有带来太多负面的质疑。

有人说“字如其人”,而有时,“字如其命”,比如蔡京、严嵩、秦桧等。而郑孝胥,则是相对幸运的。不难想象,如果郑孝胥没有走上汉奸歧途,其历史形象会有多大变化?

宽容的书法们,也许已在心底暗自呢喃: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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