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掌门汪孟邹

亚东图书馆是一家出版机构，它以标点古旧小说出名，以至鲁迅也说，标点要让汪原放，作序要推胡适之，出版则只能由亚东图书馆。汪原放是亚东的编辑，也是亚东老板汪孟邹(1877—1953)的侄儿。
 
　　亚东原本是一家不太起眼的小书店，可是却在五四来潮时在中国近代出版业中木秀于林。汪孟邹曾说到他对于新书业发生兴趣的原因，也就是接受新思想的原因。他从阅读当时的新书和新报中，对新书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要投身于新书业。“新书业与中国文化关系很密切”，大概可说是他的一个出版理念，由此可见他接受新思想与从事新书业差不多是同步的。除了汪孟邹这个老板的因素而外，因缘际会，亚东还得助于两个风云人物。这两个人就是陈独秀与胡适之。如果说亚东是一艘出版之船，船长是汪孟邹，那么它的导航应该说是陈独秀与胡适之。这种情形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之有蔡元培，生活书店邹韬奋之有胡愈之相同。汪、陈、胡三个都是安徽人，汪与胡更是小老乡，都是安徽绩溪人。
 
　　汪孟邹1877年生，长陈独秀一两岁。1904年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是委托汪孟邹发行的。那时，汪在芜湖办一个发行图书的新书店，名叫芜湖科学图书社，被认为是安徽境内第一家新式书店。为了编辑出版的方便，也为了生计，陈将编辑地点从安庆迁到了芜湖。当时的芜湖，在安徽省内是一个经济重镇，既交通便利，也有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汪、陈的这种结合，表明他们为开拓皖省风气而同气相求。这个报纸每月两期共办了23期，成了汪、陈两人共谋出版的肇始，也是长达数十年交谊的开端。从此，汪孟邹给自己的出版事业找到了可以言听计从的灵魂。
 
　　10年后，汪记亚东图书馆的建立与陈独秀也有很深的关系。1911年辛亥革命后，汪孟邹没有向安徽都督府任秘书长的陈独秀索取一官半职，而是接受了陈的建议到上海去办书店。两年后亚东挂牌时陈独秀帮助起草《亚东图书馆开幕宣言》，所以汪常说“亚东是维新和革命的产物”。这个书店开办几年后，陈独秀还力谋将它与另一家书店合并，以扩大规模。正是在与汪孟邹一同北上为合并筹集资金的时候，蔡元培到陈下榻之地请陈到北大出任文学院长，时在1916年冬。1918年的时候，陈独秀早已到了北大，他还记挂着亚东，一方面把北大出版部的书籍交给亚东发行，一方面要求汪孟邹把这个开始办在里巷中的书店，出幽谷而迁乔木，到临街的地方去，他说要想活一定要上马路。1919年初，亚东搬到了棋盘街上，福州路棋盘街乃是中国近代书业一条街。亚东与陈关系委实非同一般，陈一生坎坷，亚东往往成为陈的救济者和经济收入(主要是稿费)的收转站，而汪孟邹对于他的这位老友总是很关照的。
 
　　说起来，汪孟邹既是近代中国较早投身出版业的一代知识分子，也应该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功臣。第一，因为陈独秀对他说要办一个杂志，显然陈对汪谈起这件事，是希望汪能够出版发行的，但亚东当时不景气，承担乏力，但汪将此事记在心里并介绍给了自己的朋友来发行，这朋友便是正在办群益书社的陈子伟、陈子寿兄弟。这就是《青年杂志》(1915年9月15日创刊，后改名《新青年》)的来由。如果没有汪的牵线，《新青年》的创办可能还要经受一些坎坷。第二，新文化运动的两位主将是陈独秀与胡适之，而在陈、胡之间牵线的最初还是汪孟邹(甚至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他们一生的牵线人)。那是陈独秀办《青年杂志》，汪向陈推荐了他的绩溪老乡胡适，并多次代陈向胡约稿。正是在汪的长达近一年的用语甚殷甚切的多次催促下，胡适才写出了他有关文学改良的文章，陈独秀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更彻底的文学革命的主张。这个功臣是幕后的，所做的一切是为朋友尽义务的(非为亚东谋直接之利)，却非常恰当地体现了出版者作为思想的助产士的作用。
 
　　编辑陈、胡两人的文集《胡适文存》、《独秀文存》，是汪孟邹的主意，自然都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的。两书初集出版的先后则刚好与认识的先后调了个，分别是1921年和1922年。
 
　　陈、胡二人对于亚东的帮助也是不可替代的，也是别的书业求之不得的。亚东的当家产品，标点古旧小说，多由陈、胡二人作序，胡曾为亚东的15种古旧小说作考证性的导言。对于他们的序，汪原放曾担心有些地方不合时宜，叔父对侄儿说：“仲甫(即陈独秀)想什么就写什么，不随人言，这样刊出来，引起一番议论，说不定更好哩。”汪氏叔侄自己也明白亚东的标点小说畅行，也亏了陈、胡的全力支持，“也是许多朋友，如章行严、陈仲甫、胡适之诸先生督促之力”。对于亚东来说，陈、胡的名字就是招牌。而胡适在几十年后写自传时，还把亚东称为“我们的出版商之一”。
 
　　亚东图书馆秀出同行，在出版史上是有地位的。一则是亚东出版物形式上、质量上几无可媲比，“亚东版的书籍，校对特别仔细，错字几乎没有，版本形式特别优美”，在当时颇有口碑；“亚东出版认真，不肯苟且”，有“亚东本”之称。汪自认这是由于个性使然，时人认为这是汪老板治事谨严精神熏陶的结果。除此之外，更在于出版物以内容质量取胜，除了自1920年开始出版标点古典小说《红楼梦》等数十种外，还出版了一些新文学书，如中国新诗史上的第一部诗集《尝试集》(胡适著，1920年)，以及郭沫若、宗白华、田寿昌三人的通信集《三叶集》(1920年)，便是由它出版的。还出版了一定数量的包括以“文存”形式出现的社会科学政治类图书，如前说的陈、胡著作外，还有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叫《孙文学说》也是由它出版的。在广州的孙中山原曾着人持这部书与商务印书馆联系在那里出版，但商务因为孙那时正受北洋政府通缉，出版这部书太敏感，故而未予接受。要知道那时上海还由北洋政府控制。除了《孙文学说》之外，孙中山要办《建设》杂志，几经周折也是亚东应承下来的。这些出版物使亚东在身后要得到历史的承认。
 
　　其实汪孟邹生性本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而他所主持的亚东之所以在一个艰难时世营业不易的情况下，坚持不出“烂污书”，而出版了这么多激荡时代的图书，有些书还遭到政府查禁，大体上有这样一些原因：1．这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身同感受。汪曾给远方的胡写信说：“近来《新潮》、《新青年》、《新教育》、《每周评论》销路均渐兴旺，可见社会心理已转移向上，亦可喜之事也，各种混账杂乱小说销路已不如往年多矣。”作为一个不缺乏职业敏感的出身于徽商之地的人，尤其是受新思想鼓荡而投身书业又有两位思想巨子作为灵魂的人来说，他比常人更能审时度势捕捉到时代的兴奋点。2．这些书虽有一定风险，但也因此而总有一定的读者需求，因而也总会有一定的市场需求。汪孟邹说：“一般营业当然是资本意多愈好，规模愈大愈好；可是像亚东这样小规模也有好处，那些大出版家不免畏首畏尾，我们胆子就比较大些。”何况亚东出版物从“趋新”中尝到了甜头。3．汪孟邹讲义气，收稿便不免要带一点感情因素。有些书是因为需要顾全受难朋友的感情，需要救济朋友，而有的朋友往往拿一本稿子来还账。汪孟邹对蒋光慈的关照可作为一个例子。蒋光慈原本要将与前亡妻的通信毁掉，汪孟邹劝说他整理出版遂成为他在亚东的第三部作品《纪念碑》，此书不曾想还真成了畅销书。蒋光慈殁后，其著作虽被列为禁书，而版税汪总是不爽毫厘地按时交给他的父母与妻子。4．汪有一个商人的文化良心，早年他曾与胞兄双双考中秀才，是一个有旧学根底的知识分子，在变化的时代中又经受了新学的洗礼，他对新书业以身相许，是以良士而为良商，以书生之道行商，汪孟邹曾有一句名言：“与其出版一些烂污书，宁可集资开妓院好些。”这句话是句气话，亚东出版的标点书往往遭遇盗版，但也是一个有良心者的伤心话。亚东正是在汪的主持下坚持不出“烂污书”，才形成了自己的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