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究】论黄宾虹对印学的贡献

稿件来源:南京印社学术刊物《印说》2009年第2期

论黄宾虹对印学的贡献

陈华春

世人皆知黄宾虹以山水画创作及画论名世,而很少知道其在印学上的贡献。人们在考察黄宾虹艺术实践时,仅仅局限于山水画范围,很少涉及其山水画成就与印学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在其所留下的论著中,画论与印学平分秋色,构成了其学术论著的主要部分,而其山水画的创作实践则多得益于古玺印的美学思想,其画论的研究是建立在印学的基础之上的。其认为“金石文字有关作画用笔处尤多,故画必当研究金石文字。”“前清道(光)、咸(丰),金石学兴,绘画称为复兴。”(1)其山水画创作取得成就从某种意义上讲,得益于古玺印的收藏与研究。遗憾的是在学术界,尤其是国画界及篆刻界很少关心其印学成就。本文就其在印学上的贡献浅谈于下。

一、辑录印谱 考释印文

黄宾虹辑录印谱,考释印文的目的在于“三善”:“殷商贞卜,周秦鼎彝,考释诸书,日益繁浩;说文古籀,汗简石经,七国古文,湮没已甚。昔著竹帛,嬗变隶楷……足资征引,其善一也。篆分大小,禀训斯冰,碑碣留遗,风雨剥蚀,古印出土,如发新硎。画以肖形,字多异体,方圆奇正,可助挥毫,其善二也。阳款阴识,间白分朱。制别官私,质殊金玉。立亭覆斗,钮侔筑坛。驼虎龟蛇,状兼各兽。子母穿带,急就回文。凿铸异宜,犹瞻制作,其善三也。”(《滨虹草堂古印谱叙》)在这段论述中,指出从事此项工作可以了解中国文字变迁史,考证经史。可借鉴古玺的篆法、笔法、刀法、章法、印钮等来丰富书画创作。若考察清以来书画家,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大师级的人物皆是诗书画印齐头并进者,尤以吴昌硕、齐白石为最。中国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从事某门类的创作只有在异类中吸收营养,在异类中求其通,才可能创造出超时代的精品之作。研究黄宾虹的山水画创作,若抛开其印学研究,则很难了解其创作思想及方法。

黄宾虹嗜古玺成癖,终生致力于古玺印的收集与整理。其辑录的印谱有《滨虹草堂印谱》、《滨虹草堂集古印存》(四册本)《滨虹草堂藏古玺印》(十六册本)、《滨虹草堂集古印谱》、《竹北移古印存》等,是自清以来集古玺印谱数量最多者。由于古玺印谱的辑录,在当代印学史上,人们若知道黄宾虹对印学有研究也多认为其是一位古玺收藏家,这是不科学的。

黄宾虹好游山玩水,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收集古玺。其一生收集古玺两千多枚。每有获,则狂喜之。如其在《叙印谱》中记有得孙况印的一段话:“唐颜师古注:'孙况即荀卿。’顾亭林言:'荀之为孙,如孟卯之为芒卯,司徒之为申徒,语音转耳。’是为确证。既而余得'孙况印’,鼻钮铜质,土花斑驳,翠泽尤新,而文字秀劲,颇类李斯小篆,因悟秦政封禅诸碣,若琅琊台泰山石刻,其体制皆无以异,为之狂喜。拟以'宝荀’名楼,师龚定庵'宝燕楼’意也。”从此则资料可看出黄宾虹嗜印之情怀,足可与汪关得印改名相媲美。

在古玺印的考释方面,罗福颐在《宾虹草堂古玺印释文》序言中说:“自来释玺印皆散见而无专书,宾虹实为首创。”赵志钧在《宾虹老人集印轶事》中说:“就我所知,一部由黄夫人亲手整理的宾翁手写全部古玺印释,计六大本,黄夫人亲自题'宋若婴理整’字样,很郑重地捐献给国家,这是一部最完整的古玺释文。”在其论著中,如《古印文字征》一、二,《释绥》、《释傩》、《凤文古玺》、《龙凤印谈》、《藏玺例言》、《周印略说》等,可反映出黄宾虹在印文考释上的深厚功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其金文书法的成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在有些作品上,其把金文对联与古玺合二为一,如在“秋水文章学庄子,名山遗逸忆桐君”金文联中,附有周印印蜕,并指出“晚周文字与先秦不同”。就当时国内书画界来看,深研古文字者无出其右。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值得重视的是其《六国文字学》,其在1930年致俞叔渊的书信中说:“年来古印出土,发现六国文字者尤多。暇集古印文,以《说文》部首分次第,庶有补于读古书之助,亦未可知。从事于此有年,作辍不常,时虞间断,徜乘余闲,此作可蒇事,亦为前人所未为者。其余新知,当不在甲骨下。甲骨殷商文字为一宗,钟鼎文字为一宗,六国文字、古印、泉币、陶器亦当成为一宗。”从这段资料得知,该书的编写是依赖于古玺印的出土,是建立在古玺印文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其在收集古玺印、辑录印谱、古玺印的考释及六国文字的研究上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研究古文字变迁史的突破口是建立在古玺印的研究上。黄宾虹早期的学术成就集中在古玺印的研究上,在此基础上,才逐渐在画论上有所建树,是理论与创作双绝的艺术家。

二、印学论述 独树一帜

从1911年开始,黄宾虹与邓实着手编辑《美术丛书》。由于黄宾虹对古玺印的长期研究,认识到收集研究古代印学理论的重要性,便在此丛书中收入了印学资料,这在近代美术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为保存古代印学理论及为后来者研究印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黄宾虹的理论研究中,是把篆刻与书法、国画同等视之,且能互相诠释。

在《叙摹印》中,其对古印章进行了分期,“以今证古,自秦迄于近日,可约分为三期:一曰铜玉印之时代,一曰杂品印之时代,一曰刻石之时代。”认为秦汉时期的印章以金银铜玉为印材,应归于铜玉印之时代。南北朝时期的印章,其印章文字混乱,斋馆印大行其道,印材出现了象牙、玛瑙、黄杨、竹根、瓷料、水晶等,印章追求精巧、奇,古法已失,此时期的印章归属于杂品印之时代。自元王冕以花乳石刻印开始,海内篆刻大家皆以石为印材,故元明时期的印章归于刻石印之时代。黄宾虹划分古印章分期是以印材为标准的,这种划分在当代印学史上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该论文中,黄宾虹分别论述了《铜玉印之制作》、《杂品印之优劣》、《刻石印之精美》等,对古印章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得出《篆刻为文人旁及之学》的结论。并对古今印文、印制、摹印篆法、缪篆笔法、摹印刀法、印钮等篆刻基本语言有所涉猎。该文原载1907年《国粹学报》,百年将至,今天读来仍是一份不可多得的印学宏论。

1926年《艺观》第一期上,曾刊登过黄宾虹的《篆刻新论》一文,但只有《自序》、《编目》、《第一章-明篆》,后未见再续。其《编目》中包括明篆、扩识、补籀、证史、去伪、藏古、篆刻、流派八章,从其体例来看,其印学态度是严谨的。惜已不见下文了。1930年,黄宾虹致信于郑履端:“所惜金石之学大发明于同光之代,惟印学尚无说明之著作。鄙意屡欲将历代印学条分缕析,用一种简易文字,以饷同志,几次易稿,至今作辍不常,深为抱愧。”若此稿尚在人间,则当惠及印林之同道。

在黄宾虹的印学论述中,还有一部重要的著作――《陶玺文字合征》,1929年,《艺观》杂志上有一则广告:“周秦古玺近日发见者愈多,但人鲜知其为黄宾虹先生专门研究古玺,有滨虹草堂印谱初二集。近又研究陶器,始知古人范金合土原无二致,举证二十余事,皆难得之材料,末附新出土陶片百纸,为好古者不可不见之书。”在这部著作中,黄宾虹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印章起源于母范之说。“古玺文字,前人莫明其所用。今以陶器证之,有可确知其为款识之模型,而无疑义。昔者范土铸金,即以金文抑埴,初无二理。要皆为地名、官名、人名,数端而已。词意简质,形状参差,或有玺字或无玺字,制各不同,或从木金,或从木土,文亦殊异。兹拓古陶,下列古玺,比类齐观,资征引焉。”在所引的图片中,古陶器与古玺印的印文与形制完全相符的有两枚,不完全相符者有五枚,首字不同者一枚,还有大量的古陶器文字资料,开创了研究古陶玺文字的先河。

邓散木《篆刻学》的初稿写于三十年代,是上世纪印学史上划时代的杰作。但我们不难发现,《篆刻学》仅仅是古代印章的梳理,偏重于技法范畴,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印学著作。若我们分析黄宾虹在印学上的贡献,则可改写这种观点,黄宾虹才是近代印学研究的鼻祖。

三、篆刻能为 自然浑厚

黄宾虹述而能作,其虽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也可看出其深厚的功底。1921年,黄宾虹在致李壶父书中说:“仆于西泠,差喜龙泓,余子圭角太甚,似伤和雅。皖派折心石如,白文为佳。若吾乡垢道人、巴予籍二公,非特开西泠之祖师,而且阐古玺之秘奥……”“近贤如赵悲庵亦极推崇巴氏,真能不囿于畛域者矣。”从这封信中可看出,其很佩服赵之谦,推崇程邃和巴慰祖,其原因是程、巴二人的作品有古玺味,这与黄宾虹终生致力于古玺印研究有极大的关系。而黄宾虹留下的篆刻作品,也多以古玺印为主。黄宾虹研求六国文字,这必然会影响到其篆刻创作,也因此奠定了其古玺印风的格局。黄宾虹流传下来的篆刻作品很少,能见到的如“黄山山中人”、“冰上鸿飞馆”、“冰庐”、“黄质宾鸿”、“黄宾虹”和“黄宾虹印”等,除最后一枚外,皆为古玺印风。由于其篆刻作品创作较少,故人们往往忽略了黄宾虹的篆刻地位,而了解其印学贡献者就更少了。客观地说,黄宾虹的篆刻创作与吴昌硕、齐白石、邓散木等人无法相比,但其在印学上的贡献,则无后人。从当今人们评价黄宾虹的篆刻实践和地位来看,评价一位篆刻家的艺术成就,只看其作品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到其印学成就,这似乎是当今的一条潜规则。正因为如此,没文化的篆刻家越来越多了。我们应该看到,评价一位篆刻家的地位,并不仅仅在于其作品的数量,而在于作品的深度。吴、齐、邓等人的作品多,但风格一旦形成,也有千印一面的感觉。

若从其所从事的印学研究及创作来看,若为其定位,其应该是一位近代印学大家,其次才是一位篆刻家。在黄宾虹看来,一个中国画画家,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须借鉴金石文字及篆刻艺术的营养。在其艺术实践中,其很重视清代懂金石文字及篆刻的国画家,就是一个例证。其金文书法虽留世不多,但在当时公认为举世第一,这也是来自其对古玺印文研究的结果。正因为其印学的研究及篆刻的创作,才为其国画的创作及画论的研究打下了基础。而国画取得的成就,又掩没了书法、篆刻之名。因此,研究黄宾虹的印学贡献就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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