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前,中国最伟大作家遭毒打,为何步行7公里赴死?|老舍|舒乙|自杀|太平湖|文学|中国文学
4月21日，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现代文学馆原馆长，老舍先生之子舒乙因病医治无效，于当日14时1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6岁。
昨晚看到消息，很多人唏嘘岁月催人老，眨眼间，老舍先生的儿子都故去了。
父亲去世后，舒乙这样写道：“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想起老舍先生笔下儿时的舒乙：“小儿一岁整……善亲亲，闭眼，张口展览上下四个小牙。我若没事，请求他闭眼，露牙，小胖子总会东指西指的打岔。赶到我拿起笔来，他那一套全来了，不但亲脸，闭眼，还指令我也得表演这几招。有什么办法呢？！”
两段文字对照着看，令人动容。
今天同大家分享一篇老舍与母亲的旧文，借此送别舒乙先生——父子终团聚，从此享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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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8月24日，老舍在太平湖边徘徊了一整天。临近午夜，老人慢慢走向湖中心，湖边留下了上衣、手杖、眼镜和钢笔。
25日清晨，儿子舒乙从灯市口的家赶到太平湖认领父亲的遗体，这两个地方隔了7公里，一个老人走这段路大概需要1小时40分钟。
因为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老舍为什么选择在太平湖了结生命始终是个谜。舒乙后来给了一个最合理的答案：“他可能是去找自己可爱的母亲去了。”
当年的太平湖位于北京旧城墙外的西北角，湖的南边大概也就是一墙之隔的距离，是观音庵胡同（现在叫大丰胡同），这个观音庵胡同就是老舍母亲晚年的住处。
1942年8月，身在重庆大后方的老舍往北平寄了一封给母亲的祝寿信。12月26日，北平的回信来了。老舍直到入夜才敢拆开信：母亲已经去世一年了。
1943年4月，老舍写下《我的母亲》，许多人大概读过其中这一段：“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
所以23年之后，当67岁的老舍被红卫兵毒打，万念俱灰之下，他选择去找妈妈，去寻他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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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只提到母亲姓马，生他那年已经41岁。这个岁数放到现在也是绝对的高龄产妇，更不要说120年前。
所以生下老舍的那个晚上，母亲昏迷了半宿，是老舍的大姐一直把他搂在怀里——大姐当年20出头，已经出嫁了。
母亲只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父亲舒永寿却在老舍一岁半的时候撒手人寰。1900年，八国联军进了城，在北平当兵的舒永寿战死在巷战的炮火中。
老舍一家（左起：胡絜青，舒文，舒乙，老舍，舒雨，舒济）
“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家里除了一岁半的老舍，还有他十岁的哥哥，十二岁的三姐，三个孩子全靠母亲一人庇护。
联军进到老舍家里，先是一刀刺死门口的老黄狗，然后入室搜刮，当时老舍就躲在一个倒扣着的破衣箱下面，母亲拉着两个大孩子坐在墙根不动。
后来母亲搬起箱子才找到了这个最小的孩子，按照老舍的话说，如果那个箱子不是空的，“我早就被压死了”。
每每遇上这样的场面，母亲总是把心横起来，不慌不哭，“泪会往心中落”。
孩子活下来了，就要吃食，单靠父亲的抚恤金养活这几个孩子很困难。在老舍的记忆里，母亲的手终年都是鲜红微肿的：一家老小的生计，全在给人家洗衣缝衣的活儿里。
这是一个做事永远不肯敷衍的母亲，所以哪怕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能给洗得雪白如新。到了晚上，母亲和三姐抱着一盏油灯开始缝缝补补，一直到半夜。全年无休的母亲总不忘记收拾院子，父亲留下的石榴和夹竹桃，每年到了夏天都会开出许多花。
幼年的老舍不明白母亲和三姐为什么每天都在忙活，但只要她们做事，老舍总是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
这大概是大字不识的母亲给老舍的第一份生动的教育，关于清洁，关于秩序。
1954年5月，老舍夫妇在自家院中赏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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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是要早当家的，何况一个早早就没了父亲的孩子。
老舍对哥哥的记忆很模糊，因为哥哥小小年纪就做了学徒，或者上街卖些樱桃花生之类的小东西，母亲每次总是含泪把他送走，没过两天又含泪把他接回来。
所以当老舍小学毕业之后，亲朋好友都劝他赶紧去学一门手艺，毕竟家里最小的儿子能挣钱了，才算是替母亲分了最后一份忧。
但是老舍做了一个有些“大逆不道”的决定：他选择了继续读书。14岁的老舍考上了京师第三中学（现北京三中），但几个月后因为家庭条件困难不得不退学。
退学这件事，没有把老舍逼到“学门手艺”那条路上，他的思路变成了怎样才能上学不花钱。同年，北京师范学校招生，1000个人报名只招50个，结果老舍还真就考上了：制服费、伙食费、书费、住宿费，这些统统由学校包了。
然而即便是学费全免，做母亲的还是犯了难，因为入学要交十元保证金。这在当时来说绝对是一笔巨款，做母亲的用了半个月时间东拼西凑才筹到这笔钱，然后含着泪把小儿子送去学校。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这是老舍第一次与母亲真正意义上的分离。自那以后，母子聚少离多。
不过对老舍的母亲来说，最痛心的倒是另一件事：三姐也终于要出嫁了。
自父亲去世以后，这个家的一切事务都是母亲和三姐共同在操持，在老舍的记忆里，如果母亲对这几个儿女还有所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三姐是母亲的右手”。
老舍用一段无可复制的经典白描还原了三姐出嫁当天的场景：
“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
母亲的“右手”就这么生生被割去了。对这个在枪炮声中庇护过孩子的母亲来说，女儿出嫁这件事，怕是比满城血光还让人难以承受。
三姐出嫁了，哥哥不在家，小儿子住在学校，母亲还像往常一样把院子收拾的干干净净，但从早到晚也没人跟她说一句话。
1918年，19岁的老舍自师范学校毕业之后，被安排到方家胡同小学任校长，那一夜，老舍和母亲都没有合眼。
“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看着“叛逆”的幼子也终于能挣钱养家了，母亲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止不住的流泪。这泪恐怕不是为“歇一歇”而流：孩子们越有出息，家里越要空荡荡了。
那年的除夕，老舍给学校请了两个小时的假，然后穿过各种喧嚣的街市，回到了清炉冷灶的家中。
母亲是没有料到的，只是望着回家的孩子一个劲的笑。直到听说孩子马上又要返回学校，笑着的母亲愣住了，半天才缓过神来，叹了口气。
临到该走的时候，母亲抓了一把花生递到孩子手上，“去吧，小子！”街市上还和来时一样的热闹，那个刚回家又马上离开家的孩子却什么也看不到，“泪遮迷了我的眼”。
夜深了，没人知道母亲后来是怎么过的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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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老舍自己的话说，他这辈子让母亲伤心的事实在做了太多——
23岁那年，母亲给最后这个孩子安排了一桩婚事，女方那边都点头了，这边老舍却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件事，老舍说了一生中最伤母亲的一句话：“您要是不退，我就不再养活您。”说完就后悔了。
后来是三姐说情，母亲才退掉了这桩婚事。老舍因为羞愧，好几天不敢回家，结果有一天鬼使神差的摸回了家，一头就栽在地上不省人事。母亲赶紧找大夫来看，大夫下了猛药这才医好了病，病是好了，老舍的头发却因为药性都掉光了。
26岁那年，老舍前往英国，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出任讲师，这一别又是五年。老母亲七十大寿，几个出嫁的姐姐都回去祝寿，唯独小儿子远在异乡，饭桌上，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就睡下了。姐姐们看得出来，老太太这是想念幼子了，却不便说出来。
1924 - 1929年，老舍赴英伦讲学，期间创作了经典剧作《二马》
七七事变之后，老舍从齐鲁大学离开，只身前往武汉，次年又赶赴重庆，那时的北平又和当年一样被鬼子占据了。年近八十的老母亲还在北平那间院子里，日夜思念她的小儿子。
自那以后，老舍和母亲只书信来往，每次从北平寄来的信，老舍都不敢拆开，怕看到那个不好的消息。
1942年前后一年的家信里，其实已经没有了老母亲的起居状况，老母亲是寿终正寝，她的幼子却从此没了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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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儿子舒乙在回忆父亲时特别提到过一件事：按照北方习俗，过完小年的二十四就是扫房日，每年这一天，老舍就要动员全家大扫除。
老舍的家里有很多书，这些书在那一天统统都要从书架上拿下来，一本本的排队，不但要把灰尘掸掉，还要拿到太阳底下晒一晒，然后再一本本放回架子上码整齐。当年的书架都有镂空的雕花，那些雕花要用湿毛巾这么来回的穿。
晚年的老舍腿脚不好，就站在下面递毛巾加指挥：“姑娘们，再上面一点儿！接着，姑娘！”
那是老舍家里的保留节目。舒乙那一辈的孩子们应该明白，那是奶奶留下的一份遗产。
当年那个跟在母亲和三姐后面撮土的孩子，到死都离不开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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