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城北：无心巧遇张火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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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火丁应该算是“同事”，都在中国京剧院“拿银子”(领工资)。但她来得晚，她刚来我就调走了，真正的认识过程很奇怪，就发生在红线女临时借住的地方。那阵我正为粤剧红线女写着书，每周要到她住处谈三个半天，我是在那里“先遇到、后认识”张火丁的。此话怎讲？有一天临近中午，火丁推门进来了。不施脂粉，非常朴素。我与张火丁对视良久，没有言语。红线女问我：“你们认识么？”我摇头。红线女奇怪了：“你们一个剧院，怎么会不认识？”

　　火丁则试探着问：“是城北老师么？”我被动地点头，问道：“你是？”非常朴素的回答：“我是张火丁。”哦，她当时就很有名气了，我居然不认识台下的她。我仅仅是在台下看过她的戏，这样素面在台下相遇，还真是第一次。估计红线女一定会暗笑。但我脑子飞转：她怎么会到红线女这儿来？没有红线女的召唤，她肯定不敢贸然拜访的。总之，红线女看上她肯定有蹊跷，而她这么年轻就倾倒红线女也绝非寻常。

　　我继续跟红老师谈她的艺事，张则静静坐在一边，好半天没插一句话。最后我谈完了，转过头问火丁：“你找红老师有事吧？”“没，真的没。就是来看看的。”红也插话：“我一会儿再招呼她……”我很奇怪：远在南国的大明星，会看重远在北方的“小程派”。其中，必然有连火丁也未必明白的道理。

　　说火丁是“小程派”，一点也没冤枉她。她当时确实还很“小”。当时的“程派大家”基本是三位：赵荣琛、王吟秋、李世济。前两位是给程先生磕头的男学生，后一位是干闺女。前两位最好的时候似已过去，但还能支撑一气。李世济当时有丈夫、儿子辅佐着，谢幕时一家三口都走上舞台中心，这种幸福感不是每个演员都能拥有的。我当时一方面给李写本子，同时又为他们夫妇写文章。我属于程派笔杆子的“第三世界”。这是剧院朋友与我开玩笑，这样说过了还让我别生气。我这人随和，听了无动于衷。因为我“傍”李世济是工作需要，我与她是一个单位(中国京剧院)的，而赵与王都不在我们这里。我不可能完全脱离单位去辅助单位之外的名家。更何况，我这“三个世界”从根子上就没派性。我母亲五十年代初期访问过程砚秋，第三天程砚秋就带着王吟秋到我们家“回拜”。王吟秋是当时这件事的见证人，他1995年在天津参加中国京剧节时，还特地跟我谈起这件往事。电视台采访他，让他谈谈自己对男旦的看法。他这样回答：“徐城北同志赞同男旦，你们采访他去吧，我以为：他的理由很充分。这问题由文化人谈，比找我们自己说自己更合适。”记得那一阵他私下也很表示出亲近感。每年过春节，都是他抢先给我打电话拜年。我说要到他双榆树的家里拜访，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硬是一次次地谢绝。我心暗想：男旦的家有什么不能看的东西么？我随后又听说，他在家里教女学生时，一定要拉一位不相干的男同志作陪。还有，不久前我还听一位“赵荣琛身边”的人传话，说赵老很羡慕世济身边有个徐城北，还说“要是想个法子让徐城北转到咱们这边，就好了”。

　　话还回到火丁身上，她很早就拜师赵荣琛，其中原因我不得其详，是她选的老师，还是老师选的她？但我听说到一则马路新闻：她一个小女子，唱起来却很有那种男旦的味。我听了想了一想，的确她还真有这么个特征。但光有这一点，如何把她与赵老联系起来，我还是不得其详。但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让火丁大不幸的事：她的赵老师突然去世！这可是个大问题与大难关。现代程派“赵·王·李”这样“三驾马车”的结构平衡被突然打破。赵与王本是一路，唱戏依靠很深的功夫，但年岁上又多少有些“过气”；而世济正在最好的时期。赵之一旦去世，那天平只会更向着世济的位置倾斜。这个大结构暂时不提，且看她张火丁此际应该怎么办？一种，是转向王，也同样是男旦，与赵共同的地方多；但估计只能是名义师徒，王吟秋还有原来的徒弟呢！如果转向世济，那流言就会更多，或许被认为“人一走茶就凉”而“另攀高枝”呢。我多年游离于梨园的具体事物，但思想不懒惰，常常替别人担心，想一些情理上可能发生的事。

　　过了没几天，报纸上登出一则新闻：介绍张火丁到南京向新艳秋学戏。说火丁在宾馆租了两套房子，一套自住，另一套搬请著名的前辈坤旦新艳秋进来住。她们一老一小一起过了一星期，其间新艳秋教了火丁好几出程先生的戏。火丁也没有正式拜师，但是“面对面”真学了。首先，她南下之行的这火候“掐”得极好，其次这找人找得准。自己的恩师不在了，转投另外“两驾马车”肯定不行。干脆请出当年师爷的“劲敌”来教自己，而这“劲敌”深藏多年，肯定愿意在北京收自己这一个不在名义之内的小徒弟。我记起早在这时之前，北京举办过一场纪念程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的盛大演出。就演一场，一出完整的《锁麟囊》，先后五个薛湘灵：上海李蔷华，北京李世济，随后是赵荣琛与王吟秋，最后一场的最后一小截，才是资格最老的新艳秋。我看了那场戏，座位在七排中间，是李世济给的票。因为这场阵容“过于强大”，所以戏票格外紧张。而他们五位主演，都能得到几张最佳的赠票。我事先知道世济肯定有票，但也没敢张嘴要，我知道她一定会给她最看重的朋友。让我大大意外的是，唐在昕(世济的丈夫)主动给我打了电话，说世济讲“要把最好的一张给城北”。我有些意外，我不过是从本院工作人员的角度，为她帮忙了几年，怎么她会把这样好的票给我呢？因为我知道在这场的前排座位中，会有许多与程派程家有渊源的人—他们会四处张望，看这前几排都来了什么人，每个人分别属于哪一方……许多人都会在开演之前发出这很微妙的一瞥。它是无言的，但又是有无形力量的。我甚至想到：世济之所以要把戏票送我，也就是希望周边的人，能发现徐城北这么一个“傍”过她的人，如今正襟危坐于最好的座位上。在梨园，“傍”角的人应该“一傍到底”，这应该是做人的准则。当然，解放前程师息影务农的时节，秋声社的戏班散了，多数助演都被拉到新艳秋那里，戏份儿开得很高，很多程之四梁四柱都成为新艳秋的骨干。也正由于这一笔，程与新二人一直到后来公开见面，也还是面和心不和的。当然，新艳秋本人并无责任，她只求唱戏，不求其他，没多久也就息影舞台。直到重新出山，在江苏戏曲学校担任京剧教师。老实说，这样安排她是有些屈才的……

　　咱们还说这场演出，前边几个薛湘灵里，数李世济最出风头，可往下边演去，几个旦角全都一般。也许存在这样的道理：是李世济抢到了“春秋亭”一折。在程派演员的合作中，谁演这折谁就光鲜得胜。但出奇的是，最后一场的后半截，又冒出来一位息影多年的新艳秋。北京的老程迷疯狂地欢迎她，我也是第一次开了眼。她一招一式都实在好，处处如同不费力，又处处用力在点子上！事隔多少年后的今天，我猜想张火丁是否当年也在台下看过那出戏，如果她有幸看过了，她此生就一定会记住了这位出神入化的老太太！反正我看完戏后遇到老唐，他笑吟吟问我：“今天最好的是谁？”我猜想他内心的潜台词一定是希望我能夸一夸世济，不料，我张嘴就说：“新艳秋最好，甚至比程砚秋本人都强！”这是良心话，干这行多年了，遇到这种节骨眼的地方，是不能张嘴说瞎话的！

　　我打听过，张火丁是个旗帜鲜明的人，习惯直话直说，心里有准主意。不久，我的“娘家”中国京剧院改革又出新面貌，一团于魁智团长，二团张建国团长，似乎还有一个三团，其中就包含了张火丁的程派艺术工作室，一共十来个人。仅几个主要配演辅佐，如小生宋小川等，班子颇硬，戏班事务统一由火丁之兄火千掌管。她出外巡回就是打个人牌，我看过她一出《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戏在越剧里是旗鼓相当的，小生必须也强。可同名京剧就她一人从头唱到尾。为什么她会这么办？似乎与她的流派有关。程派主要是主角个人“卖唱”，对边上的“四梁四柱”要求并不过高。前两年她带队去郑州演出，郑州有个很有名的文化讲座，就萌生了一个主意，要我与她联合搞一次讲座。因她本人演出前关闭了手机，我转而与她哥哥联系，未果。于是就错过了这次当面谈火丁的机会。今后呢？如有机会我倒还是很愿跟她一聊。

　　最近又听说她调入中国戏曲学院，在那儿教课并演出。不管是福是祸，反正她又进入自己艺术生涯的新阶段了。她应该比早期更成熟了。

徐城北，1942年生于重庆，在北京长大，1965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已经出版各类著作九十余册。主要研究领域为京剧文化和京城文化，著有《梅兰芳三部曲》、《老北京三部曲》、《老字号三部曲》及《中国京剧小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