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观念意识里，总是习惯于，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希望，寄托于皇帝神仙、救星领袖。千万年来，自己的智商能力无法撼动现实困境的人们，只能如此安慰自己。
今天的我们，无疑，享受着比古人优越幸福得多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文明富裕，有人视为天然、有人视为神赐。但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难明白，实际上，天上是掉不下来的！那么，今天这一切，究竟是如何来的?我们究竟是托谁的福？我们不妨选取大航海时代，来看看风马牛不相及的万里之外，随着文明的外溢拓展，对我们民族福祉带来的影响和改变。说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谈论大航海时代，许多人习惯条件反射般、被欧美白左极端人群牵着思路走：想到的，是白人如何屠杀印第安人，殖民如何野蛮之类，把高层次文明的传播，看成是一场灾难。而这样的地理大发现，如何造福了中国，塑造了今天的我们，却少于提及，被我们莫名其妙地忽略了。我们来看看，发现美洲后，单单一个红薯，如何改变了中国。地理大发现时代，其实并不遥远，就在我们的明朝时期。这时候，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和水稻，这两种作物，已经算当时粮食中的高产品种，但亩产水平，也仅有两三百斤，事实上，直到现代欧美农业技术引入前，仅仅几十年前，也仍然局限在这个产出水平。粮食的产量，决定了人口的总体数量。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人口都局限在几千万规模的根本原因。原产南美洲的红薯，即使当时，亩产高峰也可达4000多斤，低的也有2000多斤，现代技术条件下，更是可以亩产万斤；而且，不少地区，还可以一年两季，产量10倍于稻麦以上，相比于中国传统粮食品种，无疑，这是一种超级农作物。几千年来，都被人多地少、缺粮少食困扰的中国，引进这样的粮食作物，意义有多重大，不难理解！但扯淡的是，我们从来对帝王将相、明星戏子那点破事津津乐道，却对红薯引进这样真正改变民族历史、改变亿万人生活的大事，稀里糊涂，少有关注，少人感冒。红薯引进中国的功臣，我们普通人几乎是陌生茫然的。而目前学术界研究的结果，有三个：影响最大的，是福建落第秀才陈振龙，他于1593年，从西班牙殖民地菲律宾引进福建；另外两个，是广东东莞人陈益、吴川人林怀兰，分别从安南（今越南）引进到了广东东莞和吴川等地。这两个先贤，具体的引入时间不明，但能确定的，都是在明朝万历年间（1572年－1620年），时间前后相差不远。学术界把记载更明确、传播影响更大的陈振龙，视为中国红薯之父；1593年，可以视为红薯进入中国的确切纪年。在王朝官方历史的庞大叙事中，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这一年的大事是：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明朝大将李如松率领明军在平壤展开激战，最终明军击败日军，取得万历三大征的征朝大捷。但正史没有记载的是，这一年，卑微的福建秀才陈振龙，拼死从菲律宾为中国带回了红薯这个神奇宝贝；当时可能没有人能想到，这将在此后几百年间，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壮大、拯救亿万国人性命，发挥神奇而巨大的力量。更加遗憾的是，来自美洲大陆的花生、辣椒、玉米、土豆等三十多种今天重要非常的农作物，也是在这一时期，经由欧亚各路径，先后传入中国；但今天的我们，却根本不知道，究竟是谁、究竟什么时候，做成了这样造福民族的大事，成就了亿万苍生的无量功德！——吃饱了肚子的我们，只会鹦鹉学舌地谴责咒骂，促成文明交流的欧洲殖民者，如何罪恶。真正造福民族、福泽苍生的不世功劳，却常常被我们的历史轻描淡写。这样的忽视，却并不影响，他贡献后世的实际丰功伟绩。陈振龙，福建长乐人，年轻时考取秀才，举人不第后，毅然弃文从商，真正下海，下了南洋（东南亚）经商。下南洋的人很多，但文人却不多；意识到超级作物的价值、敢于犯禁偷运红薯种苗回国的有心人，更罕有。这，源于传统中国文人的天下苍生情怀，在陈振龙心底尤其强烈。遥想到故国地贫粮缺，父老百姓生计艰辛，“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感念于心，他才能不计风险艰难，费尽心机，将这种超级植物带回中国。将薯种偷运回国后，陈振龙和儿子陈经纶马上推荐给了福建地方政府，送呈当时的福建巡抚金学曾，借助政府力量推广。回国四个月后，在陈振龙精心培育下，第一批引种的番薯，繁殖成功，福建巡抚金学曾验证后，也振奋不已，马上旌表陈氏父子此行“事属义举”，“虽曰人事，实获天恩”，随后，开始在福建全省推广引种番薯。相对于亩产2、300斤的稻麦，南方可两季、耐干旱、适用土地广的红薯，全年产量可达6000多斤，无疑，给长期挣扎在温饱线上的中国农民，带来巨大的惊喜！很快，“产米不敷”的福建，民众得以“足果其腹、灾不为荒”，在中国农业史上，曾经有过两次农业革命：第一次是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带回了萝卜、核桃等农作物，丰富了华夏物产；第二次，是北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宋朝开始大规模引种耐旱、早熟、高产的占城稻；而第三次，就是以番薯、玉米传入为代表的美洲农作物的大规模引进。在番薯、玉米之外，通过地理大发现，来自美洲的原产农作物马铃薯、木薯、花生、向日葵、辣椒、番瓜、西红柿、菜豆、菠萝、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参、番木瓜、烟草等近30个物种，也先后传入中国，并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一场超级农业革命。由于明清之际的全国性战乱，这次农业革命被延迟，玉米番薯引进后，被社会动荡局限于个别省份的小范围种植，没能快速进入全国性大种植时代。但是，待满清的统治稳定后，红薯玉米在中国的推广，得以展开。在南方，随着战后大规模的移民运动，红薯由东向西，一直传入西南地区。广大土地贫瘠、多旱少雨、不适稻麦的荒山野岭，变成了人口繁密的农业区：山谷低处，可以种植喜气候暖湿的番薯，稍高处，可种耐旱的玉米，更高处，还能种“耐地气苦寒”的马铃薯。以往人迹罕至的陕、湖、川的深山地区，也成为了新的农业区。乾隆十四年（公元1749年），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来到山东胶州经商时，发现昔日富庶的胶州竟然天灾横行、饥馑四野。看到百姓蒙难，这个家族血液中始终流淌着番薯情结的商人，于是开始在黄河流域推广种植红薯，他经过两年试验，摸索成功后，引起当地农民“乃各骇异”。随后，陈世元又带上了自己的三个儿子陈云、陈燮和陈树在胶州、山东全省乃至整个黄河流域进行广泛传播，并且，亲自写了一本书《金薯种植法》，向北方人民免费发放。在这个伟大家族几代接力的义务传播下，从山东到河南再到北京河北地区，番薯种植开始如火如荼传播开来，到乾隆五十年（1785年），乾隆皇帝专门发出圣旨，以最高指示，在全国大力推广番薯种植。至此，番（红）薯种植，终于从民间的自发传播，演变成了国家行为。在康雍乾时期番薯、玉米的广泛种植下，维系中国人生存的粮食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清代以前，中国的主要粮食作物一直是水稻、黍、稷、麦、菽、粟等五谷杂粮，一直到明代，中国的粮食构成，还一直是延续宋元时期的以水稻和小麦为主的格局。明末的宋应星，就在《天工开物》中记载，明末社会的主要农作物70%仍然是水稻，然后小麦、黍、粟等占30%左右。到了清代，随着番薯、玉米、马铃薯等三十多种美洲农作物在全国的推广种植，番薯、玉米也得以加入到了主要粮食作物行列，并与其他杂粮一起，共同构成了全国粮食产量的三分之一。来自美洲的番薯、玉米等农作物，改写了中国人的数千年的饮食结构。研究红薯传播时期的各地人口变化，可以清晰发现，红薯传入一个地区后，当地人口在随后的年份，明显而快速的增长轨迹。无数中国人的生命，因为红薯，得以存活在这个世界。我们的民族，开始突破千万年来的人口承载极限。得益于番薯的广泛引种，福建人口从明朝万历年间（1572年－1620年）的173万人，增加到了1834年（清朝道光十四年）的1500多万人。200多年间，增长了惊人的9倍！在全国范围内，中国人口开始了狂飙突进的大爆炸增长。最令人震撼的时间段，是乾隆6年至道光15年，100年中，我国人口连破四道大关。在乾隆六年突破一亿，在乾隆27年突破2亿，在乾隆55年突破3亿，在道光四年突破4亿，年增长率超过25%。一个世纪的人口增长，以几番的倍数，超越了数千年的人口积累，呈指数爆炸式的增长趋势，中国人口史在这里，第一次写下了奇迹。我们习惯于把这样的盖世功劳，归结于权力与政治，记在康熙乾隆这样的领袖头上，认为是皇帝的英明领导，才造就了如此的繁荣兴旺；虽然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合理的政策取向必不可少，但是，真正的基础性要素，才是不该被忽视的主角。以至于，有冷静的学者，追溯中华民族繁衍壮大的根源时，将所谓的康乾盛世，直接称之为：红薯盛世。
一根漂洋过海而来的小小红薯藤，为我们民族，带来了温饱和发展的希望。一个落第秀才，却成就了无数帝王将相、状元名士都无法企及的功德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