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沉沦》中的自我认同危机

《沉沦》是郁达夫的成名作，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中国留日学生，他身处异邦，由于祖国的贫弱而倍受民族歧视和屈辱，渴望纯洁的友谊和爱情而不可得。他孤独忧郁和多愁善感的性情发展成变态性心理，最终绝望弃世。

小说对主人公性苦闷的大胆而直率的描写，反映了“五四”时期广大青年的共同苦闷，正如郭沫若所说：“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式的闪击。”显示出比较强的反封建色彩和个性解放的时代要求。小说结尾喊出了希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愿望，透露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思。

一、《沉沦》的创作特色

《沉沦》显示出郁达夫早期创作的主要特色：

第一，自叙传的性质。小说以主人公“我”为叙述者，在表现自我主人公所经历的日常生活场景时，作者郁达夫以充满激烈情绪的笔调去描写，在事件的叙述中作坦率的自我解剖。《沉沦》中的“我”是郁达夫自我的化身:主人公出生于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城，14岁和哥哥到日本留学，这和郁达夫本身的经历是一致的，作家现实生活和作品主人公生活的重叠，构成了这种浓郁的自叙传性质。

第二，郁达夫的小说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经常是直抒胸臆，而且情调偏于低沉，泛滥着颓伤情感和失意心情。《沉沦》中的主人公一泻千里式的情感宣泄使小说的情节淡化，而内心情感的叙述上升到主要地位。这种无拘无束的抒情体结构，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之先河，对后起的作家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直率大胆的心理描述和隐私呈现，而且常常是以一种病态的心理进行表露，在当时达到惊世骇俗的程度。小说的主人公孤独忧郁和多愁善感的性情最终发展成变态性心理，作者郁达夫并没有像传统小说那样刻意回避对于性心理的描写，而是直白坦荡地进行自我暴露，并发出焦灼苦涩的呼号，这对于传统的封建道德无疑是当头棒喝，发出了个性解放的先声。

第四，散文化的小说体式。《沉沦》具有小说的一切特征，但它又有不同于小说之处，即散文化的风格。小说的内容不连贯，情节被淡化，情感被放大，抒情性增强，因而《沉沦》一方面被纳入小说范畴，另一方面又具有散文的抒情性特征。

第五，注重通过自然景物的描绘来渲染某种气氛，衬托人物内心的感情和心理变化，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小说主人公心理的变化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他所处的环境氛围来烘托的，如最后他要跳海了，小说中写道：“他向西面一看，那灯台的光，一霎变了红一霎变了绿的在那里尽它的本职。那绿的光射到海面上的时候，海面就现出一条淡青的路来。再向西天一看，他只见西方青苍苍的天底下，有一颗明星，在那里摇动。”这样的景物描写无疑将他内心的凄凉、哀思与绝望衬托更甚，小说中类似的景物描写非常多，体现了一种浪漫主义色彩。

二、自我认同危机的体现

《沉沦》中的主人公矛盾的内心世界其实是五四时期大部分青年都存在的一种心理感受，而这种矛盾、混乱和失望的内心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自我认同危机。而这种自我认同危机的体现，是指人无法全面地认识自我，无法建立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统一。在《沉沦》中主人公的自我认同危机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孤独。在传统文化中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一样，被当做不言而喻和天经地义的。宗法家族制度下的个人，作为家族中的一分子而具有安全感和归属感，也不会因自我认同的危机而生发刻骨铭心的孤独。然而，现代社会把个体从种种的社会依附与权威的信仰中解脱出来，在给予个人自由的同时，也让个人担负起自我选择的责任，使个人倍感孤独、怀疑与焦虑。同时，人生来只能注定是自己，可是人生注定是活在无数他人中间而且无法与别人完全沟通，这意味着孤独。因为个人毕竟都有一个用坚硬的外壳包裹着的自我，以此维护个人的尊严——可尊重的身份和地位，因而难以与他人彻底地沟通，深深感受精神的寂寞。

在这种生存情境中，也许只有爱情和故乡可以慰藉孤寂的心灵，缓解焦虑的压力，更何况他原本就是处于异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中，所以他如此地渴望爱情，以至于在日记中写道：“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苍天啊苍天，我并不要知识，我并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无用的金钱，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伊扶’，使她的肉体与心灵全归我有，我就心满意足了。”同时也怀念理想中的祖国，最后在投海之前遥望故国：“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明星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一颗星下，也曾送过十八个秋冬······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第二，身体的焦虑。郁达夫以一种惊世骇俗的自我表白的方式，毫不掩饰地袒露了自己的生命欲望，其意义在于通过身体叙事毫无顾忌地表现欲望的自我，表达因为执着生活理想而处于灵肉搏斗的痛苦体验。小说中写道：“他犯了罪之后，每深自痛悔，切齿地说，下次总不再犯了，然而到了第二天的那个时候，种种幻想，又活泼泼地到他眼前来······他苦闷一场，恶斗一场，终究不得不做他们的俘虏。”这种心理矛盾都来源于主人公对于身体的焦虑，此外，在旅馆偷看店主女儿洗澡以及躲在芦苇丛里窃听他人野合也都是其生命欲望的体现。身体在郁达夫笔下既是快乐的主体与无法控制的痛苦化身，也是自恋的对象与阻碍精神实现的危险敌人。

三、造成自我认同危机的原因

《沉沦》中主人公的生存文化语境是青春年代与历史文化转型出现了重叠，自我在时间的流动过程中逐渐解体。造成这种自我认同危机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是主人公处于青春期。青年期原本就是人生中情感的风暴季节，是自我认同的观念形成的关键时期。《沉沦》中的主人公正是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他一方面希望能和那些日本同学友好相处，“他也很希望他的同学来对他讲些闲话······”也希望能获得同龄女学生的青睐，但是因自己总是一副愁容和自卑，现实总是不如其所愿，他就愈发感到孤独和忧郁。而青春期也是性心理意识的萌发期，身体方面的焦虑也带给他极大的困扰，一方面对手淫的行为感到惭愧和罪恶，另一方面又无法摆脱，这些矛盾交织在一起使他产生了一种对自我不确定性的过度焦虑，这种自我认同危机在青少年群体中是普遍存在的。

二是主人公生长在历史的现代转型期。一般而言，传统社会的个人不会产生认同危机，因为个人出现伊始，在社会领域就拥有一席明确的位置，规则和义务支配着个人的社会生活，不会产生个体生存意义上的危机，不会产生自我认同危机。

现代社会个人觉醒了，正如郁达夫本人所说：“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等那里会有？以这一种觉醒的思想为中心，更以打破了桎梏之后的文字这体用，现代的散文，就滋长起来了。”然而，在主人公面前展现的毕竟是陌生的现代社会，而且中西文化发生剧烈碰撞，主人公的个人主体难以承受精神的重负，开始感觉到无所适从。比如他在日本的支那留学生身份遭遇上，感受到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困惑。

三是主人公身处异域。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差异使他强烈感受到心灵的冲击。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处于男尊女卑的伦理秩序之下，对于男女关系还比较固化。然而在日本，两性解放的时代在东京早已到来，而对于主人公这样一个灵魂纯洁、生性孤傲、情感脆弱、意志不坚的异乡游子来说，引起的只是一种感官的刺激和无法实现的性幻想，而幻想和欲望的受挫又使他倍感挤压，沦入消沉。

三重精神文化的压力叠加在主人公身上，使他遭遇到个体存在的意义问题。正因为主人公的这种自我认同危机，使其对自我产生怀疑和焦虑，而他只能选择逃避，这也就造成最后投海自杀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