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高句丽渤海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学术研讨会综述
第三届高句丽渤海研究青年
学者工作坊学术研讨会综述
宋明哲
摘要：2021年5月14日至17日，“第三届高句丽渤海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在长春召开。会议主题包括高句丽渤海研究前沿动态、高句丽渤海与东亚世界、高句丽渤海考古新发现、多学科视阈下的高句丽渤海研究等四个方面。与会青年学者围绕上述主题提交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从论文内容看，充分体现了高句丽、渤海研究多学科融合的特征，展现了国内相关学界青年学者受到的良好学术训练和宽阔的学术视野。工作坊打造优质学术交流平台，通过论文发表、评议、讨论，特别是邀请学科领域前辈学者深度点评，有助于青年学者提升学术水平，找准前行的方向和路径。
关键字：高句丽；渤海国；东亚世界；多学科视阈
2021年5月14日至17日“第三届高句丽渤海研究青年学者工作坊学术研讨会”在长春成功召开。会议由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所、历史文化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东北边疆研究室协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吉林省社会科学院、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省博物馆、抚顺市博物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吉林大学、山东大学、兰州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延边大学、黑龙江大学、渤海大学、北华大学、通化师范学院、上饶师范学院、黑龙江工业学院、齐齐哈尔大学、吉林艺术学院、沈阳建筑大学、宁波财经学院、美国巴德研究中心等30多家单位的120多名学者出席会议。参会学者通过大会发言、专家评议，学术沙龙等环节，有大约50多位青年学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长春师范大学校长刘春明致会议开幕辞。刘校长代表学校对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欢迎和感谢，并指出东北民族史和东北边疆研究是我校的特色研究，高句丽渤海研究是我校历史学科研究的重点方向，学校非常重视高句丽渤海研究的发展，积极致力于推进高句丽渤海研究领域的广泛交流和人才梯队的培养与建设。2020年，学校成立高句丽渤海研究院，将进一步推进高句丽渤海研究的不断深化。
长春师范大学东北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郑春颖教授对本次大会的主旨做出说明，她指出会议旨在拓展高句丽渤海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密切青年学者间的交流与联系，探索引领高句丽渤海研究新方向，推进高句丽渤海研究快速发展。
本次会议设高句丽渤海研究前沿动态、高句丽渤海与东亚世界、高句丽渤海考古新发现、多学科视阈下的高句丽渤海研究等四个议题，共发表论文31篇。现对会议综述如下：
一、高句丽渤海研究前沿动态
高句丽渤海研究一直为中、日、朝、韩、俄等国学者所共同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范恩实研究员从国内近年来相关研究成果、学术视野、新材料使用、宏观思考、选题、渤海研究新动向以及国内学界渤海研究机遇与挑战等方面着眼，对近年来国内外高句丽、渤海史研究前沿动态进行了概述。在国内研究成果方面，近年来出版的高句丽、渤海史研究专著数量明显减少，因此国内学界需要在相关研究领域投入新的学术热情，积极推动高句丽、渤海史研究向前发展。在学术视野方面，应将高句丽渤海史放在东北民族史、东北地区史、汉唐史等更大视野下思考，日本学者提出东部欧亚史的视角也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由于文献史料难有大的突破，而考古材料正不断涌现，因此应大力提倡史学与考古学相结合；注重多学科融合，在多学科的视阈下为高句丽、渤海史研究提供新的思路；注重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新材料使用方面，近年来高句丽遗民墓志材料不断涌现，但是国内学界利用的还远远不够，有关情况可以参阅拜根兴教授所著《入唐高句丽移民研究的现状及其问题》一文；一些渤海遗民墓志材料，如《金赠光禄大夫张行愿墓志》《金张汝猷墓志》等也应引起足够重视；在考古资料的应用上，国内学者对于俄罗斯、朝鲜、韩国的考古资料运用的不够充分。在宏观思考方面，国外学界的最新成就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如韩国学者卢泰敦著《高句丽渤海研究》（知识产业社，2020）从三个要素——移动、族源、对外关系考察高句丽历史；日本学者古畑彻著《渤海国与东亚》（汲古书院，2021）从古代东亚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着眼，重新审视渤海国历史；韩国学者姜贤淑、梁时恩、崔钟泽等著《高句丽考古学》（果川：진인진，2020），李道学著《高句丽都城和王陵》（学缘文化社，2020）等也都是相关领域的最新系统性著述。在选题方面，应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目的性。在渤海史研究新动向方面，2026年是渤海亡国1100周年，新的研究应不断推进，对比中韩学者最新著述，韩国林相先、金恩国、许仁旭等著《（重新审视的）渤海遗民史》（东北亚历史财团出版社，2019年），李秉建、罗永男等著《辽·金时代渤海人的生活与文化》（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出版社，2020），选题更加具体，内容更加详尽。在渤海史研究的机遇与挑战方面，主要是指国外学者倡导的多重视角，以及最新考古资料与传统认识之间的不协调，因此，中国学者应加强渤海建国史、渤海政治结构特征、渤海国与东北中北部地区的社会发展、渤海国与周边族群政权关系史、契丹东进与渤海亡国、渤海遗民史、从唐朝羁縻州制度看渤海国的历史地位等方面的研究。
二、高句丽渤海与东亚世界
国外高句丽与渤海国史的研究常常从全球史、东亚史的角度出发，强调高句丽与渤海相对于中原王朝的独立性，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只是其政治活动、对外关系中的一环，周围国家与部落间的地缘政治影响也是在考察高句丽、渤海史时不可忽视的环节。近年来中国历史中的全球史问题颇受关注，国外学者利用全球史的视角来解构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国内学者在研究全球史时也遇到了传统中国本位视角与东亚区域世界相矛盾的问题。本次会议众多学者从宏观的角度来叙述东亚世界中高句丽、渤海史研究方面的相关问题。
1.高句丽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朱尖从史料比勘与王莽边疆经营视角出发，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侯驺的身份再次做出确认。他认为，侯驺是高句丽政权的首领，但其具体身份难以断定。朱尖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他在对比了众多对侯驺有相关记载的史书后，明确了《汉书》《三国志》记载内容的可靠性。并且，朱尖在研究该问题时，采取了创新性视角，从王莽经略边疆的角度，以宏观的视野去俯瞰这个问题，巧妙地跳出了相关史料不足的困境。最终通过史料比勘与新视角运用，确定侯驺就是王莽时期高句丽政权的首领。
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孙俊副教授发表了关于唐代高句丽移民社会融入问题的研究现状及思考的研究成果，他认为唐代是我国多民族融合发展的鼎盛时期，东北的高句丽移民逐渐融入到汉族中，这既缓和了民族矛盾又有利于东北边境的开拓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他指出，移民问题研究大致分为开创、发展、全面细致三个阶段，目前研究在社会基础上、移民心理探讨上、对唐代社会影响上还有待继续深入。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张芳助理研究员从文献整理与口述史的角度对《魏书·高句丽传》做出考证。通过逐条分析史料，确定《魏书·高句丽传》的主体内容来自于前代的辑录，高句丽的建国传说出自北魏使者的走访调查，口述史增加了《魏书·高句丽传》的可信度。
清华大学历史系张弛博士对隋唐时期高句丽重镇卑沙城的地理位置做出考证，他认为卑沙城既不是海城，也不是大黑山城，而是现丹东东北附近的九连城。由于卑沙城之战是隋炀帝在三征高句丽过程中取得的一次十分关键的胜利，张弛博士认为—随着卑沙城城址的变动，应该重新审视隋唐时期的征辽策略。他先从隋唐一手史料比勘和史源学探究开始，对卑沙城的位置做出考证，最终在考辨《读史兵略》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卑沙城就是九连城。由于隋炀帝在第三次征辽时，海军直指卑沙城并大获全胜，因此隋唐征辽过程中海军的作用以及隋炀帝的战略有必要被重新审视，对卑沙城的考证意义就并非单纯的史地层次的考证了。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李碧瑶对中国正史中高句丽与王氏高丽的混淆问题做出辨析，她指出修史信息来源问题对宋朝史官编写历史产生了误导，传统的华夷观念和故意模糊高句丽与高丽的政治倾向也是造成正史记载混淆的原因之一。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侯茁硕士对公孙氏政权与高句丽关系演进做出简述，他认为高句丽与公孙氏关系主要分为三个时期即早期高句丽对于公孙氏的臣服与合作阶段、公孙康时期高句丽与公孙氏的关系由合作逐渐转向分离阶段、公孙氏政权晚期双方关系完全破裂阶段。双方关系大体上呈现由好到坏的趋势，这也直接影响了公孙氏的灭亡和高句丽扩张。
渤海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高凌云硕士分析了高句丽与北燕的关系。北燕建立之初，双方根据各自的利益保持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在北魏消灭北燕的战争中，高句丽采取相对中立的态度，趁北燕战败对其资源大肆掠夺。冯弘进入高句丽后，长寿王出于开发辽东、拱卫边疆的考虑将冯弘安置于辽东，之后冯弘与长寿王矛盾激化，冯弘被杀，北燕与高句丽的关系终结。双方关系的演变，对高句丽来说十分有利，北燕的灭亡使高句丽在融合了北燕势力后实力大增，为之后高句丽的对外扩张奠定了基础。
2.渤海问题研究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沈一民教授分析了九世纪时东亚贸易圈中的渤海国商人，九世纪时渤海国的商人已经参与到中国沿海的商业贸易以及唐朝、新罗、日本、渤海的跨海商业贸易。他指出，渤海国商人群体出现的内因是靺鞨人的商业性格，而商业贸易的高额利润、渤海积极的对外政策等是其外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孙昊副研究员对日本学者古畑彻的《渤海国与东亚》一书及书中所提到的古代东亚区域世界的“相对化”问题做出了详细的分析探讨，针对全球史论说与中国本位的矛盾问题做出了反思。他认为，日本学者关于东亚世界历史论说的方法论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本位叙述思路不同，我们想要推进东北边疆史研究、实现边疆史与全球史的学科融合，就必须重视用宏观的全球史方法解决边疆史和周边国家、地区的历史阐释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齐会君助理研究员从唐朝交聘文书的研究视角，提出了对于日本学界中渤海、日本交聘文书研究的几点认识。日本学界关注的焦点主要包括渤海王启与唐代书仪的关系、交聘文书所反映的渤日双方在“高句丽继承国问题”上的意识差异、渤日交聘文书体例之争、中台省牒与太政官牒的成立背景与功能等方面，在取得了丰硕成果的同时仍有不足之处。
上饶师范学院历史地理与旅游学院秦菲讲师对中日韩学界关于契丹与渤海关系的研究做了系统的述评，内容涉及辽朝灭亡渤海的原因、“世仇”说的实质及其原因、渤海遗民的反辽斗争、辽对渤海遗民的统治政策等诸多方面，三国学者在东丹国性质及东丹国南迁的时间等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武松博士对渤海遗存中的草原文化做出总结。渤海的蹀躞带具、8字型马镫是突厥文化影响下的产物，九子棋可能是由回鹘传出，沿着丝绸之路传入渤海。丝绸之路是连接渤海与契丹、粟特、突厥等草原民族的纽带。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玺明助理研究员发表了铁器对于渤海经济的研究结果，他认为，渤海已经具备了从开采到冶炼完整的铁器制作体系，铁器在农业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渔猎业的发展也得益于铁器的使用和发展，铁器对于渤海交通工具和计量工具的完善也有重要意义。
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的王一钒硕士对渤海人的发展与嬗变做了详细论述。他通过对营州之乱时“东奔集团”的族群构成分析，结合史料与现今学界研究成果，得出乞乞仲象部并非靺鞨系而是契丹贵族。他认为唐朝对于经营东北地区的有心无力和高句丽灭亡、安东都护府收缩而产生的权力真空为大祚荣建国提供了机遇。王一钒认为在渤海人形成的过程中，不同群体的融入并未阻碍渤海族群共同体的发展，而随着封建化的推行，渤海上下两层社会的风俗也发生了相应的转变。
齐齐哈尔大学曲天池硕士对渤海郡国到渤海王国的转折做出探究，他认为渤海国的发展阶段分为自立时期、郡国时期和王国时期，这三个阶段的划分与唐朝与渤海国的政治关系密不可分，其中安史之乱是渤海国由郡国向王国的转折点。
三、高句丽渤海考古新发现
近年来国内外与高句丽、渤海相关的考古研究工作取得了相当可观的进展。本次会议征集的考古相关论文多达11篇，大约占总征文数量的三分之一，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学者在高句丽渤海考古研究方面获得的成果较多，一直处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前沿位置。
1.高句丽考古发现与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飞峰副研究员主要针对辽宁省盖州市青石岭山城的相关考古研究成果发表了自己的观点，指出青石岭山城平面形状为横“凸”字型，目前已确认了城墙、城门、蓄水池、金殿山遗址、大型建筑址、墓葬等高句丽遗迹，同时发现了瓦当、陶器等大量高句丽遗物。提出大量高句丽遗迹和遗物的发现，不但为山城断代、山城布局、建筑技术等提供了重要资料，而且为研究当时高句丽人的物质文化、唐朝对边疆及周边地区的管辖提供了新的线素。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卢治萍副研究员发表了辽宁营口是高句丽山城考古调查与研究结果，通过专家的调查与确认，营口地区高句丽遗迹有三处，包括赤山山城、青石岭山城、青石岭山城附属墓地。这次考古工作，更好地甄别区分了高句丽遗迹，为今后的考古与历史研究提供了更为准确的材料。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赵宇然讲师全面介绍了甫城里壁画墓的调查过程、地理位置、墓葬结构、壁画内容以及中朝韩学界的分歧点及其成因。根据墓葬形制结构、壁画布局及内容、出土遗物提出不同于朝鲜学界的更为接近事实情况的观点。甫城里壁画墓是平壤地区砖室墓转变为石室墓的过渡期形态。修筑时间大概在4世纪末期。墓主可能是新编入高句丽的故乐浪土著势力或至少是与其有关联的势力。
宁波财经学院李想助教针对定陵寺的营造尺度做出了相关研究，他认为，高句丽在建筑方面采用中原的尺度，并随着中原的变化而变化，两者不会产生太大的差异。在五世纪时高句丽应是承袭汉晋尺度，一尺为24.3厘米。高句丽末期吸收了隋唐新规，大小尺并行，并且形成了自身的大尺。
2.渤海考古发现与研究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赵俊杰副教授针对和龙龙头山墓群龙海墓区的时代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在“三期说”的基础上，将和龙龙头山龙海墓区分为早晚两个阶段，揭示了其建筑技术、葬俗特点、葬者身份的不断演化特点。九世纪前叶，龙海墓区一直是王室的墓地使用区，王室的墓葬位置、布局关系的演变也是渤海国政治制度变化的反映。从王室墓葬与都城关系出发，赵俊杰得出结论，渤海国曾有“旧国”、显州、晚期上京三个政治中心，渤海上京城在九世纪中叶前后形成了与唐朝长安相似的都城与墓区结构，成为“东亚都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徐廷馆员就磨盘村山城早期遗存的发现与初步认识做出总结，根据对山城遗址的解剖，可以将山城遗存分为早晚两期，早期遗存以城内东区部分建筑址和石构城墙为代表，遗物多为网格纹、绳纹、素面的红色瓦件。早期遗存据推测应为高句丽时期遗址。
吉林大学考古学院杨筱筠博士发表了对于克拉斯基诺城址发现与研究的成果。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克拉斯基诺城址发掘工作已经持续了四十多年，中俄韩三方对城址进行了联合考古勘探工作。迄今为止，城址清理的遗迹包括城垣、民居设施和佛教寺院。在民居区与寺院区之间的层位对应关系方面，杨筱筠提出晚期寺院营造于“盐州”时期，早期寺院时间与“村落”时期大致相当。从“村落”到“盐州”，克拉斯基诺遗存历时性变化的根本原因是城市建制的形成、行政建制的确立和集权统治的强化。
长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美玲博士发表了渤海贞孝公主墓壁画相关研究成果。在壁画形成时间上，从墓葬的结构和规格上可以确定，壁画为贞孝公主入葬时所画，时间为公元792年。在墓画内容上，对墓画中武士、乐伎的人物身份做出辨析。在壁画风格上，贞孝公主墓壁画并非高句丽风格，而是深受唐朝壁画影响。贞孝公主墓壁画产生于唐和渤海国交好时期，体现出渤海国对于唐朝的尊崇和靠拢之意。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赵元元硕士总结了塔山山城的考古发现与初步研究。山城平面呈五边形，有两个门址，但不确定是否为高句丽时期遗址。东城门附近的发掘使城墙结构更加清楚，城墙上的大土包是否为马面有待进一步发掘。通过发掘，将山城分为四期，青铜时期、高句丽中晚期、辽金时期、明清时期。辽塔的位置和时间可以确定。
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李锡慧硕士对俄罗斯学者伊夫里耶夫及其对克拉斯基诺城址的研究做出梳理。伊夫里耶夫注重中文文献的研究，善于利用丰富的考古成果，积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重视对现有成果的总结梳理。
四、多学科视阈下的高句丽渤海研究
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胡梧挺副研究员就唐代东北亚地区对鳍足类的认识与利用做出详细研究，他认为鳍足类动物在东北亚的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沿海族群的日常生产生活、祭祀等都离不开鳍足类。由于受到了生产力水平制约和遗迹宗教信仰等影响，东北亚地区的渔猎族群虽然长期持续猎杀鳍足类，但是没有影响鳍足类的种群数量。然而，中国、朝鲜、日本对于鳍足类的大规模猎杀使其种族数量受到严重影响，这种影响最终也反馈给了人类。
黑龙江工业学院吕光副教授发表了五盔坟5号墓中龙的形象的相关研究成果。墓室壁画的龙按构图分类形式可分为青龙、装饰龙、托梁龙、坐骑龙，利用多种空间营造方法，将龙纹饰图案的“视觉空间”形成“图像空间”系统。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图旭刚馆员对地理信息系统（GIS）在高句丽山城考古中的应用做出总结，在辽宁高句丽山城遗迹的调查过程中，利用GIS的直观性、可视化把过去刻板的描述转化成不同颜色视图的直观表达，通过对地理数据的采集，为考古提供了大量的地理证据。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马业杰博士从环境史的视角下对高句丽长寿王迁都平壤的问题做出了分析。他认为，首先在地理位置上，平壤的地理条件优越性和开发程度都有利于其成为新的都城；其次从自然气候来看，高句丽原都城国内城气候条件逐渐恶劣使其丧失了适宜居住的条件；最后从自然灾害上看，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严重破坏了国内城地区的生活环境。因此在迁都问题上，自然环境的优劣成为长寿王迁都平壤的重要参考标准。
吉林艺术学院许冠华硕士从美学思想的角度对渤海上京龙泉府建构做出解读，从选址、布局、建筑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发现其中美学思想以汉文化为主导，体现在“天人合一”的审美追求、“仁义道德”的艺术法铭和“多元统合”的文化气度上。
五、名家讲坛
本次学术研讨会首次增加名家讲坛环节，中央民族大学李鸿宾教授和北京大学韦正教授受邀作专题讲座。李鸿宾教授讲座题目为“唐朝河朔的地缘区位——兼论中国古代中枢权力的西东向转移”，韦正教授讲座题目为“高句丽壁画墓葬初研”。
李鸿宾教授所谈的主要方面是唐朝河朔的地缘区位问题，附带谈及中国古代王朝国家最高权力地区性转移问题。李教授从河朔地区历史故事谈起，点明“河朔故事”的基本属性就是权力的争夺。之后，李教授对河朔的地缘特征做出分析，认为河朔之自立或表现出脱离朝庭控制的现象，是建立在王朝结构角度考虑的。唐朝能够管辖河朔，是在618年唐朝的建立及其聚集的力量释放出来之后，河朔的权力游移方向就从由东北起家势力的支配转向了中原王朝。河朔距离唐朝的政治中心较远，唐朝的地缘格局特点是蜗居关中，擎指山东，南连江淮，形成三块区域为一体的农耕腹地。河朔这种地理区位及其变化的主旨实际上是政治权力通过王朝衍化中如何配置、怎样行事乃至如何走向的问题，处理人群关系是权力配置和走向的关键。唐代河朔是聚权的典型，晚唐朱温崛起取代河朔的位置，政治重心转移到汴梁，之后王朝更替政治权力又转向北京。李教授的观点深刻而具体，他认为国家权力把人群组织起来在一个地理区域活动，三点一线为线索，国家权力为主导，同时国家权力也决定了地缘重要性，问题背后都是权力来决定的。李教授所做报告从区域性出发、以微观的角度以小见大，发现了河朔地区背后隐藏的大问题即中国古代政治中枢权力转移问题。而权力中枢从西向东转移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有影响力的大问题，目前的研究不是很充分，李教授此次所做报告对之后的相关研究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北京大学韦正教授对高句丽壁画墓葬进行了系统性的探究。韦教授指出，考古学上首要解决的问题是高句丽墓葬壁画的年代问题，在解决了年代问题后，可以围绕年代问题适当讨论其他问题。韦教授从集安和平壤壁画墓对比入手，尝试推定墓葬年代，并通过两地墓葬的阶段性变化对高句丽壁画墓的发展进程及意义、佛教与华夏传统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而细致地探讨。
六、总结
总体来看，本次会议取得了很大成功，可归纳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本次会议涉及学科领域较为广泛，涵盖了中国史、全球史、边疆史、考古学、文献学、民族学、环境史、历史地理学、经济史、美学等多方面，学术视野开阔，打破了各学科之间各自为营，缺少交流的局面。在高句丽、渤海史研究领域各学科相互交流、融会贯通，促进了高句丽渤海研究领域的学术创新与发展。第二，本次会议的学术成果在质量与数量上都十分可观，特别是考古学相关方面尤为丰硕，例如高句丽山城、高句丽壁画墓的发掘研究，会议为近几年高句丽渤海相关考古科研工作提供了交流的平台。其余论题也十分丰富，包括东北边疆与民族、东北文献整理与研究、东北各政权交往等。第三，会议中也总结了高句丽渤海史研究领域继续加强的地方，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新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