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读《史记》 / 四六文摘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近日播出的《典籍里的中国》第三期，用古今对话的戏剧方式为我们演绎呈现了司马迁与《史记》的故事，让我们过了一把“想见其为人”的瘾。而要更全面真切地了解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故事，恐怕就不能不读《太史公自序》及《报任安书》这两篇文章。

《太史公自序》是《史记》的最后一篇，是司马迁对自己家世及生平经历的记述，文中阐述了自己撰写《史记》的缘由，逐篇概述了《史记》一百三十篇的内容；《报任安书》则是司马迁晚年给好友任安的一封信，详述了自己遭宫刑后忍辱负重以撰成《史记》的心路历程，感人至深。

那么司马迁为什么要撰写《史记》？司马迁为撰写《史记》又做了怎样的准备工作？为什么《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骚》”？让我们一起到《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中寻找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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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典周史志续《春秋》

司马迁为什么要写《史记》？首先是受到其父司马谈的影响。节目中有一个情节，就是司马谈让幼年的司马迁背诵家族的历史：“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这句话是《史记·太史公自序》开篇的话，说的是司马氏远祖在远古时期掌管天文地理之事。

据《太史公自序》记载，到了周宣王时，司马家族的得姓始祖程伯休甫担任了“司马”一职，因此他的后代便以司马为氏。而司马氏在周代“世典周史”，即世代掌管周王朝的史事，因而节目中司马迁说修史是他们家族的使命。不过，司马迁的直系祖先，如八世祖司马错曾率军伐蜀，六世祖司马靳曾随武安君白起出征，似乎都只延续了司马氏的家传兵学，而没有继续做史官。直到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汉武帝时期长期担任史官，才算接上了司马家族的修史传统。

生逢汉武帝时那样的盛世，司马谈很想接续家族的修史传统，编写一部史书，并做了一定的准备工作。可惜，司马谈并未能完成这个心愿。临终之前，司马谈对儿子司马迁说：“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叮嘱司马迁不要忘记自己著史的遗愿。从此，司马迁便以发扬家族的史官传统、完成父亲的修史遗愿为使命。

当然，司马迁之所以写《史记》，又不仅仅是因为“世典周史”的家族传统，还因为他有继孔子作《春秋》的雄心壮志。司马迁认为，周公死后五百年而有孔子，孔子写下了《春秋》，寄寓了他的王道理想；而孔子死后，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也差不多五百年了，自己身为史官，躬逢盛世，应当接续孔子作《春秋》的传统，记载圣君贤臣的功德，使之传扬于后世，因此他说：“小子何敢让焉？”

“世典周史”的家族传统、父亲修史的遗愿、接续孔子作《春秋》的雄心壮志，激励着司马迁去撰写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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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司马迁为了撰写《史记》，做了大量搜集史料的准备工作，可以说是“行万里路，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是说司马迁为了搜集史料，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工作。司马迁二十岁时开始了一次远程旅行，游历大江南北，到过祖国南部和东部的许多地方，考察了很多历史遗迹。节目中呈现了他到潇湘大地凭吊屈原，到会稽山寻访大禹和越王勾践的遗迹，到孔子讲学的杏坛怀想孔子……司马迁的这种实地考察，也体现在《史记》的其他篇目中。比如《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司马迁曾经到韩信的老家淮阴探访，当地人对他说，韩信从小就志向远大，他母亲死后，特地找了一块特别宽敞开阔的坟地，“令其旁可置万家”。这种实地考察得来的史料非常鲜活生动。

韩信

这次游历祖国南部和东部的旅行结束后，司马迁就回到朝廷，担任了郎官。担任郎官之后，司马迁经常随汉武帝巡行四方。他在《五帝本纪》中说“余尝西至空桐”，也就是今天甘肃平凉的崆峒山一带，应该就是随汉武帝西巡时的事，因而对于祖国的西部边疆有所了解。司马迁还曾奉命出使西南地区，对西南地区的地理形势、物产状况和民情风俗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为他撰写《西南夷列传》《货殖列传》提供了坚实依据。《史记·蒙恬列传》也讲到他到北部边疆，考察蒙恬筑长城、开直道的情况，可见他也到过祖国的北部边疆。

可以说，司马迁之所以能写出《史记》这样一部伟大的著作，与那个大一统的时代给他提供的行万里路、游历四方的大舞台密切相关。

汉武帝像

当然，要写历史，仅仅行万里路显然是不够的，还需要读万卷书，因为很多历史都记载在书籍文献之中。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人，《太史公自序》中记载他曾“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广泛学习了天文、《周易》、道家思想等方面的知识。他还曾写了一篇《论六家要旨》，对当时儒、墨、道、法、名、阴阳等六家学说的利弊做了精当的评论，可见其思想的深度。这样的家学渊源，对于司马迁的成长显然是很有帮助的。

司马谈对司马迁的学习很重视，十岁就让他学习古文字，后来又让他跟随当时的大学者孔安国、董仲舒等学习《尚书》《公羊春秋》等典籍。后来，司马迁担任了太史令，可以读到皇家图书档案处收藏的大量文献档案，掌握了更多的史料。《史记》的很多篇章都曾提到他读书的情况，如《五帝本纪》中提到读《春秋》《国语》，《管晏列传》提到读《管子》，《孟子荀卿列传》提到读《孟子》……

《春秋公羊传》

当然，仅仅掌握大量史料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对史料的辨别能力。司马迁对于史料的去取非常审慎，如《五帝本纪》的“太史公曰”部分，提到当时关于黄帝的传说非常多，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难于判断选择，可见其取材之严谨。《大宛列传》中就根据张骞通西域的实践，判定《禹本纪》《山海经》中的怪诞记载不可信。

总而言之，通过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搜集史料，辨析史料，司马迁为撰写《史记》做了充分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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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愤著书无韵《离骚》

节目中反复提到，司马迁写《史记》是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几句话就出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见于《汉书·司马迁传》《文选》《古文观止》等）。任安是司马迁的好友，当时因罪被关在大牢里，因为司马迁是事奉皇帝的近臣，便写信给他求救。《报任安书》就是司马迁给任安的回信。

《古文观止》

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回顾了自己遭遇李陵之祸的经过。李陵是汉代名将李广的孙子，率领五千步兵出征匈奴。结果遭遇匈奴主力部队的围攻，李陵率部拼死血战，杀敌无数，终因寡不敌众而投降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非常震怒，别的人都落井下石，只有司马迁仗义执言，认为李陵素有“国士之风”，“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这次战斗，以寡敌众，仍杀敌无数，最终投降只是为了保命以求今后能报效国家。汉武帝认为司马迁为李陵表功说情，意在讥讽贰师将军李广利。因为当时率领汉军主力的是贰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多少军功，却也损兵折将，损失惨重。汉武帝因此恼怒，反而将司马迁关进了大牢。后来，汉武帝派一位将军率兵深入匈奴去迎接李陵。可这位将军无功而返，只抓了一个俘虏回来。俘虏说李陵在帮助匈奴练兵，对抗汉军。汉武帝一怒之下，便将李陵一家全杀掉了。司马迁也因而受了宫刑。可后来发现，那个俘虏说的话纯属讹传，帮匈奴练兵的是李绪，而非李陵。李陵和司马迁可以说都蒙受了不白之冤。

对司马迁来说，宫刑是奇耻大辱。而他之所以愿意接受宫刑而不去死，是因为他认识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自己就这么伏罪去死，那么就像“九牛亡一毛”，跟蝼蚁没有什么差别；而自己“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世也”。

司马迁还历数圣贤发愤著书的事例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厎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而自己也正是因为《史记》一书“草创未就”，“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

《楚辞》

但宫刑的耻辱对司马迁的心理冲击是极大的，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因此“肠一日而九回”，“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而这次经历，也使司马迁对当时的社会有了更深刻自觉的批判意识，并将其满腔的激愤灌注于《史记》之中，书中许多人物因而都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故鲁迅誉之为“无韵之《离骚》”。节目中，司马迁认可鲁迅为知音，确有道理。

当然，要了解司马迁的思想和人格精神，仅仅读《太史公自序》《报任安书》仍然是不够的，必须要进一步去《史记》本身，更加真切全面地去感受那颗伟大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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